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喜爱的思想家-梁启超

我最喜爱的思想家——梁启超

生平简介：

梁启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 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

思想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接连的外忧内患，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份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咸丰、同治年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改良生产技术。各地先后引入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1894年至1895年发生甲午战争，清政府被日本打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证明只靠经济上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思想过程：1890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的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思想命题：

1. 教育思想：

主要理论：教育是育人、强国的根本

命题及观点：

他在1896年发表的《变法通议》中指出：“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后来，随着他对教育社会功能认识的深化，且受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思想的影响，梁启超逐渐把教育的着眼点从培育人才转向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上。1902年，他发表了《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指出封建传统教育之所以失败，洋务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全在于教育宗旨的失误：或以“升官发财”为宗旨，或以培养少数洋务人才为归。他认为正确的教育宗旨应该是“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因为国家的强弱、存亡是由整体国民的素质决定的，要养成特色之国民，就必须从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入手，务使全体国民“备有资格，享有人权”，具有自动、自主、自治、自立的品质，融民族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为本国之民”，“为现今之民”，“为世界之民”。、

2. 新闻思想：

主要理论：①报馆有益于国事

②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③立论不能无宗旨，举足不能无方向。

命题及观点：

梁启超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论学会》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文章，就曾详细而深透地论证过新闻的作用和意义。他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这里的“道”，显然就是指思想、观念、道理等；“群”则是通过传播——报纸而使更多的人接受，从而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其中“通”与“塞”也都是指传播的是否畅通而言；而“通”与不通（“塞”），则直接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智”、“强”与“愚”、“弱”。可见，他已经把新闻的价值看得何等的重要。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他一开始就论证了“通” 与“塞”对于国之强弱的重要作用：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越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3. 哲学思想：

主要理论：一、“三界唯心”的自然观：

二、“唯变所适”的社会观

三、“英雄造世”的历史观

四、“慧观致知”的认识论

命题及观点：

1.生是最复杂的、最矛盾的，真理即在复杂矛盾的

中间。换句话说，真理是不能用‘唯’字表现

的，凡讲‘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

“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唯心所造之境为真实。”（三界唯心）

2.“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

“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公理” 变法的途径有

四种：“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

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

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

国而代变者也。（唯变所适）

3. 英雄造时势，历史首先是英

雄人物的历史。：“历

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

“英雄固能造时势，时势亦能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二者如形影之相 随，未尝稍离。既有英雄，必有时势；既有时势，必有英雄。（英雄造世）

4. 人谁没有见过苹果坠地，而惟有牛顿能从中

悟出重力之原理；人谁没有见过开水顶盖，而惟

有瓦特能从中领悟蒸气之作用。“故学莫要于善

观善观者观滴水而知大海，观一指而知全身。不

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

未知 。是之谓慧观

“慧观”，并不是建立在观察、实践基础上的一种认

识上的飞跃，而主要是主体心灵的直觉顿悟能

力。他说：“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慧观致知）

4.赋税思想：

主要理论：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

命题及观点：“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

个人阅读体验

“献身甘做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梁启超在中华民族“走出中世纪”、实现近代化的艰难历程中，为一整代青年提供了精神上的滋养，为几代中国学人开辟了继续拓展的思想与学术原野，不愧为沟通传统中国人与“五四”“新青年”两代之间的启蒙思想家、沟通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学术文化大师。他的

“新民说”和民主宪政思想，在中华民族实现近代化的整个历程中，注定会发生恒久的影响。，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的历史地位和思想价值。他被誉为“舆论界之骄子”，他的文字如行云如水，光昌流丽，“笔底常带感情”极具感染力、号召力。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梁启超的文化生命是永远鲜活的，他移植的思想与学术大树，是万古长青的。

而梁启超之所以这么深入人心，首先跟他深厚的家庭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他的祖父—梁维清一生勤奋、执着、简朴、自信、自尊，律己严、待人宽，是典型的乡间小知识分子，而梁启超和祖父生活了十九年，祖父那种为了改变家庭命运，为了营造一片乡间净土的执着精神，在梁启超稚嫩的心田里，不知不觉中播下了无量数的积极向上、发愤图强的生命基因。可以说，祖父就是梁启超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位“精神教父”。他的父亲是一位塾师，教书之余，躬耕垄田，过着“耕读传家”的乡绅生活。母亲赵氏，出身书香门第，能诗能文，贤淑勤劳，她身上充溢的文化气息，是小小梁启超可以尽情吸允的文化母乳。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他的恩师——康有为，当梁启超春风得意，少年中举是，康有为虽未中举，但已经站在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历史潮头，梁启超曾在《三十自述》中说：“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潮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又说：“先生命治公羊学，每发大同义理，余思想为之一变，始知所谓世界公理，国家思想.”

如果没有时代风云的激荡冲击，如果没有康有为的当头棒喝，没有康有为对他灌注“改革新思维”，梁启超再有才华，大概也只能在科举制度与封建官场中，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传统士人而已。是时代风云的大课堂，与康有为老师富有时代精神的万木草堂的交相震撼与激发，将梁启超推向了新的思想磁场与人生轨道，为梁启超的辉煌未来，安装了推进器，注入了“高能燃料“„„

个人评论

读了梁启超，首先知道他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是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曾经在改良和革命的选择上打不定主意，但至1903年底漫游美洲新大陆归来后，他义无反顾地的回归改良派阵营，他认为“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 梁启超认为，社会的现代化，可以通过渐进的改良实现“政治革命”，不可以采取暴力的手段，进行“社会革命”。而这思想转变跟他的欧美游历有很大关系，他看到了西方社会的一些弊端，使他认为“共和政体不如君主立宪体弊端少，而当时革命浪潮的高涨也使他产生了恐惧心。不能否认，相比早期张之洞以及他所代表的洋务派所认为的，中国只是军事技术不行，只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必能克敌的观点，梁启超他们看清了要改变中国，必须改变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于是有了“戊戌变法”。但是变法提出的各种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包括改革官制，裁掉各种无用衙门，废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权，允许平民上书言事等等，每一项改革都将冲击甚至剥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加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动摇了传统学者和广大士绅的思想基础，因此，变法受到巨大阻挠并以失败告终，也就不在意料之外。另一方面，维新党虽名为改革派，言论却过于激进。用革命手段进行改革，连本来可以成为盟友的温和一派都通通得罪。康有为甚至说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这种书生意气的思想也是戊戌变法失败的主因。

而作为一位哲学思想家，梁启超的哲学思想是值得深究的。他提出了“三界唯心”的自然观，但他不主张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划分会造成偏执一端的结果，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不能正确地说明现实问题。这表明，梁启超既重视物质的力量，承认物对心的制约；又强调精神的能动性，主张发挥心的创造作用。他的高明处在于他不仅反对绝对的唯心主义，而且反对庸俗的唯物主义。同样，他的问题也出在只把唯物主义看成是庸俗的唯物论，而把唯心主义当成理想主义。把唯心主义当成理想主义，强调“心力”创造作用的哲学思想，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因为这一思想是与当时的社会改良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先天发展不足而力量弱小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统治势力之下进行社会变革，必然表现出信心不足、精神低沉。这就使梁启超认识到开展一场广泛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必要性，通过思想启蒙来唤醒民众，以提高人们对社会变革的信心和勇气。在这样的背景下，梁启超片面地夸大了精神的作用，将“心力”无限膨胀、扩张，试图使人相信通过主观的努力，就可以挽救国家，振兴祖国。他说：“国家之盛衰存亡，非由运命，当纯然以人力能左右之矣。”人力的核心为自信力，有了自信力，“每处一事，既见得透，自信得过则出一往无前之勇气以赴之，经百折不回之耐力以持之。虽千山万岳一时崩坼而不以为意，虽怒涛惊澜蓦然号鸣于脚下而不改其容；猛虎舞爪牙而不动，霹雳旋顶上而不惊”。如此夸大精神的作用，性质虽然是错误的，但在当时却反映了进步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一句话总结，梁公的精神永垂不朽，他是我们新一代青年学习的榜样，未来世界也需要有像梁公这样的人物来改变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