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乐记_音乐美学思想探微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ＵＳＩＣ
研究与探索
《乐记》音乐美学思想探微
西安音乐学院 牛玉冰
《乐记》是我国古代一部比较系统的音乐美学专论，也是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重要经典。其中对艺术的本源本质、社会功能、审美、创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阐述，提出了“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唯乐不可以为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等重要的思想命题，对中国２０００多年的文艺发展史产生了深刻影响。现存《乐记》的１１篇内容中，前８篇论述乐的本源、社会功能和美学标准等；后３篇分别记述子夏和魏文侯、孔子和宾牟贾、师乙和子贡论乐问题。在近年来为数颇多的《乐记》论辩文章中，涉及两大中心问题：一是作者的考证问题；二是全书的哲学体系属于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笔者纵览全文获知，《乐记》一书不是一人一时的著作，它的音乐思想极其丰富，应是在先秦千百年音乐实践和音乐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并带有一定杂家色彩的较为完整的音乐思想体系。总体而言，《乐记》集古代乐论之大成，其成果又为其它典籍所汲取。是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并立的古代文艺美学的重要文献，也是东方音乐美学的代表性著作。
一、《乐记》的作者与成书年代
《乐记》的作者是谁，学界尚无定论。成书年代在文献记述中也有不同说法，当代曾展开热烈论辩。关于《乐记》及作者的来源问题，目前有三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根据熊十力先生的研究表明，《乐记》即是《乐经》说；二，为先秦时代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所作；三，为西汉时期的河间献王刘德所作。下面以史料为据引证说明如下： 《隋书・音乐志》载：“《乐记》取《公孙尼子》。” 张守节《史记・正义》载：“其《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
这两条文字仅为揣测，并没有为“《乐记》取《公孙尼子》”、“《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之说提出任何理论依据。在这一问题上最有权威的史料《汉书・艺文志》载：“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而没有说明《乐记》还有其他作者。根据现今理论研究著述表明，学界多认为《乐记》作者为西汉武帝时期的河间献王刘德及毛苌等人，而不认为是战国时期的公孙尼子。
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ＵＳＩＣ研究与探索
需要说明的是，《荀子・乐论》与《乐记》均为音乐美学“以道制欲”等范畴来自道家；性静欲动、天理人欲对立观念专论，《乐论》１３００余字，《乐记》５０００余字。其中，《乐记》有７００余字与《乐论》相同或基本相同。《乐记》旧传有２３篇或２４篇，现仅存１１篇，比较完整且自成系统地同时保存在《礼记・乐记》（亦称“小戴礼记”）和《史记・乐书》当中。现存《乐记》，是经过秦火和楚汉战乱的散佚以后，由刘向、刘歆父子纂辑而成，后来又曾经散佚过的残本。目前学界所能见到的最好版本当属清代学者阮元编订的《十三经注疏本》。
二、《乐记》对先秦诸子学说的批判继承 《乐记》音乐思想丰富完整且有创见，体现了先秦千百年音乐实践和音乐思想的系统总结与创新发展。《汉书・艺文志》说河间献王刘德及毛苌“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则《乐记》当中既有所“采”，又有所“作”；既有前人思想体系的承袭，又有音乐美学思想的学术新见。总之，《乐记》批判继承儒、墨、法、道、阴阳、杂各家思想，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音乐美学思想体系。
《乐记》全面继承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以“尽善尽美”、“合乎礼义”作为审美准则；推雅排俗，强调用音乐修身、治国、移风易俗。但《乐记》又突破了孔子重礼而轻刑政的思想，主张认为只有礼、乐、刑、政四者充分发挥功用，才能实现理想的政治，即“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乐记・乐本篇》）
《乐记》中关于礼乐异同、天人相感、音乐的社会与教育作用等思想的渊源来源于《周礼》。认为礼乐具有防与和的作用，礼乐“合天地之化”，可以通天地鬼神、和谐万物万民，主张对国家施行乐教。可见，《周礼》对《乐记》的影响是深远的。孟子关于音乐的言论极少，但其“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耳之于声有同听焉”的思想对《乐记》有所启发。《乐记》主要继承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思想，认为人性本善，主张寡欲和“与民同乐”。其中，性善论直接影响了《乐记》的人性论。荀子在“性恶论”的基础上提出“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提出以乐道欲、美善相乐的思想，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乐记》从《荀子・乐论》中摘抄了７００余字，继承了前者关于音乐的特征、功用、审美等思想。 《乐记》肯定“情动于中，故形于声”，重视礼乐教化，与老庄否定人为的有声之乐，轻视礼乐思想相对立，但又对道家思想有所吸取。例如《乐记》中的“动”、“静”、“理”、“欲”、
来自老庄。《乐记》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实际指人心有不为物欲所制约、认识道的能力。但人性又会“感于物而动”，有多种欲望追求，因而无法知“道”。此外，《乐记》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思想来自阴阳家；八音比附八卦的思想来自《周易》；以自然现象诠释礼乐摘抄自《周易・系辞》等。综上所述表明，采诸子言乐事者而作的《乐记》，是先秦音乐思想的全面概括与总结。 三、《乐记》的文艺本源论
主要深入探讨了乐的根源与成型问题。有关此论述的文字主要集中于《乐本篇》、《乐施篇》、《乐象篇》、《师乙篇》和中。《乐记》云：“乐者，乐也。人情所必不免也。”罗艺峰先生将其称之为是以情为本的“情本论”思想的萌芽出现。《乐记》的音乐本源论集中体现为“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这一命题。强调音乐由人的内心产生，只为了表达人的情感而存在。即认为音乐是主观（人们内心境界）受到客观（外界事物）影响的结果，是因人心感应外物所致。 《乐记》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记・乐本篇》）此处区别了“声”、、“乐”三个概念。认为这三者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从“声”到“音”和“乐”的转化，不仅有了形式美的规范，而且有了社会伦理的规范，所以说：“乐者，通伦理者也。”
《乐记》音乐本源论的理论基础是“动静说”与“理欲说”。《乐记》所言之“动”，是指本性所固有的“知”、“情”外发，对外物作出反应的过程。《乐记》认为人的认识的本源来自于“性”和“心”，由此推论，蔡仲德先生认为“动静说”的实质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而不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理欲说”是关于“天理”、“人欲”的关系学说。其中“天理”是指“人道之正”，即上天赋予的平和的天赋善性；“人欲”是指人们思想感情的外发，是人心“感于物而动”的动态的后天表现。《乐记》认为“动”而“无节”会导致“穷人欲”，丧失人的天赋善性，就会“灭天理”，而“灭天理”就会使人沦为禽兽。人之所以成为具有社会道德意识的人，就在于有“天理”。《乐记》主张为人作乐应该“反躬”，以保存固有的“天理”和人的天赋善性，这其实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音乐本源论。
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大多接受郭沫若先生《公孙尼子
《宾牟贾篇》“音”《乐记》所言之“静”是指本性未动；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ＵＳＩＣ
研究与探索
与其音乐理论》一文的观点，认为《乐记》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唯物的，即承认人的情感是外物对人心影响所致。但蔡仲德先生的《〈乐记〉哲学思想辨析》一文中却相异地谈到了自身独到的理论见解。认为《乐记》只在个别论述中出现片段的唯物论因素，其基本思想还是唯心的。即认为人的天赋本性就有感情，在人心感应外物之后，才使固有的情感表现出来。蔡仲德先生认为“动静说”和“理欲说”为唯心论反映， 四、《乐记》的文艺功能论
主要强调了“乐”的作用。《乐记・乐施篇》说：“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即强调了乐是用来表现德行的，而礼是用来制止放纵的。“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强调了德是人性的表露，乐是德行的花朵。《乐记》还提出：“礼乐刑政，其极一也”，说明礼可以引导人民的志向，乐可以调和人民的性情，政可以齐人民的行为，刑可以防止人民的奸邪。四者充分发挥功用，就可以“同民心而出治道”，实现理想的“王道之治”。《乐记》提出：“声音之道，与政通也”，最早概括出“乐与政通”的理论。《乐记》还提出“礼乐相济”的观点，论述它们不仅在社会作用方面相互依存补充，而且在内容方面也是可以相互转化和包含的。可见，《乐记》作者对“礼乐之道”有了深入透彻的把握，这也是使封建政权天下太平、长治久安的良策，即所谓“治道非礼乐不成”。
《乐记》还提出：“乐以道（导）和”的观点。和具有“合气”（合阴阳之气）、“合德”（合公私之德、上下伦理之德）、（指音乐舞蹈本身的“乐舞之和”）和“生”之功能。可以说，“和”为中国传统音乐核心问题，特指自然、人伦、音律之和，是我们正确理解《乐记》思想的根基。
《乐记》将宫、商、角、徵、羽比附君、臣、民、事、物，具有鲜明的五行与阴阳思想。现存《乐记》中，“气”成为重要范畴。“气”不仅具有“生命”含义，而且还具有道德属性，成为重要的美学问题。《乐记》认为：“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统一于‘气’，而‘气’是宇宙的生命（‘生气’）；乐音的运动就是‘气’的运行，也就是生命的律动（‘动四气之和’），所以音乐来自‘心’，也来自‘天’，体现了人的生命，也体现了宇宙的生命，与社会相通，也与自然相通，找到了天、人、乐相通的内在依据。”（蔡仲德著・中国音乐美学史・人民音乐出版社・１９９５年《乐记》中成熟的“天人合一”音乐美学思想可以说是“天人感应”学说的进一步深化与成熟。
五、《乐记》的伦理思想与音乐审美思想 《乐记》强调“乐敦和”——乐的精神是敦厚亲和，先王制作礼乐是为了教导人们节制好恶，恢复人的天赋善性。而“乐之隆，非极音也”，说明无论“乐”的规模怎样盛大，并不是为了极尽听觉上的享受，是要求通过想象，超越于音响之外，感受弦外之意并产生共鸣。这也说明《乐记》作者对音乐审美确实有全面而透彻的认识。
“审美所反映的心理过程，是审美主体（人）和审美客体（乐）相互作用的一个完整的过程。”（赵 著・赵 文集・氵风氵风人民音乐出版社・２００１年《乐记》提出：“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这是一种唯心史观在音乐审美中的具体体现。其中，“道”和“欲”是审美的道德价值与情感价值的区别，前者是“私”，为高级的感知；后者为“乐”（ｌè），为初级的感知，它既是主体的首要追求，又是艺术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乐记》的学习与研读中，要重视和区分“德”与“欲”的概念，它是正确对待一切音乐的精华与糟粕的基点。所以，才出现“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的论点。现今社会上文化与音乐修养较高的人士推崇高雅音乐艺术（如古典音乐、严肃音乐等），而缺乏思想及音乐修养的人士却对品位不高、内涵欠深的某些流行歌曲情有独钟，这两类人不正是乐得其道与乐得其欲的表现吗？我个人认为，系统学习音乐美学对建构音乐学学科基础、深化思维思辩能力大有裨益。但研究古代音乐美学专论，不仅要从中有所获益，更要理论联系实践加以讨论，从而更好地促进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的发展。因此，应对道欲问题给予足够的认识与关注。
《乐记》最为全面、集中地总结了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基本观点，体现了鲜明的中国音乐美学特色。是西汉时期封建大一统局面在音乐思想领域的必然反映。《乐记》包含了丰富的中国文化理念，有着宏大的精神气象和坚实的天人哲学基础。同时，它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即过分强调音乐与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的关系，使音乐沦为礼的附庸、政治的奴仆、社会教化的手段而忽视了音乐自身的审美特性，使音乐艺术在中国从来就不是自足的、独立的艺术，至此影响了中国２０００多年的文艺与文艺生活。《乐记》之后，唯有韩愈、嵇康、李贽等思想家对《乐记》思想有所突破与挑战，而大多论著仍然沿袭其思想，未能实现超越。综上所述，《乐记》既是中国音乐美学专论，同时在世界音乐美学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
“唯君子为能知乐”为唯心史观论。“合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