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读吴晗同志《关于的自我批评》

朱杰勤

吴晗同志在《关于的自我批评》里说，他的《论海瑞》是读了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反右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的社论、《红旗》杂志第十七期发表的《伟大的号召》的社论而后写的，目的“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和歪曲海瑞的”。

姑勿论吴晗同志写这篇《论海瑞》是否受上述党的各项文件所启发，但如果他掌握了文件的精神实质，就决不会把研究海瑞、学习海瑞以及表扬海瑞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我们只能坚持马列主义的真理向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决不能把一个反动阶级分子抬出来反对今天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挂着马列主义，行动上反对社会主义。他们也不至愚蠢到这样的地步，在光天化日之下“自命海瑞”，吴晗同志何必反对假冒、歪曲海瑞呢?说他们“自封为反对派”吧，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的海瑞，除了反对农民阶级之外，究竟反对过谁呢?说他上疏谏过嘉靖皇帝(世宗朱厚熜)吗?但他闻皇帝死，“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捐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明史本传)说他反对地主阶级吗?正如吴晗同志承认，“他又是为本阶级长期利益”打算。说他反对大地主吗?大地主当权派的张居正，他没有正面反对过。吴晗同志把徐阶列为海端反对的主要对象，但从海瑞给徐阶的书札看来，海瑞对徐阶恭维备至，一则说：“无不以伊、傅、周、召惟公颂者。且日：幸有是人，今日倚赖。”再则说：“补其偏，救其弊，乘便因时，一事而为一事之计，则公可自为力，亦天下人所见为公誉也。”(均见“启阁老徐存翁”二札)奉承惟恐不及。海瑞要求徐阶退田，态度上也是很温和的。徐阶退田后，海瑞复了他一封信说：“近阅退田册，益知盛德出人意表。但所退数不多，再加清理行之可也。”(《复徐存斋阁老》)而海瑞此举，仍然替徐家长远利益打算，所以他说：“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复李石麓阁老》)根据史料，极力反对徐阶的不是海瑞，而是徐阶的政敌高拱。高拱“令御史齐康劾阶，言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里中状。”“拱再出，扼阶不遗余力，郡邑有司希拱指，争崎龁阶，尽夺其田，戍其二子。”(《明史·徐阶传》)如果认为海瑞反对徐阶，就是反对大地主阶级，那末，高拱反对徐阶更为坚决，高拱是不是大地主阶级的反对派呢?吴晗同志强调，海瑞以地主阶级的“左”派，反对地土阶级的右派，找们从未闻地主阶级有“左”右派之分，又未知吴晗同志以什么政治标准来划分。吴晗同志居然把海瑞封为“左派”，硬要把他拿出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如火上加油，只能助长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气焰。

我们从《论海瑞》和《海瑞罢官》两篇作品中，看不出吴晗同志捍卫社会主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目的和作用。相反地，只能够看见作者站在封建地土阶级立场，标榜了封建同志阶级的忠臣海瑞，抹煞阶级斗争，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张目，与社会主义制度唱对台戏。吴晗同志这些文章的反社会主义本质被揭露出来了之后，便在“自我批评”中，特别声明《论海瑞》一文，是在公报、社论发表后写的，表示动机还是纯洁，政治立场是稳的，不过学术立场和方法还有问题而已。其实吴晗同志通过海瑞研究对群众散播毒素、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害，岂止学术上的立场问题而已。

吴晗同志关于“清官”问题的看法，他在“自我批评”中坚持“还没有什么

改变”。这可以说明他今天对海瑞的看法还没有改变。海瑞是不是如吴晗同志所说的是“站在人民方面的”农民的“救星”呢?绝对不是。他对于来告状的人，“除发府县外，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候月满发驿充徒。曾有解审二三起，俱原告中途逃脱，解人告称，闻此重处声也。”(《启刘石圃诚意伯》)从海瑞处理告状的事看来，就彻底暴露了他的反人民的阶级本质。海瑞有时口头上还谈些民间疾苦的空话，但对于穷而无告，不受法律制裁的人，就加以无情的镇压。例如他对于被官府压迫而进行反抗的矿徒，实行驱逐和镇压。海瑞告诫下属说：“矿徒本县屡行晓谕，令其遣散，毋扰害地方。彼回禀状，公称近日差使繁叠，又加军门钱粮，苦无所出，是以盗矿取利，以应差役。据言亦可衰悯。但小人趋利，彼势寡则恬静，彼势众，或缺油粮，或矿利微小，不免啸呼行劫。„„彼等禀状不可轻信哀词，遂忘防守驱逐也。”(《兴革条例》)他明知矿徒为图生计，但又建议檢兵围剿。(见《保甲法再示》)海瑞曾经为统治阶级提出“平黎”的计划。由于汉族封建统治势力与黎族封建地主互相勾结对黎族人民高度压迫和剥削，激起黎族人民的反抗。一五三九~一五四四年(嘉靖十八年至二十三年)的万州鹧鸪啼峒黎族那红、那黄领导的武装起义大大削弱明朝在海南的统治力量，引起统治阶级的内部争吵。海瑞认为：“琼州一府，颛顼独居海中，其地绵亘一千余里，黎歧中盘，州县滨海旋于外。譬之人，黎岐心腹，州县四肢，黎岐为寇，是心腹之疾也。心腹之疾不除，将必浸淫四溃，而为四肢之患，州县无久安之理。”(《平黎疏》)主张派大兵镇压后，开通十字路，设县所城池，以便于加强控制，并建议利用黎族封建地主为里甲长来压迫黎人。

总之，海瑞对于镇压人民是不遗余力的，人民有违背统治阶级的利益举动，他就进行血腥的镇压，企图用鲜血来淹没人民的革命，他在历史上基本是一个黑暗人物。

吴晗同志认为海瑞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如退田、除霸、修河。其实要大地主退出一点田来，不是海瑞站在农民方面去搞的，而是封建法律所规定，为和缓阶级斗争，制止农民逃亡，增加赋税，便于徭役征发而实行的。当时明代的赋税徭役的确太重了，农民弃田逃亡来逃避沉重的赋税和徭役，甚至有些中小地主也大率以田产寄托于大户，因大户可以利用特权逃避赋税。以淳安县来说，海瑞指出“近日钱粮繁重，百姓多以田致累，富者多买地与山开垦成田，以避繁差，此则实享田利而州无田税也。田地利微税重，山地利厚税轻”(《檢大户申文》)如果不根本改革腐朽的社会制度，特别是土地和赋税制度，尽管把大户兼并的田地退回给农民，农民也没有什么好处。而且海瑞勒令大户退田有两种办法：第一“令乡官自行退田”；第二“许献田者赎田。”乡官自行退田，一定不能彻底清退，而且可能对农民有附带苛刻的条件；许献田者的赎田，献田者未必有钱来赎。而逃亡在外的农民又未必有机会回来接受，他们愿意与否还是疑问，因为有一部分人不甘受土地束缚，拿起武器进行反抗斗争了。所以海瑞自己承认，实行九个月后，贫者自贫，富者自富，不见得对退得田的农民有好处。

关于吴淞江及白茆河的疏浚问题，也应该作具体分析。

我们如道，当时北方的鞑靼，南方的倭寇，多次入侵，封建王朝忙于对外，而国内的农民起义，又此伏彼起，嘉靖年间，和平龙南一带，李文彪、谢允樟、赖清规率众占据江西、广东交界的地方，明朝受到倭寇的牵掣，一时还无力应付。隆庆年间，惠州蓝一清，赖元爵，潮州林道乾、林凤、诸良宝，琼州李茂都领导起义，震撼明朝统治基础。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情况下，明朝统治阶级手足无措，只有千方百计和缓阶级斗争。加以隆庆三年，广大的土地面积遭受水灾。海瑞指

出：“今年水灾实是异常，往年霪雨为害，霜降后水渐淌涸，今大不然。江南地气温热，冬至后不能播麦种，播亦不生。今距冬至九日耳，常年播麦之地，尚十有五六淹深水中，来夏麦秋预绝望于今曰矣。且灾只一方，犹有转输可望，今则北之淮、扬、徐、邳，南而浙东西，西而应天，太平，广德等府州，莫非水灾之地。旁郡无可转输，本地无可惜贷。”因此统治者不能不拨款赈济饥民，防饥民暴动，正如海瑞所说：“饥民尚苦无处趁食，青黄不接，官发银米赈济，势之所必然也。”又说：“今水荒之后，无从取米，饥民汹汹。”可见赈济饥民是和缓阶级斗争的一种措施，而并非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关怀爱护，海瑞还进一步利用饥 民云集，利用他们处境的困难，要他们开吴淞江和白茆河才给予接济，美其名为以工代赈。吴晗同志还说：“用的钱是海瑞从各方面张罗而来，没有加重人民负担。”试问开河的工银，从何而来的?我看除从老百姓身上剥来之外，没有其他途径，就算统治阶级拿出来，归根到底还是从劳动人民榨取得来。我们一看海瑞开白茆河疏便明白了。他说；“计该用人夫一百六十四万九千五百三十六工，计该用工银四万一千二百三十八两四钱。一照吴淞江例，不取之民，不损之官，止以仓库之积给之。”所谓仓库之积是历年老百姓所纳的粮，“羊毛出在羊身上”。吴晗同志为什么说没有加重人民的负担呢?

吴晗同志所谓“这些好事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这是完全没有阶级观点的看法。在阶级社会，基本对立的阶级的关系，并不是人与人互助合作的关系，而是人对人压迫剥制的关系，在这样的压迫剥削关系下，阶级和阶级利益是敌对的，对一个阶级有利的事情，另一个阶级却大为不利，封建阶级的长期利益决不可能和人民当前的利益一致。如果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利益一致，就是把敌对阶级合二为一，就是颠倒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也就会得出剥制阶级对被剥削阶级进行剥削是完全为了被剥削阶级的利益的错误结论。吴晗同志说海瑞办了好事与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模糊了阶级界线，是阶级调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