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受活]:生命之树的疯狂生长
追踪阎连科的小说创作，会觉得他是个企图对小说意义“通吃”的作家，强烈的现实感，巨大的历史投影，深重的人性与哲学寓言，阎连科都想在自己小说里得到生发，三者间在多大程度上融合，是决定阎连科小说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从《日光流年》里“三姓村”全体村民为求生存而艰苦卓绝，到《坚硬如水》里高爱军和夏红梅把“革命”和“爱情”、“政治”和“性”搅得混浊不清，再到眼前这部《受活》里的乡亲们，为了县长的一个理想让一颗颗生命之树疯狂生长，最终又如同他们的残疾身体一样扭曲变形，阎连科总是那样在一个看似“独立自足”的人生世界里展开自己的故事，让深重的小说意义附着在这些看似极不相称的生命上面。由于环境的“独立”（世人陌生的耧耙山深处）和人物的变形（或如“三姓村”、受活庄人的集体残疾，或如高爱军、夏红梅式的心理扭曲），阎连科小说始终有一种浓重的寓言色彩。而真正让人感觉到小说分量和意义力量的原因是，这些“寓言”故事，同时又具有极强的现实感和当下性，小说的场景甚至就是叙述者的“故乡”，因为一草一木都是那么熟悉和充满感情；小说里的人物也仿佛是爱恨相加的亲人，他们不是哲学寓言里的类型化角色，而是一个个具有血性的鲜活人物。阎连科的创作追求越来越呈现出强烈的个人色彩。他的小说探索显得深重而肩担大义。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阎连科在小说的结构形式和小说语言感觉及语言的色彩、节奏等方面的追求也很明显。在近年来中国作家从小说语言上努力祛除西方小说的影响，试图用尽可能纯粹的中国语言表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神的过程中，阎连科是比较自觉并用创作实践作出证明的小说家之一。大量的口语化语言和方言俚语的介入，让“土得掉渣”成为其小说的一种刻意的标识。然而同时，小说在结构上又体现出极强的现代感，这不但会显露出小说的时代印迹，更重要的，是作家试图让小说的意义通过形式本身呈现出来。
《受活》这部小说在故事背景和人物设置上与《日光流年》具有同构性，都是耧耙山脉的乡民生活，都是集体残疾的人物组合。但《受活》在形式上的自觉追求更趋明显。小说以“毛须”、“根”、“干”、“枝”、“叶”、“花儿”和“果实”来为小说故事的发展程序分段定格，暗示生命之树疯狂生长的过程。小说大量运用口语化语言，这种口语化不仅通过人物对话和心理描写来得到体现，同时也融汇到作家的叙述语言中，成为小说语言的一种基本格调，大量的“呢”、“吗”、“哩”、“吧”等虚词的后缀，在增强小说口语化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小说的语感和节奏。小说还多处使用只有“耧耙山脉”才有的方言俚语来表达人物的爱恨与喜怒。作家又通过“絮语”的方式、仿佛如“附注”般作出书面化的解释，并使其成为小说内容的一部分。阎连科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在现代性的小说结构中，容纳极其口语化的语言，让意义的生成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局面。
《受活》里有一个最大的故事悬念，也是这部小说的核心故事和中心主题，这就是县长柳鹰雀要购买列宁遗体，要在县里建纪念堂并依此吸引游客、发展旅游，进而带动全县经济发展的宏大构想。这一构想的意义不仅在于其过分奇特，更主要的是，它使小说的现实感和时代色彩明白无误地突显出来，同时，这个含义复杂的荒唐构想，浓缩了小说的现实感、时代性和寓言色彩。谁来支撑这个荒唐构想并使之付诸行动？我们看到的不是政治家的严肃合谋，也不是纯寓言式的幻想演绎，而是受活庄的残疾老少们的疯狂表演。
整部《受活》实际上就是一个人进行的一场疯狂的“战斗”。这个人的“战斗”失败了，所有的人就停下了脚步。小说的开始是柳县长来到受活庄并与茅枝婆“唱对手戏”，最后的结尾还是这两条线索，茅枝婆在得到受活庄“脱县”的红头文件后安然死去，柳县长在官位丧失、妻离家破后自残身体，并因此获得到受活庄安然度日的资格。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主题构想还难以说清，但这却显然是柳县长和受活庄人惟一能够分享的“果实”，从“根须”开始生长的生命之树，最后的果实竟然是如此空壳，这或许就是小说的寓意所在吧。
《受活》是阎连科小说链条上的一次打结，是融入了作家才华和情感的一次倾泄，同时也是对阎连科小说之路的一次考验。
《受活》阎连科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版
编辑:黄丽春 来源:中国书报刊博览 作者:阎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