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女权回潮时期美国女权主义的探究

　　【摘要】美国女权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中呈现出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的态势。改良派认为女权主义理论应该实现范式的转变，走向“市场女权主义”；激进派对女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危险的暧昧提出警示。尽管改良派风头正劲，但宣布后女权时代已经来临为时过早，仍有许多人以行动主义的方式进行着反抗。 　　【关键词】反女权倒退 激进女权主义 改良女权主义 行动主义 　　反女权与反反女权的交锋 　　苏姗・法吕迪把保守的里根、布什时期称为反对女权主义政治的倒退。20世纪70年代末，反女权初现端倪，80年代初，本质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入主白宫，80年代中期，反女权进入大众文化视野。新右派领袖最先抛出了反攻的中心论点：妇女平等应为妇女乃至社会的不幸负责。新右派妇女组织不遗余力地反对女权主义，反女权的声音还来自知识分子群体。 　　在美国头号反女权主义者、自由作家乔治・吉尔德看来，独立单身职业女性的生活是一场灾难，而且她们的独立威胁着男性作为养家人的户主地位。芝加哥大学教授阿兰・布鲁姆认为经过妇女运动，女人从男性独裁中解放了出来，可以为所欲为，妇女解放不仅造成了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而且还破坏了美国的学术研究。1991年，加州一百多名教授成立了“加州学者协会”，攻击女性研究项目，宣称雇佣女性和少数民族以及注册女性和少数民族学生是在破坏学术标准。 　　在反扑潮流下，许多前铁杆女权主义者修正了自己先前的女权主义观点。贝蒂・弗里丹收回了在《女性的奥秘》（1963）中的“过激”言论，家庭不再是“舒适的集中营”“陷阱”，而是捍卫幸福的最后一座堡垒。弗里丹在《第二阶段》（1981）中的女权主义观点主张超越性别政治，弗里丹修正后的不谈性别只谈家庭的“捍卫家庭女权主义”与新右派的观点极为合拍。 　　费城艺术大学教授卡米拉・帕格利亚（1947～）因为《性面具》（1990）一书一夜成名。帕格利亚为等级制欢呼：“性自由、性解放，不过是现代妄想。人类是等级制度的动物，将一种等级制度清除掉，另一个则将取而代之，也许后者比前者更难让人合意。”①帕格利亚恭维男权制：“男人创造了这一切。……如果让文明掌握在女性手中，我们将仍然生活在草屋里。”②她宣称“历史上妇女不长于用概念思考并不是因为男人限制她这么做，而是妇女不需要为了生存而去进行概念思考”。③对于帕格利亚等人对女权主义思想的全面颠覆，贝尔・胡克斯指出，帕格利亚的“新”女权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帕格利亚及其追随者“剥去了女权主义所有激进的政治目标，包括批判性别歧视，号召摧毁男权制等。她们重新包装了女权主义，使得女权主义最终成了只关心在公众领域与所属阶级的男性取得性别平等。”胡克斯讽刺自封激进的帕格利亚“在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舞台的中央自我陶醉”。 　　凯蒂・罗伊夫（1968～）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纽约大学教授。评论界称罗伊夫的《事后的清晨》（1993）是“女权主义讨论中的新声”，“了不起―是罗伊夫这代人对以女人的名义打造的女权主义发出的第一声抗议”，“一本像炸弹一样的书”。罗伊夫毫不掩饰对女权主义的厌恶和反感，她替男性鸣冤叫屈，责备女权主义者在性问题上神经过敏，责备性骚扰受害人抱住受害者身份不放。胡克斯指出罗伊夫的批评代表着一种女权主义写作中的不良倾向―将女权主义变得狭隘、琐碎、去政治化。年轻白人特权女性创造的女权主义叙述重新将物质上占优势地位的白人女性的经历摆到中心地位，否认种族差异和阶级差异，这不仅表现在构建女性身份方面，而且表现在与女权主义运动的关系方面。认为女权主义主要是为了物质优越的白人女性，也主要与物质优越的白人女性有关，这是一种错误的倒退。 　　娜奥米・沃尔夫（1962～）在《以火攻火》（1993）中为女性已经夺取的权力大唱赞歌，并且为女性如何自我赋权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描述。女性黑暗、无情的一面曾经被忽视、抹煞，如今正得到认可，女性应该放下对权力的恐惧，“要去想象侮辱女性的行为会遭政治报应；要去找钱、用钱；要去想象胜利并享受胜利。”④复仇、金钱、胜利应该成为女性的合法梦想。 　　胡克斯指出新生代女权主义作家凯蒂・罗伊夫和娜奥米・沃尔夫的作品“完全忽视种族和阶级问题，狡猾地显示好像女权主义运动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些讨论一样。”大众可能会轻而易举地产生沃尔夫所谓的“富裕心理”，但带来丰厚物质收入的职业机会对他们来说却是可望而不可及，沃尔夫的权力观不具包容性。沃尔夫拒绝认可女权主义是一场寻求消灭性别歧视，消灭性别剥削和性别压迫的政治运动，她所谓的“权力女权主义”是一种去政治化的女权主义，将女权主义化约成了个人自助的梦想。 　　改良派与激进派的交锋 　　随着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转向学院，由于学术圈的女权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第二次浪潮后的女权主义者不断向市场经济发起攻击。经过理论的概全化，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中可以说根本无法生产出有女权主义特点的东西。但是沃尔夫建议在体制内开展活动，认为女性能够做到既支持资本主义，同时还能表现出进步。胡克斯认为看到改良的价值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她认为欣赏改良并不意味着就必须反对革命、消灭革命。胡克斯和沃尔夫的分歧体现了当代美国女权主义理论中反对市场派和主张市场派之争。 　　反对市场的胡克斯、南希・弗雷泽等思想家认为，权力女权主义背离了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路线。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反对二战后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从再分配、认可、表征三个角度对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中的经济不公、政治不公、文化不公展开了批评，要求对体制的深层结构进行改变。作为一场小规模的反文化运动，女权主义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传播，但由于环境的变化，如今的女权主义充满暧昧含混，容易受到新型资本主义的诱惑，为其合法性效力。 　　女权主义的某些理想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顺利合流并非毫无铺垫。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脱胎于新左派，新左派批评国家资本主义，谴责公司文化要人们墨守成规、步调一致，新左派的这个观点为更具灵活性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提供了理论合法性。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中，团队之间灵活的平行、网状的关系替代了严格的等级制组织。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的女权主义者批评“家庭工资”，男性不应该成为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但如今这个话题被用来稳定劳力价格，如果男性劳力对工作挑挑拣拣，还有许多女性劳力可以当替补。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将追求性别正义的女权主义话语演变成了一种强调身份和差异的身份政治的变体，低调谈论政治经济，高调谈论文化，她们谈论的文化与经济分离、与资本主义分离。第二次浪潮中的女权主义反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不反资本主义，用赫斯特・艾森斯坦的话来说，女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建立了危险的暧昧关系”。 　　贝尔・胡克斯坚持“反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的批评立场，她不赞同新生代女性主义者不讲性别压迫、不讲经济不公，只把它当作一种可以任意选择的生活方式来推销的女权主义。胡克斯坚持的是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时期的基本政治路线，而且她并不孤独。南希・弗雷泽为新自由主义之后的女权主义设计的路线是：要反经济主义，要继续对资本主义进行批评，要坚定地站到左派立场；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后的反男性中心意味着要打破批评家庭工资与灵活性更强的资本主义之间的虚假联系，要消除带薪工作的中心地位，肯定非商品化的活动。胡克斯认为现存的改良女权主义思想，在行动、思路上是错误的。关注阶级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交织的体制如何让妇女遭受剥削和压迫，这种社会变革理想是女权主义解放唯一真正的希望。 　　宣称已进入后女权时代为时过早 　　葆拉・卡门在《女权主义的命运》（1991）一书中对反女权回潮时期美国女权主义运动作了全景呈现。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并未寿终正寝，而是具有了独特的时代特点。60年代的女权主义充满革命修辞，而在80、90年代时20来岁的新一代女权主义者倾向于选择一种更温和的行动主义。校园内的行动主义包括反强奸、争取堕胎权、收回夜晚的游行示威，校园外的行动主义包括成立青年妇女组织。青年妇女仍然在继续加入现有的妇女组织如“全国妇女组织”和“全国撤销堕胎法协会”，并成立新的女性组织，“年轻女性规划”“妇女信息网络”“妇女主义圈子”“能量”“思考小组”等组织就是其中的代表。 　　贝蒂・弗里丹、卡米拉・帕格利亚、娜奥米・沃尔夫、凯蒂・罗伊夫、琳达・斯科特等人为改良女权主义摇旗呐喊；苏珊・法吕迪、贝尔・胡克斯，南希・弗雷泽等人对女权倒退行为进行了批驳，坚持激进女权主义思想。宣布进入“后女权时代”既没有条件，也不是事实。为了将贫困的女性化转变为权力的女性化，许多女权主义者以行动主义的方式进行着反抗，拒绝与人文主义思想合流。 　　（作者为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贝尔・胡克斯批评思想研究”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CWY09-06） 　　注释 　　①②③[美]卡米拉・帕格利亚：《性面具》，王玫，王锋，李巧梅，萧湛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第38～39页，第21页。 　　④Naomi Wolf， Fire with Fire： the New Female Power and How It Will Change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p. 36. 　　责编/王坤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