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有知遇之恩难敌民族大义

　　一、日本近卫首相的两份声明　　1937年7月10日，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应蒋介石邀请，离开炮火连天的北平，乘火车南下，赴庐山参加谈话会。　　7月17日，蒋介石在茶话会上，发表了一通表明中国“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的立场的讲话。会后，蒋介石单独召见陶希圣，说：“陶先生在北平做得很好，实乃不可或缺的国之栋梁，不知可否愿意走出燕园，来指教我蒋某人治国平天下呐？”　　陶希圣便辞去北京大学教授之职，来到南京，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专事国际宣传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特别是12月南京沦陷之后，国民政府内部分成“主战”与“主和”两派势力，蒋介石主张武力抵抗，而汪精卫则倾向“和谈”。　　当时社会上的许多学者也倾向和谈。主和派成立了一个“低调俱乐部”。　　所谓“低调”，是相对于抗战的“高调”而言的，里面的成员多半都是一些学者。　　“低调俱乐部”成员、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胡适就曾向蒋介石进言说：“中国和日本人打仗，军事力量还没有成熟，是不是可以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人和谈？”　　在国民政府里面，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认为和谈也是一个途径。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会长汪精卫就曾多次劝说蒋介石与日本和谈，说：“我们要保卫我们的领土，固然不能向日本人示弱，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另辟一个途径，因为打仗的结果还是要和谈，国家已到这种地步，不能再打下去了，把国家的命运当儿戏地断送了，我们怎么能对得起后代子孙。所以‘和’是战争的一个手段。”　　蒋介石没有采纳汪精卫的意见。　　一次，蒋介石宴请胡适，邀请的客人还有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以及陶希圣、高宗武等。　　胡适再次跟蒋介石提出，应该派高宗武去跟日本人谈判，他跟日本的关系很好，而且很能干。　　胡适的话起了作用。7月31日，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召见高宗武。高宗武，浙江乐清人，1905年出生，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曾经留学日本九年，是个日本通，在日本的朋友也很多。　　1938年2月，高宗武受蒋介石之命，辞掉外交部的工作，来到香港，开始跟日本人接触，搜集一些日本人的情报。　　在这期间，日本近卫首相对中国政府发表了两次声明。　　第一次是在1938年1月16日，也就是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西迁武汉之后，声明主要的内容是说今后不再与蒋介石政府谈判。　　就是因为这个说明，造成了双方的决裂。　　第二次声明的内容是说，他们希望重庆政府重新组织，如果重新改组的话，他们愿意继续谈判。　　近卫的两次声明皆暗示汪精卫，日方坚持“扶汪排蒋”的方针，想要跟他谈判。于是汪精卫就蠢蠢欲动，跃跃欲试。　　高宗武在香港期间，私自去了一趟日本。他在东京见到了不少军界和政界的首脑人物，甚至还见到了日本的首相，也见到了他们的参谋次长。日本方面提出，近卫首相的第一次宣言已经发出了，既然是堂堂首相发布的，也就不可能再反悔，所以日本方面没法跟蒋介石谈了。如果要跟重庆谈的话，必须要由另外一个人代表。他们认为汪精卫是最合适的。　　高宗武就把这些材料带回香港，交给他的助手董道明送到重庆，先给周佛海、陈布雷他们看，然后呈给了蒋介石。　　汪精卫也看到了，他大吃一惊——日本人居然直接提出来让他出面谈判，这势必引起蒋介石的猜疑，使得蒋介石跟他进一步对立。于是，他当即当众表示，绝不与日本人私自来往，要谈判必须通过蒋先生。　　日本人为什么选汪精卫呢？第一，因为汪精卫是国民党二把手；第二，既然日本选择不跟蒋介石谈，那第二人选就很自然地落在了汪精卫的身上；第三，他们也有情报，知道汪精卫是主和的。因此他们把汪精卫定为他们谈判的对象。　　在汪精卫看来，既然在国民党现存的体制之内，他的主张不被采纳，那就干脆孤注一掷，离开中央政府，到体制之外打出自己的旗帜，公开跟日本人和谈。　　然而，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又决定他要离开国民党、离开国民党中央政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于是他作了一系列的准备。　　二、蒋介石派人刺杀汪精卫，汪精卫铁心投靠日本人　　1938年11月，已成为汪精卫集团重要成员的高宗武与梅思平（时任国民党中央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代表汪精卫来到上海，与日本军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谈判并签订了“重光堂协议”——《日汪协议》等投降卖国文件。　　在签订条约期间，他们制订了一个汪精卫出走的方案，基本内容是：在12月底，汪精卫离开重庆，脱离蒋介石，经昆明到达越南河内；他一到河内，日本近卫首相就发表一个声明，来呼应汪精卫这一派人来到河内的活动；然后，汪精卫再发表一个东西，来呼应近卫的声明。　　按照预订计划，周佛海于12月5日首先飞抵昆明。汪精卫则于12月18日，借口外出讲演，秘密出逃，冒险飞往昆明。19日，汪精卫又从昆明飞抵河内。跟汪精卫一起走的人包括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还有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和几个亲戚。　　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惊，先是掷杯怒骂汪精卫：“汪之所为，害己害敌、害国害党，其罪非浅。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而后又跺脚叱骂陶希圣：“娘希匹，陶希圣负我，陶希圣负我……”　　汪精卫一伙到了河内的第三天，即12月22日，按照私下的约定，日本近卫首相再次发表了一个声明，这就是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其大致的内容有三点：一是善邻友好，二是共同反共，三是经济提携。　　汪精卫收到近卫这个声明后，于12月29日，以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电（即“艳电”）的方式，呼应近卫的第三个声明。　　汪精卫在“艳电”中，提出“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要中国共产党“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　　至此，汪精卫集团降日反共、甘当汉奸卖国贼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　　汪精卫脱离重庆逃往河内后，便把高宗武从香港叫到河内来，细谈将来的路应该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