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航天员比较政治学
毋庸讳言，推动当代载人航天崛起的最强大动力，是核对峙和美苏意识形态冷战格局。在很长时期内，包括女性航天在内的美苏航天项目,都围绕着展示国家威望和能力展开，同时也受各自内部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影响。 赫鲁晓夫执掌苏联时期，政策以反斯大林和对美展开和平攻势著称。而在这两个方面，他都急需引人注意的成果来证明政策的合理性，直白一点说，为了显示苏联在航天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苏联有意追求载人航天活动中的诸多第一。 在1961年苏联成功成为全球第一个发射载人飞船的国家之后，立即下令选拔和培训女性航天员。 美国的情形则有差异。由于当局不愿意卷入女性航天可能面临的道德风险，美国在选拔女性宇航员方面一直迟疑。 在多人航天活动中，女性的卷入带来不确定的伦理问题，这对政治挂帅的苏联社会主义钢铁战士可能不成问题，但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很可能带来政策麻烦。 直到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后，美国在1972年才开始选拔女性宇航员。 载人航天不可避免地被赋予各种政治含义，这从宇航员选拔和其执行任务后的人生轨迹也可以约略看出。 美苏女宇航员都在飞行后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声望。 但在苏联的权力本位政治环境下，成功的女宇航员此后都在仕途一帆风顺，第一位和第二位女航天员都成了“官”。前者由于“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争光”，被授予“苏联英雄”等称号，享受国家最高领导人般的待遇，被刊登在《真理报》报眼位置，被选入最高苏维埃；后者担任过全苏妇女联合会秘书长、宇航员培训中心副主任等职务。 在美国，此类国内政治因素就少很多。首位女宇航员萨利·克里斯滕·赖德本是大学教师，成功执行载人航天任务后，虽名满全国，却只是回到加州大学，成为一名物理学教授。 在选拔上，两国做法也有差异。 美国是在载人航天技术成熟和社会环境变宽容后才发展女性载人航天的，所以偏重选拔有科学研究素养的女性。而苏联的航天失败可能被视为严重的国家威望挫折，对身体条件特别偏重，被选上的多是原航空飞行员或航空航天爱好者。 美苏女性载人航天活动的另一大差异是，苏联把载人航天看成国家头等政治任务，失败是不能承受的政治灾难，因此，女性航天活动很少，以确保成功率。而美国为了赢得更大的社会支持，对展示载人航天的全民性质热情极大。1986年1月28日，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在发射爆炸，7名罹难的宇航员中有两名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挑战者号”的第10次飞行任务，此前已有科学家在检查航天器时指出了可能的事故因素，但在急于展示美国“廉价和快捷航天飞行器”的指导思想下，指挥部没有予以重视，可以说，造成这次事故的基础性原因之一，是这种把政策目标凌驾于技术风险之上的官僚主义。 飞行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梦想，以载人航天活动为主要象征的当代科技竞赛一直是大国全方位竞赛的角斗场。在参与载人航天的各国宇航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女性宇航员，迄今，各国已有超过50位女性宇航员参加过包括飞船和航天飞机的飞行任务，还有人担任过航天飞行任务机组中最重要职位的指令长。 然而，正如人们了解的其他领域的重大活动那样，载人航天科技不是在真空中发展起来的，由于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些活动，特别是女性航天飞行背后，各种微妙的差异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