[史记]中的信陵君与张良

　　信陵君 　　“魏公子列传”（有的版本作“信陵君列传”，恐非司马迁本意）是《史记》的名篇，历来赚够了读者的同情与赞叹。所写的主要事件“窃符救赵”，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抗战中，经过郭沫若郭老的生花妙笔演绎为戏剧《虎符》，更加万口争传，深入人心。 　　读此传，窃以为初学者当首先注意体会以下几点： 　　一点是，司马迁是极为尊敬信陵君的。司马迁为战国末期四公子立传。对另外三公子，即孟尝君、平原君（注意：与虞卿合传）、春申君，传中均客观地称呼他们的封号，独有对信陵君，传首题目就高揭“魏公子列传”，传中除必要时外，不称封号，口口声声尊称“公子”。据我的大略统计，高喊“公子”一百四十余次（季子韦老师准确地记为147次，见《来之文录》178页）。这是对信陵君佩服到极点，才使用此种尊称，采取这样的写法。出于历史家的公心并搀杂有许多复杂的心理状态，司马迁更加大胆而露骨地把名“籍”字“羽”的项羽列入“本纪”，而且高举“项羽本纪”的题目牌号。后世的史家没有谁敢这么干的，《汉书》立传：“项籍传”。当然，司马迁钦佩信陵君，那是从心眼里冒出来的，与高抬项羽之复杂心情不太一样。项羽的事，容当后论。司马迁之以饱蘸感情的笔墨写作“魏公子列传”，则必须对初读此篇的读者着重指出。 　　司马迁既然是抱着钦佩与同情的心理来写作此传，自然“为贤者讳”，使出他最擅长的“互见法”来。这也是必须提请初读此篇的读者注意的。所谓“互见”，就是史家在为一个人的一生写传时，把那个人的事迹分别地记载在不同的篇目中。其目的或说用意可说各不相同，因人因事而异。以“魏公子列传”而论，目的、用意十分明显，就是保护传主信陵君，把他作的大事、好事、露脸的事，集中在本传中写，其它的，分散在别的相关的传里去了。 　　信陵君一生礼贤下士，从谏如流。这是他的优秀品质的一面。他作的最大的大事，也是最露脸的事，一是窃符救赵，二是率五国兵卒“走蒙骜”。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另一方面。他被谗后，“自知再以毁废”，“饮醇酒，多近妇女”，这就是后世成为成语典故的“醇酒妇人”的由来。后代人常为此一掬同情之泪。这些，都被司马迁记入此篇。别的呢？ 　　“范睢蔡泽列传”中记载，范睢一定要自己的仇人魏齐的脑袋。魏齐在平原君那里，秦昭王把平原君请到秦国，当了人质，写信给赵孝成王，叫他拿魏齐的头来换。赵王就抓捕魏齐。赵国的“相”虞卿讲义气，解相印与魏齐一起逃往魏国，投奔信陵君。其实这两人也知道魏国藏不住呆不下，只不过想通过信陵君资助过境，逃往楚国。信陵君不敢与他们见面，装模作样地问大伙儿：“虞卿何如人也？”（这可是司马迁神来之笔，信陵君能不知道赵国国相的情况吗？）以“好士”的标准衡量，这可有点“栽”、“丢份”。侯生晓以利害，信陵君大为惭愧，赶紧出城到野外郊迎。可是魏齐已经激愤自杀了。魏齐的头，最后还是由赵王取得，献给秦王，这才把平原君给换回来。在这件事上，信陵君有点栽跟头。司马迁将此事写在范睢传里，也不喊“公子”了（侯生对信陵君说的话除外），写“信陵君”四次。虽然够不上“笔伐”，对照“魏公子列传”的热乎劲儿，也有点冷飕飕的了。 　　司马迁写“魏公子列传”之所以写得好，已经许多先辈时贤指出，是“攻其一点，不及其馀”，亦即现代人习惯说的“抓住主题思想来取舍材料”。如果说，因为受体例等限制，在别的传记里办起来不太容易，那么，起码在“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是着意地这么办，而且办到了。 　　司马迁笔下的信陵君的一生，是和“抗秦”密切联系的。他的礼贤下士，是为了魏国，而魏国最大的外患是秦国。所以，自然而然地，信陵君就由被动——即泛泛地礼贤下士而并无明确用士的假想敌，而被迫走上了抗秦之路。终于，信陵君在他的晚期，自觉地认识到自己与强秦是誓不两立的，最后因受现实逼迫，唯一的愿望（不能说是理想）即抑制强秦不能实现，有意识地戕害自己的身体而死。“魏公子列传”完全按此主题安排素材，凡是认为与此关联不大的，统统采用“互见”，写到别处去了。为此，只是重点写“窃符救赵”、“走蒙骜”两件事。别的，即使与抗秦有点关联，也不惜割爱，送往别处。 　　总之，不管是冲淡还是加浓，司马迁写作“魏公子列传”时，看来主要是采用写作文学性传记的写法。作为文学性质颇为浓厚的作品，他突出了自己所要突出的主题思想，取得极大的成功。然而，要是不用“互见”跟着，就不成其为信史了。 　　“魏公子列传”中，不但极力树立信陵君的光辉形像，对几位配角虽着墨不多，也写得凛凛有生气。 　　侯生是写得足够了的。 　　写晋鄙，公子说他“嚄唶宿将”，司马迁写他：“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今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仅仅从这两方面一写，特别是记录晋鄙的口吻，当时的情态如画。写朱亥，也是几句话写出性格。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如姬是个“暗场”人物，她没有走上前台，但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为国家报知己视生死于度外的优秀妇女形象却跃然纸上。在司马迁创造的女性形像中，她是最能戳得住的一位。这也留给后世的作家如郭老等人以极大的创作空间。 　　司马迁是极擅长写论赞的。后世史家都赶不上他。司马迁写的论赞，一个特色是笔锋常带感情，另一个特点则是常常表示自己亲自去过某地，实地进行过调查。《孔子世家·赞》就典型地表现出这种特色与特点，此处姑且不具论。《魏公子列传·赞》则有如后世李白写诗，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然而联通在一起，却是自有内气通贯。通观之，那可是一篇诗意盎然的议论加抒情文字。以其为短篇，辄全引如下： 　　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此城基本毁灭），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访问调查所得）。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下评语抬高信陵君）。名冠诸侯，不虚耳（带有摇漾着的感情色彩）！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需要补充说明的，有不相关联的两点：一点是，为甚么一再写寻觅“夷门”，非得点出“城之东门”不可？拙见是，这是在暗示，司马迁在大梁之“墟”进行过大量的调查，犹如今日我们的民间文学工作者下去“采风”（不等于古代的采风）。所以，有的研究者认为，“魏公子列传”主要采用采集来的民间传说写成。这样说，直接的证据可以说是没有的。司马迁在这里所说的对夷门的调查，却是旁证。司马迁在“魏世家·赞”等处所记的自己对大梁的调查，是另一种旁证。另一点是，据《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给秦始皇、陈涉、魏安釐王等设立的守冢户都是十家，给信陵君的只是五家。可见，刘邦脑子里的等级观念还是很重的。司马迁在上引这篇“赞”里只提信陵君，不及其馀，巧妙地给遮掩过去了。或者说，重点提出，信陵君这个级别的人物中，只有信陵君得到这种待遇。 　　最后，似应指出，“魏世家”所载，魏安鳌王三十年，公子回魏，打败秦军。此时，魏太子增质于秦，秦国想处置太子增。有人替太子增说话，说明应“贵增而合魏”。“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为景闵王。信陵君无忌卒。”看来，这三四年间，秦国对魏国的反间活动十分猖獗，太子增因为自己的命运几乎间接操之于信陵君之手，对信陵君的印象好不到哪儿去。把信陵君之死系于太子增继位之后，姑不论时间先后，从写法上看，乃春秋笔法也。信陵君醇酒妇人没有几年。 　　留侯张良 　　《史记》创造了“世家”这一体裁，写出三十篇世家。前十六篇写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独立的诸侯国的历史，所谓“独立”，是说这些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土地、人口、主权、封爵，自行发号施令，属于独立国。第十七篇“孔子世家”最为特殊，写的是无土无爵不掌政权（短时间当政可以略去）的文教大师孔子的历史。第十八篇“陈涉世家”，意在奠定首义导致灭秦的陈涉的地位，陈涉揭竿而起，也曾有土掌权，够一路诸侯的资格。 　　《史记》留给汉代“诸侯”十二个“世家”席位。“外戚世家”实为一种“同类合传”，与“循吏”“酷吏”“儒林”“游侠”等传的以类相从属于同一种归纳法，之所以升为“世家”，司马迁点的是外戚常常以多种手法参政，意别有在。分给刘姓分封的王六篇，写的都是和中央政府未必一心一德的诸侯王，包括想造反和小小地造反的。公开造反的头子“吴王濞”可就打入“列传”中去了。分给功臣诸侯的五篇。耍知道，刘姓分封的王不止这些，异姓诸侯更多，据“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功臣侯者百有馀人。”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那时封侯者为一百三十七人。所以，这六篇加五篇，乃是挑选出来的最有代表性的、最重要的诸侯。“留侯世家”厕身其中，足以显示出，张良是一位在历史舞台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重要人物。 　　在楚汉相争中，张良为刘邦出谋划策，有多项导致汉王胜利的决定性的“胜算”，都是张良给出的主意。在刘邦立太子一一也就是后来的汉惠帝一一的“大计”中，张良的计谋也保证了太子地位的巩固。由于张良在某些大事中起的作用太大了，太重要了，以至司马迁不嫌词费，在不同的传记中，虽然或多或少，却是多次在参与的大事中重复提及张良。窃以为，《史记》使用“互见法”，基本上有两种写法。一种如“魏公子列传”，在本传中写到的，其它各传中就不写、少写，反之亦如是。另一种则是如“留侯世家”，这里写了，那里也写，虽有多寡之不同，但是，作为大事来写，则是一致的，而且都不没张良之功。这另一种互见法的使用，窃以为在写张良这个人物时达到极致，属于司马迁使用互见法的另一种典型。所以，读“留侯世家”，最好结合其它相关传记来读，起码能加深对张良这个人物的印象。司马迂是不是应用此法来加强对张良这个人物的雕塑呢？不敢说。但是，在客观上，如果读者采用下走所说的这种“对读法”，肯定能起到加深印象的效果。 　　张良的“胜算”，“留侯世家”中写到的，主要有： 　　说动刘邦：收买秦将，然后乘其懈怠，攻破秦军。先入成阳，招降秦王子婴。 　　说动刘邦听樊哙的话，还军霸上。 　　在“鸿门宴”的前、中、后，保护刘邦免遭项羽杀害。此事特别重要，主要记载于“项羽本纪”中。但也在“留侯世家”中记上一笔，而且不忘提醒读者：“语在‘项羽’事中。”把“互见”都明确地提出来了。 　　献计给刘邦：明烧栈道。张良回报项羽，说刘邦“无还心矣。” 　　献计，让刘邦以土地、封爵为饵，联合黥布、彭越。 　　借箸为刘邦说明，“立六国之后”有“八不可”。 　　提醒刘邦：应允韩信的要求。并代表刘邦去立韩信为齐王。又提醒读者：“语在‘淮阴’事中。” 　　献计，使刘邦按计招来各路军队，造成项羽垓下败亡。“语在‘项籍’事中。” 　　司马迁没有明说互见，却是在“留侯世家”之外大写特写“互见”的，主要是在“高祖本纪”之中。大略地说，计有：高祖用张良“略韩地”；献策围宛；献策使郦生、陆贾说秦将投降，然后又建议进攻军心不定的秦军，趁势入咸阳，灭亡秦国；说服刘邦听从樊哙的意见，还军霸上；鸿门宴，特别点出张良、樊哙之功；建议并代表刘邦立韩信为齐王；在刘邦中箭受伤后，建议“强起劳军”；说动刘邦在鸿沟为界罢兵后背信弃义，追赶项羽，建议用土地、封爵再次引诱韩信等率领部队来援，造成项羽在垓下的最后失败；说服刘邦同意娄敬“都关中”的建议，等等。特意重点写刘邦对张良等三位“人杰”的口头鉴定，头一个评定张良：“夫运筹策帏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这话在“留侯世家”中，因封功臣而重提：“运筹策帏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注意，没有提也是常出“奇计”的陈平。可见，在这方面，刘邦认为，张良“运筹帏幄”的本领最大，出的主意又多又好。 　　此外，“吕太后本纪”中，重点记张良出谋划策，招来“商山四皓”，稳定了太子的地位。以及张良奉命立刘襄为齐王的事，此事较详细地记录于“齐悼惠王世家”，齐哀王发兵的“遗诸侯王书”中作为自己的有利证据提出，可见张良在诸侯王心目中的地位。 　　此外，互见之处，大体上还有：“项羽本纪”，重点是“鸿门宴”，那是叠被后世各种文选引用的“名篇”。“陈丞相世家”、“彭越列传”、“淮阴侯列传”、“韩王信列传”、“樊哙列传”（鸿门宴事）、“周昌列传”与“叔孙通列传”均重点记述“以（张）良策不废太子”事，“刘（娄）敬列传”记张良“明言入关便”事。要说《史记》中应用互见法，在张良身上可说是表现得最为明显的了。 　　综合张良出谋划策的内涵，可以说，他出的主意有两大特点。一点是，纯粹从利害关系观察问题。另一点与之有密切关联，即是，为目的不择手段，背信弃义是家常便饭。例如，招降秦将后立即进攻秦军，先人关灭秦。又如，定鸿沟为界罢兵后，立即蹑项羽之后。别的计谋可以类推。他这一套，大有战国纵横家纵横捭阖的作风，有过之无不及。 　　以上是就“留侯世家”主体及其互见而言。“留侯世家”的一头一尾特别杰出而奇特，值得提出来说一说。 　　开头记了两件事。一件是募力士椎秦始皇于博浪沙，误中副车。这说明张良那时只是年轻气盛，为报国仇家恨而采用暗杀手段。这是荆轲刺秦王方式的继续，带有冒险主义性质。窃以为，即使成功，也未必能动摇秦国的统治。这不过是泄愤罢了。 　　另一件，历来公认为与张良的成长、成熟、成才，以及晚年的一套行止、做作有密切关系，那就是“圯桥进履”了。截出此事单独来看，张良忍气、敬老、按时赴约，以及此后努力自学成才，都是对后代人很有教育意义的。这一段故事常常被各种选本单独截取，中小学课本或用原文，或改写成语体译文，流传甚广。20世纪80年代初，一次语文高考，用这段故事原文为文言文试题。窃以为，用这篇短文来测试学生，十分恰当。因为，考一个人的文言文程度，应该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看对古汉语词语词义的理解，特别是古今词语同形而意义“微殊”时，或古代对某种词语有规定性用法而不能从表面上去了解时。二看对古汉语某些特殊语法现象是不是能够敏锐地感知。 　　先看词义。“步游”的“步”，意为“遛达”，带有点“锻炼，遛遛腿”的意味。《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步马”意为遛马兼调教马，与此处的“步游”意思差不多。“游”在此处与后代的“闲逛”意思差不多。“后十年，兴”的“兴”，乃是只说半句话，意近于咱们说“起来了，站起来了”，半吞半吐地喻指反秦的风暴要起来。但是，这段短文中表示时间的词语才是不宜忽略的，它们有自己的固定内涵。按，秦汉时期，通行一种“十八时分”的计时法。陈梦家《汉简缀述·汉简年历表叙》有简要记述，请参看，不赘述。鸡鸣、夜未半、夜半都是一种时分专名词，与自然界的鸡鸣、夜半不十分对应。平明指清晨，旦日指第二天的“平旦”时分，与时分制度有些联系。这些专名词似乎均可不对译，只在其后加个“时分”便了。 　　再看语法。“履我”“履之”都是使动用法，即“使我履”（给我穿上鞋），“使之履”（给他穿上鞋）。“怪之”“异之”都是意动用法，意为“认为它奇异”“认为它奇特”。 　　还应看看有歧义的解释。“圯（yi）上”，一般解作“桥上”，可是，有些研究者认为，可能是“汜（si）上”，因为有的《史记》古写本写作“汜”，意为“水已乾涸的洼地”。“汜上”是洼地边上。“直堕其履”的“直”，清代大学者王念孙解作“特意”。 　　张良多病，刘邦统一天下后，更病病歪歪。他学辟谷、导引、轻身（减肥），说：“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他过济北，看见谷城山下“黄石”，说是“黄石公”，“取而葆祠之。”玩儿这么一套把戏。窃以为其中有真有假。下走以为，他大约自知得了“消渴病”，故而少吃主食，减肥，加强锻炼。后来吕后不明医理，强迫张良吃喝，把张良给坑了。至于张良玩儿的一整套神仙把戏，明眼人皆知这是“韬晦”。有人为张良庙撰联曰： 　　从龙逐鹿两茫然，妙用无方，何害英雄同好女； 　　黄石赤松皆戏耳，善全有术，不遭菹醢即神仙。 　　“好女”是司马迁写“传赞”时提出的。战国秦汉时代，“好”指“貌美”。《说文》：“好，美也。”并把“姝”“姣”等字都解作“好也。”看来，“好女”指的是“年轻美貌的女郎”。“褚先生”补《史记》，为西门豹写传，“河伯娶妇”一段也成为后世传诵的名文。其中“小家女好者”“有好女者”“是女子不好”等多次出现，都应作如上解。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