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沟流月去无声--旧年[大公报]人命运感怀 [猫眼看人]

长沟流月去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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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

——旧年《大公报》人命运感怀

作者：书友茶前不久，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在沪上溘然长逝，读书界一时间多有叹惋伤感之声。喜欢研文论史的读书君子，再也没有福分读到这位自谦只研究过三个半历史人物（蔡元培、章太炎、吴虞与半个吴稚晖）的长者那既具丰饶文采又富通脱睿识的新作了。他的《川上集》、《往事如烟怀逝者》、《识史集》、《饔飨集》一类集子中的珠玑文字，曾经给今天的广大书友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留意他笑谈饮食文化的朋友，大都记得他的深言妙论：烹美味，最重要的一句话，是“鱼在锅里不要去乱动它”，因为，如果凭主观意志乱动一番，那就真乱了。——细细品味，那真是历尽沧桑者才说得出的智者之语。

如果对唐先生早年的经历知道稍多，我们就更会为他在今年年初的离去怅然长叹。唐先生自新时期以来以研究历史“旧闻”知名，但他总结说自己是“少习史，及长而废，想不到入社会贸贸然跌跌撞撞三十年之后，竟废弃素业，转而从事历史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卷》自序）。唐先生所说的“素业”，即是中青年时所经历的二十多年新闻人生涯：从中国现代史上最优秀的新闻学教育基地——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他在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民间报纸《大公报》，驰骋了七年；随后转到《文汇报》，一呆就更是十五年之久。回顾报业生涯唐先生的结论是：“新闻工作很难报账，大抵不外‘轰轰烈烈，空空洞洞’。”唐先生说新闻事业“空空洞洞”，自有他作为一介书生的深沉感慨，就是自己越来越感觉，“文人办报的传统已近消失，在报社专业写文章的行当，似不再有。所谓以文学写作为副业的想法，也不切实际。学无所专，时有空虚之感”（同上书附《作者自传》）；而“轰轰烈烈”则并非随口笑言。1947年7月，刚进《大公报》一年的唐先生，就被四处滥捕狂抓的“中统”特务关进牢狱。对唐颇为看重的总编辑王芸生先生，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市长吴国桢，要求马上放人。吴支支吾吾想借口拖延一下，王掷地有声地说：“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结果当晚唐就被放出。80年代唐先生回忆说：“国民党最怕这一招，而其时抓大公报的人公开出去，他们更有所顾忌。”（《上海大公报忆旧》，载周雨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大公报人忆旧》）新闻界这种道高于势、不畏强权的旧年风景，固然反映出了《大公报》作为一种民间性“公共空间”在风沙扑面的年代里可贵的报格与尊严，也折射出唐先生在当时的活跃与备受瞩目。在后来的著述中，唐先生多有关于旧年报界同人的深沉追忆，记述了他当年广泛的交游与来往。1949年初，周恩来在为随军南下的记者设宴饯行时，赞扬《大公报》的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的确为中国新闻界培养出了不少人才。按照周当时对另一位著名大公报人徐铸成先生的说法，唐先生“不也是《大公报》出身么？”前面我说唐先生在年初开人世令人怅然长叹，就是因为今年6月17日是与他有着上述密切关系的《大公报》诞辰一百周年的特殊日子。关于《大公报》的研究性专著《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王芝琛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版）和《大公报》的社论文选——《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王芝琛、刘自立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版），都已经得以出版并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文化界对这张大力标举“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方针为宗旨，坚持文人论政的旧年《大公报》（1902—1949）的研究，正逐渐走向深入，日益摈弃了阶级分析方法的教条与框架，而有了更多的历史唯物主义色彩、学术品格与思想史意味。前一书，唐先生还亲自写下了儒雅深透的序言，热情为之推介。这也可以说是唐先生在八九十年代连续写下诸多关于《大公报》同人忆旧文章之后，对《大公报》的再一次深情回眸。可惜天不假年，他竟无机会得见《大公报》百年纪念这一天的到来了。说起来，这是继1991年徐铸成先生猝逝、1999年萧乾先生离开之后，又一位旧年《大公报》人的远行。《百年沧桑》一书中，收录有一篇名为《座中多是豪英》的精彩文章，描绘出了报社当年风云际会、群英翔集的盛况。而现在屈指算来，除了在香江畔数着版税逍遥度日的金庸先生，和后来成为出版家的戴文葆先生等人，在稍微知名的文化人中，普通读者如我等，已经说不出更多的旧年《大公报》中人了。对于留心中国近现代民间报馆与新闻人旧踪的后来者来说，一种历史正在缓缓地合上记忆的大幕。

“去得最疾的总是最美的时光。”百年回首，萧萧风尘卷走多少文化的流香遗韵。徐、萧、唐诸先生的逝去，自然让人感叹人生百年的倏忽无情，但读完《百年沧桑》一书，掩卷静思，我又不禁为他们顽强的生命力所赢得的最终胜利而感到由衷的钦佩与欣幸。——细细盘点起来，旧年《大公报》人中，命运的不幸者实在太多了！按《座中多是豪英》的说法是：“从总的方面看，《大公报》内的‘左派’、‘中派’、‘右派’记者，都有他们不同的贡献和各自的成绩，都是无法替代的。殊途同归，最后的命运，大都是以‘悲剧’而告终。”

“右派”的命运呈现悲剧色彩，这是我们熟知的历史。但《大公报》社里“右派”之多，足可以称得上当时的“右派”集中地之一。1946年独闯张家口的著名女记者、地下党员彭子冈，另一位名记者徐盈的夫人。1957年，她因说了句“我最不喜欢解放后这一系列的运动，太麻烦太耽误时间，有时间不如多搞点业务”，结果首当其冲被打成“右派”。她不服批判，继而被升级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急先锋——极右分子”，开除党籍，下农村“改造”，“文革”后又去“五七干校”。等到历经二十多年深重磨难，重新听到人们叫她“子冈同志”时，已是病魔缠身了。据说，在1957年，彭子冈发表一篇文章主张让菜农自己进城卖菜，文章里说：“事情是明摆着的，蔬菜是娇嫩货，经不起折腾，时间上也经不起拖延，坏了沒救。……不说別的，北京胡同里卖菜的清脆悅耳的吆喝声，也尽够叫人惦记！……这也许只是我不足为训的小资产阶级旧情调，真正受到实惠的是万万千千、每条胡同里短不了的家庭妇女们。”在那个一切都容易被扭曲变形的特殊年代，就是这种谈及一点平常生活的文字，却被视为当时的“彭子刚右派言论”专集“最毒”的一篇。

名记者朱启平，出身江南世家大族，燕京大学高才生。据唐振常先生在《川上集》（三联书店1996年版）中介绍，“一二?九运动”中，燕大“洋气冲天，红光满园”，其中就有朱启平叱咤风云的身影。太平洋战争中，他成为活跃一时的随军记者；1945年8月19日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受降仪式中，朱启平是其中的三名中国记者之一，发回的长篇通讯《落日》传诵一时，被公认为“状元之作”，后来还被列入大学新闻教材。其后他又任驻美特派员兼联合国记者，赴朝鲜战地采访，通讯享誉海内外。老新闻人严秀（曾彦修）先生1997年读到迟来结集出版的《朱启平新闻通讯选》，就发自内心地赞许说：朱启平的新闻通讯之所以值得长久保存，关键在于两个字：眼光。（《五十年前一个智者的警告》，见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大陆解放前夕，朱启平的两位兄长均在台湾政界与商界身居要职，他却没有去台湾，而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但“文革”一顶“右派”帽子，将他发配至天寒地冻的北大荒。至于原因，与他同时下放在北大荒的名记者戴煌先生在《九死一生》一书中介绍说，“1957年整风鸣放，他只不过批评我们的新闻报道有时不够实事求是，论据是，曾在1948年一度担任过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于1951年3月从法国回到了新中国。朱启平本人为《中国建设》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说他向往新中国，宁可放弃美国、法国的高薪聘留。可是‘上面’有人在发稿时，却非要把这改为翁文灏是在国外‘走投无路’才归国的，是共产党宽宏大量地收纳了他。朱启平说，这么一改，就完全背离了事实，同时也是对这位爱国老科学家人格的侮辱。就这么一条批评意见，有人便说他是‘攻击党的领导和攻击党的新闻政策’，把他划成了‘右派’！”在北大荒，他们食马肉，经常看见抬出死人，真可谓“九死一生”。后经廖承志先生提名，朱启平调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外语。临行前他去县城的澡堂洗澡，澡堂里的都把他当成了怪异的“西洋景”。他仔细一瞧，才发现自己“全身上下不仅有着一层厚厚的黑灰，而且瘦骨嶙峋，胸前皮下的两排肋骨根根可数，如果不比死人多口气，则完全成了一具木乃伊”。及至“文革”，“他这‘摘帽右派’又被揪斗……身上鞭痕累累，说是接连几天被殴打，再不逃走，极可能被打死”（朱开宇《缅怀父亲》，《朱启平新闻通讯选》）。

蒋荫恩，桂林《大公报》编辑主任，曾先后担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主任等，门生遍及全国新闻界，“文革”中亦未能幸免，悲惨地自缢身亡，数天后才让家人收尸。

至于“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先生，著名的作家，是欧洲二战反法西斯战场上极少的中国战地记者之一。尽管他自己说过当年思想是“中间偏左”，但大概是因为在《大公报》写过著名的社论《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提倡一种“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相信理性与公平”、“以大多数的幸福为前提”、“反对任何一党专政”、“革命与改革必须并驾齐驱”、“分平、理性、尊重大众，容纳异己”的自由主义，加上因一度受邀参加奉行“第三条道路”的《新路》刊物的编辑工作而屡受审查，后来还是被无形地将其视为《大公报》的首席“右派”。刚到天地玄黄的1948年初，他就劈头遭遇到郭沫若发表在香港《大众文化丛刊》上的“檄文”《斥反动文艺》的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