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创建两个"伟大工程"的

作者：姚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1年06期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建设史，就是党艰难而又成功地探索党的建设规律、不断探索和创新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实践中，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取得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与此相联系，党的建设也创建了两个“伟大工程”，即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以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进行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

　　一、两个“伟大工程”的创造性

　　第一个伟大工程是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2]当时党的建设具有极大的特殊性：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很少但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中国共产党要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长期从事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在落后分散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农村和军队中建党；党内工人成分不占多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严重，等等。照搬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一般原理和外国党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特殊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党的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建党思想。以此为指导，开创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这是在克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过程中实现的，更体现了探索的艰辛。可以说，在土地革命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解决中国党的建设问题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也开始了。这个进程是以三湾改编为起点的，三湾改编规定了支部建在连上，保证了“党指挥枪”。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确定了红军中党的建设的一系列原则，强调克服错误思想的影响。“决议”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形成的最初标志。以后，党的建设又在不断地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尤其是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前进。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首次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概念。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建党学说达到成熟并被全党所接受，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此作了系统的阐述；七大党章对党的建设重要问题作了科学规定。这两个文件标志着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进一步完善了。

　　第一个伟大工程的创造性表现在：

　　第一，强调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通过思想建设和思想教育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根据对传统党建理论的一般理解，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理所当然地要使党内工人成分占多数，可是，中国国情和革命的特殊道路决定了党内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多数，党又受到各种错误思想和落后习惯势力的影响。共产国际以此为由，长期担心中国共产党能否保持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认为党员的社会出身不能决定一切，决定性的东西是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3]这样，可以发挥先进理论的巨大的能动作用，以先进理论为指导，以严格的党内生活为保证，通过思想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使党内大批有非无产阶级思想又有朴素革命要求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先锋战士。这不仅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一大难题，在各国共产党建设史上也是个创举。

　　第二，在着重思想建设的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把民主集中制提到党的组织原则的高度，把民主集中制概括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和不可偏废。[4]完成了在封建主义影响深远、缺乏民主传统、党内个人专断、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建设民主集中制的艰巨任务。

　　第三，根据对党内本质矛盾主要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党内斗争性质是思想斗争的判断，提出在党内斗争中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使党内斗争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维护了党在正确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统一。[5]

　　第四，明确提出“党风”这一概念，把党的优良作风概括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6]，使思想建设的成果体现在作风层面上，使优良的作风成为有效贯彻党的路线和动员群众的保障。

　　第五，创造了在全党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使思想教育有了行之有效的载体。[7]

　　这五个方面，围绕思想建设这个中心，形成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大任务。这些思想和举措，在世界共产党建设史上是不见于经传的，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而正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反映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需要，使党成为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第二个伟大工程，即新的伟大工程要解决的是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把党建设成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任何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8]同第一个伟大工程相比，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新的特点：一是在执政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比夺取政权的任务更加艰巨；二是在全面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党，比在封闭环境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建设党要更为复杂，面临的腐蚀更严重；三是从时间上看，民主革命搞了将近30年，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还要继续下去。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从1956年开始大约要经历100年。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9]因此，新的伟大工程要经历更长的时间。

　　新的伟大工程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完成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为新的伟大工程奠定了基础。此后，十二大提出，为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使新时期党的建设有了明确的方向。十四届四中全会全面分析了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在加强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的同时，要突出解决组织建设方面的问题。这次会议首次明确提出了“新的伟大工程”的概念，强调了新时期党的建设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重大意义。十七大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提出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目标，即党在后来总结的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理论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0]。这个目标，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十二大提出的“把党建设成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的思想，描绘了新的伟大工程的完整、清晰的蓝图。

　　新的伟大工程的创造性表现在：

　　第一，制定了反映时代发展需要的党建目标。中国共产党在思考新时期党的建设问题时有一种鲜明的大局意识：即立足于党的历史地位的变化，把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同当今世界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联系起来，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承担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同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联系起来。同时，我们党清醒地看到了面临的两个严峻考验，即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要求党突出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任务，而这个“主线”反映了时代发展的需要，能够保证党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第二，为实施新的伟大工程确立了新思路，即在党的建设上要走不靠“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经过对“文革”的反思，全党彻底抛弃了靠“运动”加强党建的做法，深刻认识到：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解决制度问题，既要不断完善合理的制度，又要对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其它制度中不合理的方面进行改革，所以改革和制度建设是紧密相连的。把改革和制度建设作为新时期党建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着力点，实施新的伟大工程就有了明确的思路。

　　第三，对党的性质作出符合实际的新概括，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阶层社会属性作出新界定。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需要科学阐明党的性质这一根本问题。十七大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11]“工人阶级先锋队”是党的根本属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这一根本属性的补充和展开。其含义是，党要把人民和民族的意志集中起来，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而努力。两个“先锋队”的要求是一致的，十七大把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和代表性、广泛性结合起来，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基本原理，又适应了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的需要，在巩固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所有制结构、社会阶层构成、就业方式、分配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如何看待新阶层人士特别是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而且关系到党能否扩大执政的群众基础。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党中央与时俱进，在经过多年实践后，慎重而果断地宣布：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在重点发展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党员的同时，要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12]这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有助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第四，形成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五位一体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主要是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大任务。改革开放以来，党对制度建设的认识有了新提升；反腐倡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任务，其战略意义和全局性、长期性、艰巨性日益显现。鉴于此，十七大突出了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把这两项工作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并列，形成五位一体的新布局，有利于落实新的伟大工程建设目标。

　　第五，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新要求，自觉、扎实地推进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既要有宏伟的蓝图，更需要扎扎实实地推进，为此需要讲科学、重实效。毛泽东早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指出，要使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13]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其深刻含义是：要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门科学，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规律，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增强实效性。

　　二、中国共产党创建两个“伟大工程”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

　　回顾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党创建两个“伟大工程”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自始至终坚持了这样一些原则：

　　第一，坚持与发展相结合、继承与创新相统一，保持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正确方向。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是有障碍和风险的：要面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存在着出现偏差和陷入迷途的危险。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克服种种困难、排除各种干扰，就在于很好地处理了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党建基本原理和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基本原则，是党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党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如果丢掉这些理论和原则，无异于弃己所长，自毁优势；但是情况又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简单地照搬这些原理和原则，党的建设就会落后于时代，失去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把二者统一起来，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把坚持与继承作为发展与创新的基础，又以发展与创新保证坚持和继承的实现。这样就做到了坚持、继承而不守旧僵化，发展、创新而不变质丢根。90年的历史沧桑，社会形态的根本改变，环境和任务的重大变化，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新老交替，都没有改变党的先进性本色，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第二，以总结经验为基础，科学认识党的建设规律。党的建设是有规律的，所谓探索和创新，就是认识这些规律，在认识必然性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总结经验是认识规律的重要途径。离开总结经验，发展创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验包括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如果说胜利和成功的经验给人以启迪，挫折和失败的教训同样给人以教益。中国共产党善于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学习，使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都成为宝贵的思想财富。党遵循着实践探索——总结经验——理论创新——新的实践的正确的认识路线，所以能够不断地认识自身建设的规律。

　　第三，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找到了不竭的动力。毛泽东概括党几十年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个党的唯一宗旨，即为人民服务是党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人民服务”，平凡朴素而又伟大深刻，尽管历史上许多政党和政治势力都标榜人民至上，也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但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都没有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或者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或者始行而终弃，唯有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做到了。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坚持“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个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党的建设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进行，把如何更好地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党建创新的动力和标准，以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作为党自身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能够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收营养；能够与时俱进，永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实现自我超越，党建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才能不断前进。

　　第四，以不断发展的党内民主集中全党智慧，能够真正在探索和创新中做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和生命线，能否做到实事求是关系到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成败。如何从错综复杂的事物发展中找到规律，从而做到实事求是，仅靠个人和少数人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全党的智慧。党的历史证明，实事求是是与党内民主相依为命的。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党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决策就比较符合实际。反之，党内民主削弱或遭到破坏，实事求是就无从谈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民主建设进展巨大，党内思想空前活跃和解放，党员在较好的民主氛围中研究新情况、思考新问题，建言献策；各级党组织的决策程序逐步民主化。这个时期党建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也提高到新阶段，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这个时期党建的许多新思想、新思路、新举措，都是依靠民主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硕果，都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第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指导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在重大问题上按照科学性和全面性原则办事，防止错误倾向和偏差。“真理多走半步就是谬误”，在探索和创新过程中，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容易造成偏差。由于党的建设关系革命、建设和改革成败，任何偏差和错误倾向都会严重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中国共产党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看待自身建设，既勇于探索和创新，又在重大问题上慎之又慎，强调科学性、全面性，防止简单化、片面性。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党的领导问题上，提出既要坚持又要改善；在党和人民群众关系方面，指出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在干部队伍建设上，根据现代化建设需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又强调把革命化放在首位；在批判错误思想方面，提出既要克服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又要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在克服党内错误倾向问题上，指出既要警惕右，又主要防止“左”；在反腐败问题上，既高度重视腐败危害，认为不反腐败，党要走向自我毁灭，又强调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这些重大问题上的提法和做法，既反对和克服了僵化，又警惕和抵制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有效地防止和及时纠正了偏差和错误倾向。

　　第六，用历史眼光和世界眼光看问题，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果和外国政党治国理政的有益经验，不断丰富、拓展党建理论和实践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土地上从事革命和建设事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党对传统文化采取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科学态度，从传统文化中吸收有益的营养以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在思想建设方面。例如，先秦儒家把道德看作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把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人格完善和政治成功联系起来，为士大夫阶层设计了从个人修养开始达到事业成功的理想人生模式，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尽管儒家修养理论存在着一些唯心的因素，但在历史上曾发挥过有益的作用，几千年来，我们民族的一些优秀人物，都从中吸收向上的力量，以刻苦自觉的品德修养完善自己，为事业成功打下基础。党的第一代领导者尤其是刘少奇，用马列主义对传统文化的修养思想进行了改造，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党性修养理论。这个修养理论有中国历史文化渊源，又远远高于儒家修养思想，极大地丰富了党的思想建设内容，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还以宽广的胸襟对待人类政治文明。不同国家的政治文明既有相容性又有差异性。改革开放以来，党科学地看待这个问题，明确地提出，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14]例如，西方政治思想强调对权力的监督，提出了“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这个重要思想。借鉴这个思想，结合自身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也深感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必要性。对如何制约和监督权力的问题，党从国情、党情出发，坚决抵制以多党制和党内派别牵制来制约和监督权力的办法，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以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来做到这一点。实践证明，这种民主监督的道路既能够有效地制约和监督权力，又能够有力地保持党对国家的领导和党自身的团结统一。这种符合国情、党情的民主监督制度，是党吸收外国有益政治经验而又自主创新的成功范例。

作者介绍：姚桓，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党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