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深圳文学

　　深圳的文学事业，与这座城市共同成长，在中西文化的激荡中，深圳文学完成了近30年的积累创造，初步形成了自身的文学特色。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和深圳社会生活本质，谱写了一曲曲时代主旋律的激越乐章，给中国文坛吹起了一股股新风，在广东乃至全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一批文学作品进入全国文坛视野或荣获省级以上文学奖项，标志着深圳文学不断迈向新的台阶。 　　凡经济繁华之地，必是文化兴盛之邦。高度经济文明的地方同样能产生优秀的文学作品，这已在古今中外的文化与文学发展中得到证实。深圳文学28年来，以默默的耕耘，坚持反映现实，把握时代，弘扬时代精神，以现实关怀与人文关怀相结合为特质的创作路向，形成了独有的生命力和闪光点。 　　 　　一、深圳文学在描写改革开放题材，展示、传输现代观念上，领先全国，最早呈现了现代化背景下的精神主体。 　　特区创办伊始，在大部分人还沉浸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中时，深圳已产生了对改革开放强烈的呼唤。 　　本土作家刘学强的散文集《红尘新潮》着力弘扬“敢为天下先”、“应做就去做”、“无功就是过”等新观念，显示出这座新都市形成之初的文化诉求，亦是深圳作家对新的人文精神的张扬。 　　刘西鸿的短篇小说《你不可改变我》，以 “人应该展示并发挥自己的长处而及时发光”的宣言，表现出新移民全新的审美追求和价值观。 　　李兰妮的中篇小说《他们要干什么》是一曲高昂的“新移民奋斗之歌”，作品主人公在“不是强者莫到深圳来”的浓烈氛围中，不但在行动上，而且在思想感情上接受了竞争，小说不仅写出了竞争意识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也写出了新移民在新兴城市中成长的历程。 　　彭名燕的长篇《世纪贵族》，将特区改革波澜起伏的历史进程与人物复杂多变的心路历程有机交织，去展示都市人“非常生动的社会图画”。 　　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以细致入微的笔触，写主人公人性扭曲的过程及其情感世界和内心深处的搏斗，在伸张正义、鞭挞邪恶中让人们的灵魂受到震撼。 　　倪元辂策划，陈秉安、梁兆松、胡戈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描绘了市场经济最早在深圳实践的宏观背景，浓缩地记录了20世纪末期发生在中国的一场大变革，从中可以倾听到改革开放的滚滚惊雷。 　　林雨纯、郭洪义的长篇报告文学《天地男儿》则以恢弘的气势和生动的形象，展现了南岭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从而感触到当代农民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愚昧走向文明，从贫穷走向富裕的脚步声。 　　陈国凯的长篇小说《大风起兮》、朱崇山的《淡绿色的窗幔》、丹圣的《小姐同志》、杨群《酒店》等，揭示了改革开放的风云变幻和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与人际关系。 　　吴启泰的《无言的结局》《美丽的谎言》等小说，燕子的“新都市风情系列”，展示了都市风情与俗世百态。 　　在全国各个时期的文学图谱上，深圳文学以其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及时反映而独树一帜，在当代文坛留下不可取代的鲜明足迹。 　　这种独特性有其普遍性，作家们自觉不自觉地记录着这座改革开放之城新的脉动，撰写着时代变革的精神史，成为建构新都市文学的先导和重镇。 　　 　　二、深圳率先培育打工文学创作，为当代文学贡献了新的元素。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市场经济发展，大批“外来工”涌入深圳，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打工阶层，“打工文学”在深圳应运而生。从《大鹏湾》到《打工文学》周刊，以及四届“打工文学论坛”持续性举办和一系列作品的刊发、出版发行，“打工文学”已经逐步成为深圳的一个成熟的文学品牌。 　　 《大鹏湾》是最早提出以反映“打工仔”生活为己任的杂志，此后，《花城》《广州文艺》《珠海》《佛山文艺》等刊物都陆续发表这类题材的作品。许多报纸和电台或开设“打工征文”专栏，或推出“打工天地”节目，由影视制作人创作拍摄的《特区打工妹》《外来妹》、由剧作家创作上演的舞剧《深圳故事・追求》等影视戏剧作品，用屏幕和舞台形象扩大了打工文学的影响，引起社会各阶层对打工一族的关注与思考。2005年举办首届“打工文学论坛”就取得社会的支持和广大打工者的拥护。随着打工文学的发展，《打工文学》周刊应运而生，得到了中国作协陈建功、张胜友以及雷达、贺绍俊、彭学明等许多理论家的指导和支持。深圳陆续出版了《打工文学论文集》《打工文学作品集・小说卷》《打工文学作品集・散文卷》《打工文学备忘录》等多部作品，陆续推出了张伟明、盛可以、王十月、戴斌、秦锦屏、曾楚桥、郭建勋、卫鸦、韩三省、叶耳等一大批打工文学作家。 　　打工文学展示了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吸引，两种文化形态的对撞、交融，以及置身其中的人的呐喊与彷徨，写出了社会文化转型期进城农民工的生态与心态。“打工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作者本人大都是打工的，他们对打工生活稔熟于心，素材丰富活泼，他们对这种情感有独到的体认，创作时信手拈来，无需为文造情去编排玲珑剔透、千回百转的故事。而且随着生活场景的转换，他们也在创造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纵观这些作品，它们在真切地表现“精彩与无奈”中体现了城市想像、身份认同、以及性与政治的复杂感情等几个主题。 　　 王十月的《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写出在经济高速发达的城市里，特别在外企中打工者碌碌于物质的追求，其精神需求受漠视造成心里失衡、人格分离、精神生活处于困境，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把笔触深入到打工者心灵的更深处、更隐秘角落，拓展了打工文学的视野。 　　打工文学的价值在于，它是作为处在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发出的“自我关怀”的真切诉求，它为市场经济挤迫之下的打工者提供了舒缓紧张压力的精神食粮。打工文学的兴起，表明文学创作不再是某些人的特权，不再是单纯的你启我蒙，你代我言，而是人民大众表达自我的一种文化权利，毫无疑问是一种时代的进步。 　　打工文学以其独特的语境、鲜活的故事情节，体现着对时代的认知，对大众的关怀，对社会的忧患，其价值实际上已超乎文学之上。时至今日，打工文学逐步走向它的尾声。当然，这并不就意味着它的消亡，只要伴随市场经济派生的“打工”现象依然存在，打工文学就有可能继续发展，在未来“打工一族”中仍有可能产生出代表自己时代的作家。我们不排除它可能转化到其它类型的写作中，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就是说，对打工生活资源的持续的开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领域。但早已不仅仅是“写什么”题材的问题了，“怎样写”的技术问题也随之浮出海面，而这又使得打工文学在向着不同的方向产生分化。我们在王十月、张伟明、曾楚桥、于怀岸等人的作品中，看到了这种分化和新的走向。 　　 　　三、《花季雨季》开启“阳光写作”先河，推动了当代中国青春读物蓬勃兴起，丰富了深圳文学的立体构建。 　　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与这座城市一同成长的中小学生，在接受都市文明的洗礼中，涌现出一批校园文学的作者。以郁秀《花季・雨季》为代表，开启了“青春文学”先河。《花季・雨季》出版后，全国各地掀起一股中学生争写小说、全国几十家出版社争先出版青春小说的热潮。可以说，当代中国青春读物蓬勃兴起，深圳乃始作俑者。 　　郁秀《花季・雨季》被称为新时期的青春之歌。热情又迷惘的少年，生长在物质生活超前发达、价值体系受到猛烈冲击的深圳特区，有成长的烦恼，也有崭新的挑战和面临的两难处境，作者用一颗并不成熟却异常敏感的心，抓住一代新人的心灵特征――普遍的怀疑与执著的追求共存。几乎写出了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所共有的困惑、思考和希望。继郁秀之后，深圳还涌现出妞妞、李梦、陈静、张悉妮、袁博等一批“青春文学”作者，他们的作品展示了深圳这座青春城市的别样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