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处于全球产业分工低端

章玉贵

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空间巨大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尽管在规模上已是世界第二大国，但从产品与技术的国际分工层次来看，中国大多数产品仍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领域，企业普遍缺少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严重依赖国外的技术创新，因而盈利水平受到严重限制和挤压；如今，中国在少数科技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不能掩盖我们在整体上仍属于技术引进和模仿国家的事实。尽管在第三轮国际产业转移中，跨国公司将部分采购中心、研发中心迁到了中国，中国正逐步走出“微笑曲线”的底部，但仍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事实上只是披上高科技外衣的传统企业。企业的生产工艺或技术只是通过购买、代理等方式获得某项专利的一定期限内的使用权，企业本身只是帮跨国公司赚取利润的一个生产工具，缺乏必要的发展后劲。另一方面，过于依赖技术转移又大大削弱了中国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主动权。部分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的努力，遭到了国外资本的重重打压。处于产业分工顶端的跨国公司的意图很简单：就是使中国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低层次，扼杀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主动权。

同样，被国家寄予厚望的战略新兴产业，普遍存在核心技术对外依赖的现象。中国光伏产业的症结在于，它不但是高科技产业，同时也是外向型行业，产品对外依赖度高达90%以上，所使用的设备对外依赖度在50%以上，核心技术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而在信息设备制造领域中，美国、日本和欧洲公司凭借垄断计算机硬件生产的核心技术，CPU、存储器及其关键材料单晶硅的制造独占该行业利润的绝大部分。掌握核心技术的外国企业对于中国不能生产只能进口的产品，不仅抬高价格而且设立种种限制，一旦本土企业开发出相应技术就通过直接投资降低价格抢占市场，以图使中国战略产业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中较低的技术层次，丧失自主创新的主动权。

中国日渐做大的制造业规模，实际上是以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不断膨胀为基础的。如果GE、苹果、通用汽车等在华投资美国企业果真实现产业回流，如果日本和欧洲在华投资企业也采取类似行动，则中国制造业规模将迅速跌出世界前五。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和原材料价格飙升，加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等因素作用下，在中国制造业核心板块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长期以来凭借高度专业化和价格竞争为利器的制造业集群目前已经进入低谷和调整期，部分企业开始外迁，可能对中国制造业造成致命打击的全球第四次制造业转移正从中国启动。与此相对应，日本制造企业正在回归本土建厂，美国启动再工业化，中国原有的本土配套企业专用性投资将遭受沉没损失，在缺乏自主创新技术的制约下，中国制造业不仅难以实现整体升级，还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产业空洞化”。

例如，被广大中国“果粉”强烈追捧的苹果，在把中国相关产业牢牢纳入其产业链体系的同时，凸显中国代工企业堆积木式的经济产出能够带来的产业获益微不足道，亦进一步恶化了中国同业的存续环境，更使得中国突破全球顶尖企业的对华产业锁定愈发显得艰难；今天的苹果，在中国已经打造出一个缜密、神秘的全球产业链，这个产业链绑定了全球制造业最顶尖的企业，而这些企业正24小时为这座帝国大厦添砖加瓦。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经成为苹果产业链中最大也最重要的制造基地，但同时，也是最没有话语权的一个群体，因为这个庞大的制造基地的利润率微不足道。据苹果iPad价值构成图表显示，最大的两项成本是原材料和苹果自身的利润率。尽管iPad是在内地组装，但事实上劳动力的价值仅占成本的2%左右。而苹果从iPhone获得的利润更高，大名鼎鼎的代工巨头富士康，仅从iPhone价值链中获益1.8%。

苹果在华构筑的产业链凸显中国相关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尴尬。目前中国制造业中有竞争力的产品基本上集中于低附加值产品领域，绝大多数行业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产业链的末端。根据产品价值链的“微笑曲线”原理，生产的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产品两端——研究涉及和销售推广，而处于中间环节的生产加工、组装的附加值最低。然而，中国无论是属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还是高技术产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情况：即本土企业由于缺少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严重依赖国外的技术创新，盈利水平受到限制和挤压。在一些先进制造业领域，跨国公司通过产品链条内的垂直分工，在中国投资进行低附加值零件的生产和整机装配，同时进口凝聚技术精华的高附加值部件，大部分利润都被外资拿走了。其结果，就出现了严重的产业空洞化现象：即，技术密集型产业没有核心技术，形成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其后果是国际贸易条件恶化，技术上受制于人。

苹果在中国战略的目标，是一统中国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市场，果真如此，这对于国产手机制造商而言，将是致命打击。由于以苹果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对核心技术的控制，使得中国相关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获益程度不高，还削弱了本土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主动权，产业发展受制于人。

深层次的担忧还有，中国正患上巨型经济体综合症，即，经济增长失衡，泡沫现象严重，财富分配不均，产业升级难以突破。尤其令人忧虑的是，中国和日本一样，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出对房地产业的高度依赖。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房地产业已经深度嵌入到中国经济的绝大多数毛细血管中，这既是财富积累的快速通道，更是经济畸形的最大表征。这些年来，财富繁殖能力超强的房地产成为政府和各类资本追逐的对象。以至于传统工业大有成为市场弃儿之势；即便是曾经的工业新宠——高科技产业也由于其高投入高风险使得部分工业资本家逐渐对其失去兴趣；甚至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能源等，也由于金融资本的深度介入而面临自身价值链的扭曲。客观地说，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中国经济繁荣的重要支点。但作为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的新兴经济体，如果在实体经济基础不很巩固且金融体系并不健全的情况下，就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风险极大的房地产领域，无异于饮鸩止渴。可能正是由于担心房地产泡沫最终破灭可能引致系统性经济崩溃，中国政府一段时期以来下定决心着手整治房地产秩序，化解房地产泡沫，改变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力求避免中国经济重蹈日本覆辙。

中国迟早要告别以成本为利器的产业竞争优势时代。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发达国家的领先企业针对中国的技术打压和品牌锁定，以及握有成本比较优势的新兴经济体企业的持续追赶，将是挤压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常态性存在。

因此，中国要迈向一流经济强国，既需要通过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来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更需要大力发展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高端产业，否则将面临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