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与联想

作者：黄万盛

开放时代 2004年09期

　　我们得快点，时候不早了。再过不久东方将不复存在。或许我们将是其最后的凝视沉思者。

　　——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中国是物件。是不存在。母亲拥有一袭芥末黄的水洗丝袍。她说，这袍子原本属于一位皇太后宫中的侍女。

　　——苏珊·桑塔(Susan Sontag)

　　我踌躇了很久，面对“跨国公司和中国社会”这巨大的题目，百思不得其解，屡屡对而忘餐，常常中夜起坐，它是如此的诱惑我，以致于明明知道自己才疏学浅力不从心，却仍然不舍将其弃置心外。某一个片刻，当你思索它的时候，它是那样广阔无涯，铺张缭绕，仿佛可以包罗一切；另一个瞬间，它却是如此的具体，男女老少、穷丐富贾、平地高楼、阡陌乱野、灯红酒绿、饿殍瘦骨，一切的一切都扑面而来清新可辨。我迷惘了，迷失在理性和实证的抉择中，自许为理论家的人们总是习惯地游走于二者之间。

　　你能说这不是理性的问题吗？一个巨人般的力量横空出世，山河变色，天下重组，社会随之改变，历史已然刷新，这不是历史哲学？在上一个规模远小的断裂席卷世界时，从理性精神的地平线上至少走出了三个思想伟人：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他们卓有成效的解释和批评，成为光芒万丈的灯塔，照耀着芸芸后人。今天的我们，不可逃避地卷入更加波澜壮阔更加摧枯拉朽的激变转换，跨国公司、资讯时代、全球网络，正在改变整个世界，你敢说不需要理性的照察，不需要精神的指路明灯？你敢说，我们的时代不会产生更伟大的思想巨人？

　　可是，另一种声音也决不示弱，纵使万般无奈，你也得承认，理性的时代日暮西山、渐行渐远，康德主义的理性主义辉煌不再如日中天，那个时代正在过去，更确切也更自然地符合它的发展的逻辑，现在，理性主义很像展现最后美感的落日斜阳，宁静，并且过分美丽。你得敬仰，那种通常送别时才有的尊敬。即使你没有兴致攀附专门解构理性的后现代主义，仍然可以有另一种选择，而且对理性主义的扬弃看起来更象模象样，这就是由经验论发展到极致的计量化、数据、模型、统计学，加上计算机，精致而且很学问，几乎无可辩驳，如果你不能同样地拿出数据和模型。如今，它红透西方，成为学术界的典范形态，计量经济学、计量社会学、计量政治学，如此等等。“跨国公司”、“中国社会”这些字眼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商品、货币、工厂、商店等非常固态的物化存在。投入、产出、成本、利润、进口、出口、劳动力、消费者、市场、运输，等等，在本质上就是量化的存在。如果不用量化手段处理这些课题，反而是怪异的、不能容忍的。

　　我赞成量化，因为量化是有效的学术方式，可是，我同时也反对量化，因为量化早巳不只是学术方式，而成为最基本的社会评价方式和生活方式。学术方式对生活方式有示范性，我们在接受量化的学术效用时，无论如何对量化的生活方式要有足够的警惕。它不仅创造一种机械呆板的日常生活，更危险的是与拜金主义携手，形成彻底消解精神价值的庸俗社会。

　　在跨国公司和国家社会的问题上，最基本的量化单位就是货币，社会贫富、国家强弱都是以货币为计量单位，任何一个跨国公司的实质行为，也都以货币为核算单位，即使是中国政府每年公布的各种经济数据，哪一种不以货币为基础呢？货币的有效乃在于它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现如今的社会真的很重视货币单位的意义，把“一般等价物”的功能竭尽可能地发挥到了极致，早已越出了流通和交换的领域。非物化的存在也已经被货币量化了。身份、地位、名望、尊严，现在都可以用钱来衡量了。一个昨天的混混和痞子，只要有钱，今天就会人模狗样地有了身份、地位，一个甚至可能智商都不健全的人，只要捏上大把票子，无需自己动手，就会有人把他包装得有头有脸、鲜光闪亮，要什么名望有什么名望，要多少尊严就会有多少尊严，连他自己都尊严得后怕。你说吧，有什么不能被货币量化的？纯洁有如贞操，神圣有如婚姻，只要你有钱，自有美女轻解罗裳投怀送抱。二奶、三奶们，哪一个不是由钱量化出来的？美容术滥觞后，嘴唇、鼻梁、眼睛，乳房、腰身、屁股，甚至两条腿，从痴肥到修长，明码标价，彻底量化，也许有一天你无论在哪里都能听到用菜市场卖猪肉的语言来谈论“你的鼻子多少钱”、“你这个臀部多少钱”、甚至待字闺中准备嫁你的新娘告诉你她的乳房多少钱。希望你能从现在开始有所准备，一如既往地保持镇静，这一天已经很近了。人们现在还只是以讥讽的口气说“良心值几个钱”、“道德多少钱一斤”，谁能保证一个拜金主义社会中有创造性的消费天才们不能当真地给它们标上价码呢？这样的“量化”令人恐惧，我想起了苏珊·桑塔，“中国是物件。是不存在”，难道那“芥末黄的水洗丝袍”中透出的感伤、愁绪、情怀、韵味、境界，真不能成为有意义的心理存在？事实上，情怀、品味、境界、意义，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品质，是一个社会成其为社会的基调所在，是一个社会文明和文化程度的核心，是一个社会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标准和尺度。没有这套精神性结构，拥有再多的货币，人也不过只是金钱动物，与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别无二致。财富的创造、物质的丰富，可以改变世界，这是不错的。可是，不是把世界改造得物欲横流，更加野蛮疯狂、更加贪婪粗俗，而是让这个世界更富人情，更具品味，更有境界，这才是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

　　一个简单的道理，看来是被绝大多数人忽略了：社会的品味与境界，可以说，与钱毫无关系，可是，钱却绝对可以腐化社会的品味和境界。把这个道理再引伸，与当下的时尚结合，可以得到更有意味的观点：想用钱“购买”身份、体面、尊严，说明它们比钱重要；当钱可以“买到”身份、体面、尊严，那就是钱比这些更重要了。遗憾的是，代表这些精神价值的知识群体中的一部分人正在热衷于把自己转变为这场交易中买方市场的帮办，钱正吞噬着这个群体的精神和灵魂。因此，知识分子的自我拯救要远比他们以精英的心态拯救大众紧迫得多。

　　同样的道理，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改变制度法规，改变人的生存状况，可是，更重要的是它将如何改变中国的精神方向？我们必须把历史的命运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不能任由跨国公司把我们带到丧失我们精神历史的未名地！谁能肩负这个重大的责任？让我们等待那个需要自我拯救的群体吧，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不仅仅要从与权、商勾结的网络中解救出来，更要从痴恋科学、技术、物质的百年迷思中挣脱出来，这个巨大的精神包袱实在是背得太久了，它包含了诸如西方、民主、科学、真理、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法制、公民社会等一套又一套话语。这套观念究竟是在什么背景下理解的？又是如何被理解的？这个反思已经到了非做不可的时候了。

　　当福楼拜忧心忡忡赶着去“凝视沉思”那个他以为将要消失的东方时，那个古老的东方的人们又是如何看待西方的呢？我在处理文明史时用过两个命题，一个叫“文本时代”，一个叫“传统时代”。前者是指前所未有的创造思想典范的时代，后者是指无可避免在典范的规定下创造转化的时代。轴心文明时代就是“文本时代”，从东方到西方，先哲们第一次全面地解释从人生到宇宙的重大问题，形成了中国、印度、希腊、耶路撒冷的四个大智慧体系，开创了人类精神发展的基本构架。从此以后，思想的创造就进入了“传统时代”。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全方位地经受西方的冲击和挑战，在思想文化领域展现出一批全新的课题。了解西方，并且以此为参照开展全面的自我反思，从那时到五四运动，经历半个多世纪，形成了现代中国关于东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典范和观念，成为一个貌似的“文本时代”，这个典范几乎主宰了全部关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这也是为什么五四以来近百年的中国思想主要的争论几乎全部是在五四的话语中不断重复。我们把它叫做“五四的传统”。但是，它真是一个“文本时代”吗？真的有可能把先秦开创的“文本时代”一脚踢开、另起炉社？如果这是可能的，那它为什么没有有效地完成中国现代性的转型呢？当然，所谓的“五四传统”还会有人执着地走下去，但这并不妨碍走另一条路，从中国古代的大智慧来理解中国的现代性，来理解西方，西方的现象和西方的价值，甚至像今天的课题，例如西方的跨国公司等等。

　　事实上，“五四”的典范以来，中国几乎在任何意义上都进入了以西方为典范的历史时期，这给中国社会造成了空前的紧张，这种紧张不只是体现在社会关系、社会发展理念的冲突上，它更重要的是构成了高度紧张的集体性的社会心理状况，用德勒兹的话叫“社会精神分裂症”。其最深层也是最深刻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知识分子断然地否定了任何意义的根源性的自我认同，把中国现代性的建设全部座落在西方基础上，源自本土的一切文化价值和精神资源都被认为是有害的、毫无价值的，中国企图开展的是一种完完全全非本土化的现代化，这种惊世骇俗的努力很像西西弗斯神话，除了令人感动不会有任何结果，它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人类历史从来没有这种非本土化的现代化成功的范例，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可能。即使殖民都还要考虑迁就因应当地的习俗传统。跨国媒体进入日本时，因为对日本本土的情况不屑一顾，栽了大跟头，尔后调整策略，充分尊重日本本土资源，才获得成功。

　　“五四”这种极端的非本土化取向，一方面把西方当作全能的精神图腾，一方面竭力颠覆扎根于日常生活方式中的本土的心理、价值、文化结构，这是来自一个民族内部的无情的自我否定，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它完成了一个弗洛伊德式的“自我无能”的心理暗示，这是一种“阉割”的焦虑，所不同的是，在弗洛伊德那里，这种“阉割”是个人的，而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的“自残”式“阉割”却完全是群体的，“五四”的精英们就是这场精神“阉割”最后的操刀手。大概只有从这个角度进入，我们才能真正了解这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精神历程是何等痛苦、何等惨烈！一个在“群体阉割”的焦虑中饱受煎熬的民族的苦痛的灵魂。这种被“阉割”的心理紧张、潜意识层的精神分裂，对语言、情绪、行为有很强的支配性，这就让我们有可能通过群体性的语言、情绪、行为了解这种心理结构。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涉及外部世界与民族自我的关系时，日常语言的基调非常有特点，而且延续始终。“五四”前后，人们常说“凌辱”、“欺侮”、“亡国亡种”，尔后有“落后挨打”、“开除球籍”等等的焦虑，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这些词汇不经意的都与生殖器暗示有关。在日常生活中一首“把根留住”的流行歌曲，万众传唱，充分的想象空间很可以满足阉割焦虑的震惊和窃喜。足球为今日中国民族意识之最盛，评论和观众最富激情的起哄是“雄起，中国”，而世界杯的昙花一现，召来的是“270分钟不射”的羞愧、痛悔和嘲笑。假如你研究过太监，被阉者的行为非常乖戾、难以捉摸。忽而莫名地卑猥，忽而又夸张地自尊，喜怒无常，极度敏感，而且不着痕迹，有时甚至同一瞬间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情绪、行为。从义和团到今天，我们民族的情绪取向很少正常过，兴奋时的癫狂、失态，失落时的自虐、作贱，已不如人时的阴暗下作，人不如已时的狂傲嚣张，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谓“过去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现在人为鱼肉、我为刀俎”，等等。阉割的焦虑在本质上就是集体潜意识上的深度分裂，这种心理错乱，支配了过度敏感的抽疯式的思想方式，东方和西方、现代与传统、殖民与解放、全球与本土、甚至民主与集权，甚至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从来都是在“阉割的焦虑”中尖锐对立、非此即彼。它们根本没有被“平常心”从容处理过。这些重要的问题，我们都研究过、争吵过，可是，我们留下了什么呢？在这样分裂而痛苦的精神结构中，我们有可能留下什么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一直都是真干净。

　　现在，所谓东西方的问题又要来了，这回不一样了，是跨国公司，像一个硕大无朋的阳具，满怀信心地准备进入。这边，“阉割的焦虑”的抽疯式的声音又响起了，跨国公司、全球化是新式殖民，是霸权阴谋；或者，跨国公司是最新的生产力，代表着世界和中国的未来，等等。够了，这种不阴不阳的声音实在令人沮丧。也许我们需要的就是尽快地治疗集体性的精神分裂，找回我们自己的根源，以不卑不亢的心情面对世界。这个工作要从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入手。

　　我愿意重提我的一篇旧作中的一些观点，至少，目前看起来，它们还没有过时。

　　古往今来，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永远的特点：他们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关怀，所谓“忧患情怀”、“参与意识”都是这一特点的不同表述。说它是特点，在于它既是优点，又是缺点。在优点的意义上说，你很难发现还有哪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比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我在法国五年，现在在美国也五年了，都是在学术界，感到各地的知识分子在传统和心态上，相当不同。詹明信说最好的知识分子传统在法国。他的比较范围在法国、德国和美国，我的批评是他根本不了解中国，如果把中国加进去，情况就很不同。以他的标准，能把整个社会放在心灵向往之中而从事自己的专业，这是最好的。在这方面，中国知识分子要比法国知识分子更加彻底、更加坚定。这是从长处看。

　　如果从缺点方面看，他们对长远的、深刻的问题的关怀会被这种强势的社会关怀削弱、掩盖，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但它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我这样区分，是因为古代知识分子并非如此。以孔子为例，他生活在“礼崩乐坏”、“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他有很强的社会关怀，他的忧虑充斥在字里行间，但毫不妨碍他的深刻，他的语意相当深远，直至今日，我们还在聆受他的思想恩惠。孟子则把政治关怀和道德追求结合得更加紧密，他体恤民生，广会君王，教导仁政，以最高的道德理想来要求政治的不断完善，他的政治论说包含非常深厚的道德形而上，激励着后来者反复地探索他的意义世界。可以说，孔子、孟子等人创造了具有永久魅力的思想遗产。但是，这种亲切入世而又从容深邃的理论风度，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思想界逐渐消失，再难寻见了。

　　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面对国破家亡的深重危机，一代又一代学人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解决当下问题的思想潮流中，这种不折不挠的奋斗是令人感动的。可是，“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被“为现世谋出路”的冲动取代了。我们看到，在这种偏窄格局中，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的思考不断重复，一些同样的主题每过几年就被重新提出，后来人几乎全然无视前人已有的探索，信以为真地在那里发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真理。对于这种理论的悲剧，在它的现实处境上，我们完全可以同情地理解，只要现实的苦难没有过去，对它的反思就决不会停止。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出一个批评性的问题，那些现实中包含的理论问题是否被解决过？理论的发展是要依靠积累，重复只是理论的悲哀和无奈。执着于给现实开药方，放弃深刻长远的问题，既不可能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也毁坏了理论本身的建设和人文理想的建设。因此，我在想，怎样把对现实的关怀和中华民族关怀深刻问题的传统重新结合起来，这将是一个艰苦但却是必需的过程。

　　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检讨从八十年代以来的学术界，可以看得很清楚。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主题是反思文革，它的学术含量并不高，是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革新运动。只要改革开放的权力保障能够落实，它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这是“思想解放”的春天为什么终了于乍暖还寒之时的原因。当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企图把思想解放转变为学术思想运动，这个努力并不成功。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知识分子应当如何处理与统治集团的关系。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处理好，值得我们深思。儒家知识分子有对君王教育、批评、提升其德行与智慧的传统，要重视对这部分资源的开发、转化。杜维明教授强调儒家知识分子的“群体批评精神”，是突出了这部分资源的重要性。“思想解放”中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反封建”、反对封建的“家长制”、“农民革命的传统”，以及儒家的传统，当时是把儒家当作文革错误的历史原因。顺着这条思路，你就可以了解后来的“反传统”因何而来，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正因为企图从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反省，因此，人们不能满足于仅仅从政治的或个人的方面经验地解释“文革”的原因。这样，当“思想解放”匆忙地宣告胜利的同时，文化反思的闸门打开了，“反传统”的潮流一泻千里，席卷大地，把中国思想界几乎全部动员起来了。

　　现在回顾当时的“文化热”，有深刻的教训需要总结。文化反思的初衷其实并未展开，“河殇”以夸张的姿态煽动起文化虚无主义的激情，全盘的反传统成了一时之选。在这种条件下，要求冷静地辨析传统的声音，虽然理性，却难有回响。然而，它却是种子，等待着孕育“国学热”、“传统热”的气候。这种气候迅速但却有点意外地在九十年代出现了。这是因为，在八十年代末，所有的思想进程都被强行打断，国家出了“八九”这样的大事，知识分子们对那样的结果毫无预期，大家都懵了。思想界一片死寂，人们需要一段时间来思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今后的路该如何走？直到九二年，最初的结果浮现了，一部分人认为八十年代的思想风尚和主题论域出了问题，误导了社会潮流，因此，抛弃、清算八十年代成为重要的论域，八十年代的思想“淡出”，九十年代是学术“出台”，八十年代被描述成肤浅、浮躁、激进，一无是处。这种“反八十年代心态”，导致了对八十年代论域的全盘颠倒。全方位的改革开放的呼声被“新保守主义”取代，相对于“西化派”的是“新左派”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反传统”针锋相对的是“国学热”和“新儒家”，等等。但是，一个历史时刻的思想是可以这样用简单颠倒的方式彻底消解的吗？果真如是，那思想史就太简单，甚至庸俗了。那些课题如果没有被认真处理的话，是不会挥之即去的。九十年代末期，所谓“自由主义”出现了，在我看来，它是八十年代思想余绪的重新包装，虽然它的形式和一部分内容改变了，例如，它不再简单地宣称自己是反传统的。

　　我很在意“连续”这个观念。我以为“连续”对于思想、学术的回顾与展望可能更有意义。它使我们格外小心地处理不同的思想学说，发现它们之间的关联，以检讨各种不同观念的潜在的历史意义。后来的一些不相关、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思想潮流，往往就是前面的思想的偏颇和片面的产物。中国近代思想中有两个特点，一是反复大，二是重复多，都与我们缺乏“连续”的自觉有关。以“传统文化讨论”为例，“反传统”有其合理性，传统中一些腐朽、阴暗的东西不加以批评清除，传统中积极健康的方面就不能充分地展开。但是，极端地反传统，不分青红皂白全盘清算，就会使“重建传统”成为下一个必要的思想课题。假若“重建传统”也不能清算其中的腐朽，那么，它就给另一次的“反传统”准备了新的舞台，如此循环往复而已。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当年袁世凯的全盘尊孔，其实就未必会有“五四”中的“打倒孔家店”，这类教训事实上比比皆是，却没有被认真总结。

　　从九十年代初至今，虽然具体地做了不少课题的研究，围绕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与此相关，我开展的主要课题有三个，第一，“五四”思想观念的谱系学，“五四”是当代中国思想和价值的奠基，例如“科学、民主”几乎成了绝对标准，它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越过“五四”而对当代思想纠偏是不可能的。第二，知识分子也是一种权力的存在。知识分子是中国思想流变的主体，单一的价值论的知识分子诠释是远远不够的，知识分子权力是社会三种基本权力之一，而权力是有责任的。第三，可以叫做“启蒙反思的第二课题：消解强势民主”。这个题目容易引起误解，我要多讲几句。

　　民主在中国已然是强势话语，无论什么人都在讲民主，甚至连民主的基本常识都不了解的人也在大讲民主，民主的悲剧在于，它在中国找不到反对它的人。在知识分子中，情况亦然，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在民主的基本认同上没有什么分歧，分歧是在民主的具体方面。民主作为一元的话语，它在中国消解了什么？除了民主，目无外物。整个两千五百年来，管理如此广大的国家的政治智慧统统被消解，“五四”以来，这方面没有任何开发，当代中国的政治资源是相当贫困的。更重要的是，它没有被开发，却不意味它就不起作用了，事实上，它在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称其为中国政治的“看不见的手”。你说，毛建立的政治王国多么强大，全国只印一本书，“毛选”，只有一种语言，毛的教导，全部国家机器为其所用，不可谓不强。现在呢？不过才二十年，就已经几无踪迹、恍若隔世了。靠的是什么？从根本上说，就是这套智慧。对这套智慧的漠视和误解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以美中关系而论，美国是以民主理念作为美中关系的价值立场，但是美国的政治家并不了解中国这套政治智慧，甚至中国人也不了解，中国有一套大的政治智慧可以有效地按自己的方式诠释民主的理念，因此，美中之间强势的所谓“民主外交”显得极其僵硬、缺乏弹性，有一些磨擦其实是损害美中两国的利益。近代以来强势民主压抑了这套智慧的影响，但，它在底层意识和草根社会一直起着作用。“八九”以后的这十来年，中国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了，虽然还有很多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它的变化是令人惊叹的。这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民主吗？在这十年中，它并无体现和落实。事实上，是中国的智慧在调节各种社会力量。

　　强势民主不仅抑遏了中国的政治资源，同时也扭曲对民主的健康的了解。从“五四”至今，中国讲民主是在普遍的“强国富民”的预设下，因而，对民主是一种程序政治的理解极其稀薄。可是，只有在程序政治的了解上，才能比照中国智慧的特色。以孔子为例，他生平时代，产生权力的方式是多样的，假如，要孔子去判定哪一种方式是最好的，那是肤浅的，从根本上说，无论什么方式，最终总有人要坐到权力的位置上，最重要的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应当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他达不到标准，那就要教育他达到。在中国智慧中，根本的问题是对政治领袖的培养、教育、监督、限制。难道这种智慧没有现代性？对中国的发展不能产生作用？这与民主的本意并不抵触。但是，强势民主是不可能看到这种智慧的。我想，强势民主不消解，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会非常困难，因为它除了是“强国富民”的功利主义预设，还是“造反有理”的根据。在中国，一切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的最后考虑就是民主，这种强势民主的心态事实上把中国导入长期动荡的恶性循环。我想，消解强势民主的意义在于解决中国近代的一个基本困难，呈现多元化资源，创建中国展现于世界的文化消息。

　　在现代民主政治的立场上，总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一无可取，黑格尔说，中国只有一个人有自由，就是大皇帝。可事实上就是皇上本人也不像想象的那样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举万历为例，他要娶一个后宫嫔女为后，遭到以宰相为首的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认为他的做法不合道德，几位握有重权的大臣甚至以死相挟，倘若皇上敢违天下道理而硬娶，他们就撞死在朝廷上。万历终于未能得逞，以后的十几年里，郁郁寡欢、寝食不宁，死于遗憾和惆怅中。因此，我们不能轻易地说，中国古代对皇帝没有监督、制约，这套制约机制来源于什么？不是现在所说的“法制”，这不意味它没有制度因素，它有吏制的传统，但更重要的因素是来源于儒家所建立的对君王进行教导和批评的责任传统。这套传统在现代中国几乎完全被消解了。可是，“以德治国”却从来都是知识分子的责任表达。

　　就今天的情况来看，中国智慧必须通过的大考验是全球化和跨国公司所造成的冲击，这个因素的影响触及到每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假如你不能回应，你就被这个潮流席卷而去，真正丧失你的存在意义，所以，现在提“崛起中国”的文化含义是非常及时，极其深刻的。但是，面前的状况不尽人意。我在前年夏天专程去国内交流关于全球化的研究，有一些学者执着于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我很疑惑，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跨国公司”、“马克思主义的微软网络”。我想，他们是误解了“世界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其实黑格尔主义以来，世界主义经常都是主流思想，拿破仑、希特勒，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是一些不同角度上的世界主义。中国也曾经迷醉于世界主义，所谓“红旗插遍全世界”，所谓“输出革命”，世界大同的理想被简单地确定为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所有的世界主义都有一个通病，认为世界的发展只有一个模式，一种价值，而且，就是我所代表的。这个毛病是我们考虑全球化问题应当特别警惕的。一些重要的思想界人物，例如法国的布厄迪尔反对全球化，就是基于这种担忧。国内有些学者更是直接把全球化看作霸权，这又简单得过了头。从根本上来看，现在所说的全球化与世界主义并不是一码事，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全球化并不预设世界只有唯一的模式。

　　从词源上说，最早的提出大约是在1972年，一位加拿大的媒体工作者麦克卢汉写了一本书，主要是针对电脑通讯的出现，认为这种新的手段将使人类的生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高速有效的沟通将改变隔绝和陌生的世界旧格局，地球将成为一个村庄。他讨论的是地球村，但提出了全球化问题。他的书和观点很快就流行开了，人们嗅到了一些与黑格尔的世界观很不同的新气息。后来又出版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品，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管你准备好了没有，世界只有一个》(READY OR NOT,ONLY ONE WORLD)。他们的特点是不依靠某些强势的价值观念来论说世界的整合，而是指出新的技术因素的出现，人类可以真正开始体会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这个因素很重要。只有在六十年代后期，人可以升上太空，才可以看到地球的全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才能达到的。这个地球在蓝色的大气层中，不仅资源有限，而且大气也被破坏了，有臭氧破坏的大洞，这就是我们的生存之地！这样才有所谓生命共同体的观念的出现，当时叫做“蓝色救生艇”，也就是地球村的观念。这是经验事实造成了观念世界的重大改变。

　　全球化就是这类背景。但是现在的考虑已经不局限在技术方面了。构成所谓全球化有这样几个基本因素，第一是资讯，网络的出现使得全球可以分享共同的信息。第二，金融资本，现在所谓国际“热钱”的数量规模大得令人咂舌，许多中小国家的国家资产都无法相比，它的运作几乎没有疆界，充分国际化了；此外还有规模更大的投资资本，中国这些年引入的外资基本属于这一类，它可以迅速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面貌。与此相关的第三个要素是跨国公司，这些超级企业集团可以越过国界，到处开厂，连公司都可以搬到东搬到西，它们的流动，把技术、管理和经济规范国际化了。更重要的影响是，一些制度因素被全球化了，这在“冷战”时代是绝对不能想象的。第四个方面，产品和伴随产品的消费观念和行为方式，尤其是文化产品消费和渗透其中的价值观念，正在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方面。在这几个方面都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有些课题的含义相当深刻，值得我们格外重视。

　　相对于现实问题，理论建设方面可能困难更大一些。到目前为至，全球化和跨国公司问题所蕴涵的问题性被普遍低估了。从理论、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一种新的基本的产业组织方式的出现，总是引起社会生存方式的划时代变化。当大工业和自动化生产面市后，各种社会关系曾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爆发出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人类的生存处境不仅需要重新解释，同时还要寻找出路，马克思、韦伯等人出现了，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产儿。虽然他们的理论有很多的误区和偏颇，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很多方面，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他们的问题性的阴影之下。现在，可以清楚地说，他们的那个时代很快就将过去，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升起，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全球化是我们从未经验过的全新挑战，这是一种令人激动、震觫的感觉和体验，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全面地解释全球化所引起的社会变革和精神世界的变化，但我相信我们有这个敏感和相应的资源来面对这个新的挑战。

　　一些基本的问题其实已经可以寻到端倪。全球化的重点是在“全球”，那如何了解国家呢？十九世纪以来，民族国家一直是国际架构的基本单位，不仅如此，它还是个人、团体和族群认同的归宿，可是，现在它变得微妙了。一方面，国家能力被空前削弱了，跨国公司、超级资本集团突破国家的边界在国际社会自由运作，已是普遍的事实，国家不仅日益丧失它的经济管理能力，而且必须被迫接受超出国内限度的全球规范。这意味着一个更深刻的危机的出现：国家保障国民的能力的逐步解体，它的反馈就是国民对国家的信任的不断丧失。同时，以宽频宽带为特征的新的网络信息轻而易举地穿透、越过国家的疆界和以国家的名义建立的各种心灵的边界，无论运用何种手段，国家对内的监管功能将越来越徒劳窘困。国家将以什么样的功能继续它存在的合法性呢？或许，它的衰落就是全球化的宿命？那么，国际社群的基本单位又将是什么？这是尖锐的问题，只是它被眼前的事实掩盖了：最近十年，民族国家不是在减少，而是超出想象地在增加。这个问题至少有两重原因：第一，它是对“冷战”的反动。“冷战”时代的社会特征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强制性地完成地区整合，而“冷战”的结束，在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认同的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族群认同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出现。第二，它是认同的错置的产物。“冷战”后迅速出现的这些民族国家，按照十九世纪以来的政治学说看，它们的国家功能是相当不健全的，因此，它们的国家认同缺乏必要的基础，显得非常朦胧，事实上，隐藏其后的是有深刻含义的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只是一层简易而又实用的包装。极其重要的是，全球化的真正兴起也是“冷战”结束的产物，如果不是“冷战”的结束，全球化决不会来得如此迅猛。当全球化不留情地瓦解国家的传统功能时，国家的这层包装也就慢慢被剥下了，文化认同、族群认同成为第一本质，以文化认同为核心而形成的生命共同体将取代国家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国家”将使世界展现不同于今天的新的景观。这或许可以呼应杜维明先生所强调的“文化中国”的问题。

　　与国家相关的问题是社会。与西方传统的所谓“公民社会”相比，我们所了解的问题要更加复杂。社会不应该仅仅只是国家之下、家庭之上，它有更丰富的含义，目前社会全球化赋予“社会”更新的问题性。这甚至在语词上都已经显现，例如“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等等。可是，这些语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们仅仅叙述了一些局部的、阶段的特征，还是指示着一个划时代的社会特征？例如“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我想，这与基本的生产活动方式有关，生产活动方式的转变总是引起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一些社会学家的著作中，“信息生产”的讨论已经形成论域。信息生产与我们所了解的以往的生产方式有根本的不同，最重要的是构成生产的基本要素改变了，信息作为人脑活动的产物被当作“原料”，经由技术“加工”，成为信息产品，被市场包装成“信息商品”，进入“信息消费”。传统经济学关于资本构成、劳动力、生产构成的各种理论已经完全不能解释“信息生产”，在这个新的系列中，信息的占有可能优于资本的占有，例如比尔·盖茨；人脑及其产品成为基本的劳动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关于阶层、阶级的社会划分原则；而信息生产作业基本是个人的、松散的，完全不同于工业生产按照机器和自动化的程序把工人组织成产业军队。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我们必须面对的新情况，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做得很不够。但是，它对社会的影响和改变却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们关心社会的价值整合及其功能，我们就不能不面对这个巨大的转变。这里，我仅仅只是最简单地涉及全球化中的一个因素，信息化。如果结合全球化的另一个因素，超级跨国公司，那情况会更复杂也更严峻，实际上这两者经常是结合在一起。跨国集团追求的是在全球范围里集中巨型资本，追求资本的高速运作，这个结果导致了全球城市(global city)出现。现在的上海和纽约、东京有什么区别？有讽刺意味的是，与信息的全球覆盖、全球分享的理念相反，高度集中的全球城市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发展的不平衡，地区的差别导致社会分化不是缩小而是扩大，而且，就目前而言，信息传播屏闭了大部分贫穷的人，有人已经提出所谓“第四世界”、“黑洞”等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城市还制造着各种短期价值和文化的瞬间风潮，扰动社会的文化风标，这股力量强有力地改变着社会结构，我们还很难预计它将如何改造社会，改造到什么程度？但，无论如何，我们没有理由无视它的存在。

　　除了国家、社会，另一个基本的要素是人。在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趋势中，人，尤其是个人有什么改变？被赋予什么样的意义？抽象而独立的个人仅仅只存在于理论分析的模式中，现实的个人总是存在于这样那样的关系中，生产过程中的合作关系，生活中的邻里关系、社区关系，以及社会上的利益群体关系等等。现在，这一切都在改变。人的生产活动对电脑和网络的依赖越来越大，这意味着直接的生产合作越来越少；邻里之间现在几乎就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经常是住了很多年，却根本不知左邻右舍姓甚名谁；利益群体的活动虽说仍然活跃，但是，利益核算单位正在变小，公共性的利益群体不断解体，变成碎片和部分，显见的例子是全国性的投票人数减少，其实，社区投票的人口也在减少。其严重的后果是弱势群体的声音更加微弱，社会保护弱势力量的共识基础被不断腐蚀。这种人际关系的变化不可能不影响个人的自我了解和个人的意义确立，人靠什么来建立自我呢？网络，网络关系已经成为新型的人际关系。远隔天涯海角，彼此陌路平生，但却可以相谈甚欢，形若知己。我把这种网络关系中的个人叫做“类型人”，社会关系的基础相当淡漠的个人，按照自我的趣味和要求，去选择他者的存在，他者就是自我的延长，是自我的同类复制，“普遍的他者”正在失去意义，“选择的他者”诠释了“他者”的意义，因此，“自我”的单向取势变得更加强势。“孤独的自我”和“选择的他者”导引和形成着今天和未来的个人。难道这就是人的更大的自由？人的全面的发展？这个从个人出发对全球化的阐释颇具寒意，而且令人失望。但，这正是思想家、学术工作者必须面对的，为了全球化、为了人的健康发展，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必须做什么？

　　我是以最简单的说法指出我们身处时代的大变局中，人文学、社会科学的基本对象，国家、社会、经济、阶级、个人等，无一不在变化。考虑理论、学术的发展不能不面对这个大变局，这有双重意义，其一，我们不得不处理以往经验不敷应对的新问题，甚至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也必须放在这个变局中思考，例如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否则就太古老了。其二，轴心文明时代开展的一些基本论域具有永久的魅力，什么是人？什么是活着的意义？什么是至上的善？什么是终极的存有？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这些都是不可消解的问题，全球化时代不是解构了这些问题，而是正恰相反，使这些问题的反思变得更加尖锐，更富有挑战性。当代法国的一些学者在这方面有特殊的敏感，他们用近乎绝望的方式强势地呈现了这些紧张的问题，罗兰·巴特的消费文化的时代反思，福柯关于权力、性欲和各种不被意识的强制霸权，德乐兹提出的“内在殖民”，等等；这些所谓后现代，在我看来，并不标志一个新的时代，它准确的就是“现代”的后期，这体现在他们思想的品格上，他们具有毁灭性的批判力量，但从根本上缺乏建设性，这主要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仅仅依靠“现代”的资源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我把他们叫做“现代”的清道夫，他们的意义就在于此。而我们与他们不同，我们应当是新时代的了望者，尽管我们现在还不是。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批评是不够的，建设性的工作任重道远。轴心文明时代的那些基本问题是我们不能绕过的，我们应当在全球化时代的语境中，让这些问题获得新的意义。重要的资源是这些方面的每一个课题都已经有前人长期积累的丰富智慧，发掘和善用这些资源，使其在应对全球化的新变局中展现新的光辉，应当是文明对话最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当大多数人仅仅局限在经济和国际关系上谈论全球化的时候，我们同代的一些敏感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全球化问题中一些深刻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课题，开始解读一些新的现象。例如，卡斯梯尔斯(Manual.Castells)、罗斯诺(James.Rosenau)、鲍斯特(Mark.Poster)、迈克杰(T.G.McGee)、萨森(S.Sassen)等人，应当重视这些学者的研究，与前面提到的法国的那些学者不同，他们是努力把“工业时代”的问题在全球化关怀下加以处理，他们的课题中有很多积极的因素。他们讨论的类似“自由主义”、“左派”的问题，与中国现在的讨论很不相同，完全是以全球化为背景，问题更深刻，也更集中。我读中国一些学者争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文章，我想，我能了解其中的中国语境，但就争论的理论层面而言，缺少对于对方的同情了解，深层意境不能显现，问题被处理得简单了。最近，我在《读书》上看到一些讨论全球化的文章，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立场，把全球化看作霸权运作，这种视野势必遮闭一些基础性的重要问题，又简单化了。

　　这里有民族主义的因素，但我认为还不是主要的方面，最重要的是，这些朋友仍然使用“资本主义”这个阅读模式来解释全球化。但是，这够用吗？资本构成、生产构成、经济构成，乃至社会构成都改变了。马克思、列宁所了解的资本主义现在还有吗？中国和俄国正在发生的转变本身就在说明问题。中国刚刚进入WTO，在全球化进程中刚开了个头，再过十年、二十年，它的经济本质的改变会看得更清楚。“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适用于解释全球化。当然，这不妨碍它可以说明一些局部现象，就象“封建主义”、“农业社会”、“小农经济”仍然可以解释中国边远贫穷的乡村社会，可这不说明本质。全球化不是资本主义，它是新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全球化时代本身就是一个解释模式，我们应当努力去了解它。在这一点上，我特别不能同意福山《历史的终结》中的基本立场，他认为“冷战”结束就是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从今往后的社会只有一种模式，就是资本主义，人类社会的历史就终结在资本主义。这是相当肤浅的，他无意深入全球化的内在要素，也不能感觉新的社会变化。重要的是，他有代表性，不少人还是习惯用“资本主义”来思考全球化。更进一步说，假如坚持用“资本主义”来了解全球化，就不能真正摆脱“冷战”的思维模式，把全球化看作一个新的“冷哉”，一种阴谋，这是非常危险的。

　　把全球化理解为人为设计，实在是太夸张了，完全不符合实际。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会这样看问题，它背后的预设是什么？以及中国能否积极地调动自己的资源面对全球化时代。我注意到，我们有一套简单的二元划分法贯穿在这类问题中，所谓“强势和弱势”、“中心和边缘”、“侵略和抵御”，等等。这是潜意识中的“斗争哲学”的自觉运用，令人不能不感叹“文化革命”的精神力量的消解是很艰难的。以这样的心态，开展文明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预设的核心是“对抗优先”，无论如何总有一个敌对的力量存在。这就形成了一个我称其为“虚拟对抗”的文化心理模式。这个世界存在着对抗的因素，全球化的复杂结构中也的确含有对抗的力量。但是这种模式的滥用，不仅曲解了全球化的本质，而且，在处理各种现实的关系上，特别是涉及真正有关对抗的问题时，反而会闹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美国确有单向主义、霸权心态、国家中心主义，但它和全球化是什么关系呢？以西雅图高峰会议为例，很多人去示威抗议，反对全球化。他们反对的原因是什么？这些人大多来自美国的劳联、产联，主要是工人。他们要求的是美国政府保护他们的就业机会，制止美国的大公司把工厂开到亚洲、中国，制止美国的资本流出美国之外。我们知道，中国这些年的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是国际资本的进入。美国把工厂开到中国，对于中国的对外融资、解决国内劳动力就业、产品革新、改善企业管理等方面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利远大于弊。假如美国政府在这方面采取国家中心主义，工人还用得着抗议吗？在这个问题上，那些反全球化的国内朋友们到底是选择美国的工人，还是选择美国的政府呢？事实上，全球化既在改变着工人，也在改变着政府和跨国集团的老板们，无论富国，还是穷国，政府正在沦为全球化的助手和同谋。这是全球化的力量，也是它的意义，我们应当面对这个现实，不要沉迷在虚拟的对抗中。全球化事实上是一个机会，划时代的机会，尤其对于有大传统的民族，它让你有机会来调动你的资源参与全球建设，同时发展你自己。想一想吧，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如此巨大的规模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靠什么？一句话，面向全球化。所谓改革、开放，根本上，就是以全球化为方向的国情和国策的调整。我不想美化中国的现状，也不认为中国就没问题了，事实上，它各方面的问题仍然非常严峻，但是，除了紧紧抓住全球化的机遇，更大规模地开放和改革，我看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其他途径。同样，我也不认为全球化就尽善尽美，它作为一个新经济形态、社会形态，问题更多，正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参与才更加重要。一个经济上正在成长的中国能够给世界呈现什么样的文化消息？这是重要的问题，而且，只有在全球化背景下，它的深刻意义才能充分彰显。

作者介绍：黄万盛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