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名·见面·抱团:从书信问答到翻译论战

作者：傅修海

鲁迅研究月刊 2016年07期

　　瞿秋白眼中的鲁迅，有时是“鲁迅先生”，有时是“同路人”，有时甚至已然是“亲密的同志”。冯雪峰回忆说：“两人还没有见面以前，秋白同志也是一看到我，就是‘鲁迅，鲁迅’的谈着鲁迅先生，对他流露着很高的热情和抱着赤诚的同志的态度的。”①冯雪峰是鲁迅非常信任的人，而且有着明确的中共文艺战线领导人身份，他对鲁迅的相关回忆，无疑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与中国共产党、左翼文学阵营的关系讨论很重要而且很丰富的史料来源。②

　　当然，瞿秋白与鲁迅之间的“赤诚的同志的态度的”里的“同志”，未必就一定是党内同一革命阵营的专称，但起码是“知己”与“同怀”——俗称同志加兄弟。然而，瞿秋白为何、如何才能把鲁迅从早期“第三个城池”里“懂得欧化文的‘新人’”③、“自然是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者”④变成“同志”，又是怎么把鲁迅从一个“独自‘呐喊’着，只有空阔里的回音”⑤的名作家鲁迅喊成“同志”呢？“同志”当然不是光喊能成的，而是冯雪峰所说的“抱着”⑥——才能产生的。

　　冯雪峰说，瞿秋白与鲁迅“接近是从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开始的，在这之前他们没有见过面。他们的相互认识和接近，是因为有一个‘左联’”⑦。

　　1931年5月初，冯雪峰送4月25日刚出版的《前哨》创刊号，即《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给茅盾，在茅盾家中遇见瞿秋白。瞿秋白读了鲁迅在上面刊载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连声赞叹“写得好，不愧是鲁迅”⑧。看到瞿秋白的热情反应，出于对曾经的领导者的尊敬，冯雪峰就势请教，瞿秋白也乘便对左翼文化工作发表了一些意见。几天后，冯雪峰再去茅盾家，瞿秋白请冯雪峰找一个比较能长时间居住的地方——即后来入住的谢澹如家。暂时的安居以及与党的文化战线接上关系的喜悦，使瞿秋白顺利完成了从政治革命战线到革命文学的岗位转换——尽管是身不由己。而对鲁迅“向左转”的写作赞誉，以及瞿秋白稍后完成的从政治革命战线到革命文学的战线的转换，则无疑是瞿秋白与鲁迅两人最终可以抱团的重要前提。

　　“左联”与《前哨》、茅盾和冯雪峰的撮合，不过让瞿秋白与鲁迅有抱团的可能。而真正推动鲁迅与瞿秋白抱团的，当然是关于翻译问题的论战。个中奥妙，从冯雪峰的相关回忆文字中，可以看得更明白：

　　这个共产党的著名人物，鲁迅先生当然是早已知道的。他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是一个有天才的作家，鲁迅先生也当然知道的。所以，鲁迅先生从最初在我口里知道了秋白同志从事文艺的著译并且愿意与闻和领导左联的活动的时候，就和我们青年人一样，很看重秋白同志的意见，并且马上把秋白同志当作一支根重要的生力军了，虽然那时他们还没有见过面。例如，最初我把秋白同志对于鲁迅先生从日本文译本转译的几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译文的意见，转达给鲁迅先生的时候，鲁迅先生并不先回答和解释，而是怕错过机会似地急忙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鲁迅先生说这话时的兴奋和天真的情态，我实在无法形容，但总之我以为这正足以说明鲁迅先生的精神。接着，又平静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能够译得精明流畅，现在是最要紧的了。”那时候，鲁迅先生看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介绍和好的翻译(主要的是苏联作品，包括理论与创作)，确实甚至超过了对于国内的创作，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的介绍和翻译，才能帮助我们的创作和批评的成长。鲁迅先生当时是特别看重秋白同志的翻译的，只要有俄文的可介绍的或研究上有用的材料到手，我去时就交给我说：“你去时带给他罢。”⑨

　　鲁迅对瞿秋白的欣赏和心动，是瞿秋白的俄文和中文的语言和文学的“原文”才华。而瞿秋白对鲁迅如渴得饮般的刺激和满足，则是因为冯雪峰所说的，“那时候，鲁迅先生看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介绍和好的翻译(主要的是苏联作品，包括理论与创作)，确实甚至超过了对于国内的创作。”不仅如此，鲁迅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能够译得精明流畅，现在是最要紧的了。”正因为如此，鲁迅“当时是特别看重秋白同志的翻译”。鲁迅突出表达的是对原汁原味的渴望，无论是理论还是作品。而这一切的久远的期待和焦灼的紧张，都因为瞿秋白的出现，而让鲁迅产生了对瞿秋白的“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的欣慰感叹。无独有偶，在《多余的话》中，让瞿秋白颇为自得而且自信的，恰恰就是这一点。瞿秋白说：“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地，极忠实地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汉字方面每字每句地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际得多。”⑩

　　由此可见，瞿秋白与鲁迅实质上的思想结缘，深度契合之处在于“原文”的魅力和能力。事实上，也正是瞿秋白在“原文”上的能力，让瞿秋白在稍后的翻译论战上大显神通，功莫大焉。因此，如果说鲁迅与梁实秋之间关于翻译问题的论战已经是硝烟弥漫的巴尔干半岛，那么瞿秋白的介入，就是点燃了一个促使战局扩大化和白热化的火药桶。

　　据《鲁迅与梁实秋论战文选》一书的编者璧华的梳理和理解，鲁迅和梁实秋的一系列论战，有其明晰的历史和问题发展脉络，本质问题是文艺观的对立与差别。璧华认为，梁实秋和鲁迅之间的论战，按论战文章的内容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或者四组论战，分别为：围绕着《卢梭论女子教育》的论争；围绕着“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论争；围绕着“好政府主义”的论争；围绕着“资本家的走狗”的论争。(11)

　　璧华的上述概括其实并不完全。在此之前，鲁迅和梁实秋其实已经有纠葛了。1927年6月4日的《时事新报》，梁实秋署名“徐丹甫”发表《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1927年2月18日，鲁迅赴香港讲演，20日回广州。1927年8月13日，鲁迅的《略谈香港》发表于《语丝》周刊第144期，里面提及看到香港《循环日报》1927年6月10日、11日对梁实秋署名“徐丹甫”发表的《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的转载。在鲁迅与他人的论战史上，因为门户问题而起的文字捭阖其实不少。梁实秋的这篇《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恰恰又是牵涉到鲁迅所敏感的门户之见。高旭东认为：“这可能是梁实秋一生中写过的唯一的一篇播弄是非的文章”(12)。

　　为了在更长的时段观察鲁迅和梁实秋之间的论战，我们不妨尽可能罗列一下两人的论战往复的文章刊发动态，当然有些当时没发表而直接收文入集中的文字也不错过。大致如下：

　　1927年11月，梁实秋在《复旦旬刊》的创刊号发表了被认为是“揭开了鲁迅和梁实秋论战的序幕”(13)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1927年12月21日鲁迅写了《卢梭和胃口》，此文于1928年1月7日发表于《语丝周刊》第4卷第4期。1927年12月23日，鲁迅又写了《文学和出汗》，1928年1月14日发表于《语丝周刊》第4卷第5期。1928年2月25日，梁实秋在《申报》发表《关于卢梭》一文再次回应。1928年4月10日鲁迅写了《头》，于4月23日发表于《语丝》第4卷第27期。

　　1928年6月10日(实际出版日期应该要晚些)，《新月》月刊第1卷第4期，梁实秋发表了《文学与革命》。1929年9月10日《新月》第2卷第6-7期(编辑者为梁实秋)同时刊载了梁实秋的两篇文章——《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和《论鲁迅先生的“硬译”》。1930年1月24日鲁迅写《“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年3月发表在《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2月25日，鲁迅写《文艺的大众化》，1930年3月1日发表在《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

　　1929年10月10日出版的《新月》第2卷第8期，梁实秋发表《“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1929年11月10日(实际应是1930年2月后)(14)出版的《新月》第2卷第9期(编辑者为梁实秋)，梁实秋发表《答鲁迅先生》《无产阶级文学》和《“普罗文学”一斑》。1930年2月(实际应是1930年6月后)(15)《新月》第2卷第12期梁实秋发表《造谣的艺术》。

　　1929年10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鲁迅翻译的《文艺与批评》(16)。1929年鲁迅写《新月批评家的任务》，1930年1月发表在《萌芽月刊》第1卷第1期。1930年4月17日鲁迅写《好政府主义》，1930年5月发表在《萌芽月刊》第5期。

　　1930年鲁迅写《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发表于1930年3月1日《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其间提及“《申报》的批评家对于《小小十年》虽然要求彻底的革命的主角，但于社会科学的翻译，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所以那灵魂是后一流，而略带一些颓废者的对于人生的无聊，想吃些辣椒来开开胃的气味。”

　　1930年3月梁实秋《“资本家的走狗”》，1930年5月《新月》2卷9期。1930年4月19日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1930年5月发表《萌芽月刊》第5期。1930年5月梁实秋《鲁迅与牛》，1930年1月《新月》2卷11期。

　　1930年5月8日夜，鲁迅校毕《〈艺术论〉译本序》，后发表于1930年6月1日《新地月刊》(即《萌芽月刊》第1卷第6期)。

　　1931年，鲁迅写《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1931年4月25日刊于《前哨》，署名LASA。1931年4-5月间，鲁迅写《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本篇是作者应当时在中国的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之约，为美国《新群众》杂志而作，当时未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过。

　　1931年3月，赵景深在《读书月刊》第1卷第6期发表《论翻译》。文中为误译辩解说：“我以为译书应为读者打算；换一句话说，首先我们应该注重于读者方面。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吉里吉八，拖拖拉拉一长串，要折断人家的嗓子，其害处当甚于误译。……所以严复的‘信’‘达’‘雅’三个条件，我以为其次序应该是‘达’‘信’‘雅’。”

　　1931年9月，杨晋豪在《社会与教育》第2卷第22期发表《从“翻译论战”说开去》一文，攻击当时马列主义著作和“普罗”文学理论的译文“生硬”，“为许多人所不满，看了喊头痛，嘲之为天书”。又说“翻译要‘信’是不成问题的，而第一要件是要‘达’！”

　　1931年9月后，鲁迅写《几条“顺”的翻译》。1931年12月20日刊于《北斗》第1卷第4期，署名长庚。文中指出：“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拼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

　　1931年12月5日，瞿秋白给鲁迅去了一封长达七千余言的信，后以《论翻译》(署名“J.K.”)为题连载于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1期、1931年12月25日《十字街头》第2期。1931年12月28日，鲁迅回信答复瞿秋白，复信则以《论翻译——答J.K.论翻译》为题发表于1932年6月《文学月报》第1卷第1号。

　　1931年11月后，鲁迅写《风马牛》，发表于1931年12月20日《北斗》第1卷第4期，署名长庚。1932年4月26日，鲁迅写《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此文在收入《二心集》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文中写道：“自然，请高等批评家梁实秋先生来说，恐怕是不通的，但我是就世俗一般而言，所以也姑且从俗。”此后，鲁迅写《再来一条“顺”的翻译》，发表于1932年1月20日《北斗》第2卷第1期，署名长庚。

　　1932年6月20、28日，瞿秋白再次去信给鲁迅，后以《再论翻译——答鲁迅》为题刊于1932年7月10日《文学月报》第1卷第2期。

　　关于翻译的讨论，在1933年达到顶点。除了上述文字，1933年还发表了一系列以“论翻译”为题的理论文章，如胡适的《论翻译——寄梁实秋》、陈西滢的《论翻译》、赵景深的《论翻译》、国熙的《论翻译》、张伯燕的《论翻译》、曾觉之的《论翻译》、梁实秋的《论翻译的一封信——致公超》、林语堂的《论翻译》、叶公超的《论翻译与文字的改造》、张梦麟的《翻译论》、李子温的《论翻译》、林翼之的《“翻译”与“编述”》、大圣的《关于翻译的话》等。

　　鲁迅说1933年是“围剿翻译的年头”。1933年也是梁实秋攻击鲁迅“硬译”最激烈的时候。1933年8月14日鲁迅仍作《为翻译辩护》，1933年8月20日刊于《申报·自由谈》。直到1935年3月16日，鲁迅还写了一篇《非有复译不可》，刊于上海《文学》月刊4卷4号。该杂志同期的“文学论坛”栏还载有《今年该是什么年》一文，其中说：“过去的一年是‘杂志年’，这好像大家都已承认了。今年该是什么年呢？记得也早已有人预测过——不，祝愿过——该是‘翻译年’。”

　　回溯一下上述这些最先因论北京文艺界的门户现象，后又因论卢梭而引发的往来论战文字，鲁迅和梁实秋的“论的”所在，其实就是对于人的普遍理解问题，连带有文学艺术的普遍性的理解。如何看待人的普遍性，自然也就累及如何理解革命人、人的文学、革命人的文学、革命人的翻译工作和翻译观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璧华把它概括为文艺观的歧见和对立，只是看到就文艺而论文艺。事情的真相远非文艺可以拘囿，用通俗的话来说，其实还是鲁迅和梁实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根本差异。只不过有意思的是，人与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差异，如果没有一些具体而微的人事的嵌入而横生差别，其实并没有想象中和现实中的那么大，仿佛判若鸿沟。最大的差异当然就是阶级分别了，不过，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制造并人为划分出来的。况且，一旦相关因素发生变化和转移，阶级的差异也是变化的。

　　历史不能假设。梁实秋引起鲁迅注意的，一开始并不是文艺观和翻译观的差别，而是他认为的关于北京文艺界的门户问题的私见。因为梁实秋有了门户之见以及关于这个门户之见的论列，鲁迅自然也就以门户之见待之和论之。这并非是鲁迅的小气和梁实秋的不谨慎，而是自然之理与人之常情。联系梁实秋的那篇《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再联想到1928年3月10日《新月》月刊上徐志摩发表了《新月的态度》，之所以“卢梭、翻译、硬译、文学与革命、大众化、阶级性、好政府主义、资本家的走狗、造谣……”等论战中的语汇，会纷纷出现在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之中，其实是理之必然。论题的变迁和往复推移，其前因后果也就比较了然了。

　　而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论战关键词中，关于“翻译”的论争最为引人侧目。原因其实也很清楚：因为翻译问题不仅涉及政治、人事、公私，而且还比较兼及学术、时尚和思想；不仅事关前面的民族主义文学论战，也开启后面的文艺大众化论战；不仅累计“新月派”和“语丝派”的恩怨，而且也与“某地某籍”的门户之争有所牵合。1932年鲁迅编好《二心集》，同年10月初版。《二心集》收录了鲁迅在1930年-1931年间所写的杂文三十七篇，其中至少有八篇涉及翻译论战。翻译论战之于鲁迅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兼及上述所言的翻译论战问题的横生枝节的复杂性，想必这就是翻译论战会成为1930年代文坛轰动一时、绵延较为久远的一次论战的背景和原因吧。1933年8月14日，鲁迅作《为翻译辩护》。文中说1933年是“围剿翻译的年头”。鲁迅用了“围剿”二字，联系1933年的中央苏区的战事背景，应该可以理解鲁迅身陷翻译论战中的慷慨心态，乃至于鲁迅会说：“指摘坏翻译，对于无拳无勇的译者是不要紧的，倘若触犯了别有来历的人，他就会给你带上一顶红帽子，简直要你的性命。这现象，就使批评家也不得不含胡了。”翻译而与“红帽子”相关，尽管出于鲁迅是讽刺，但也点出了翻译论战本身的政治性、时尚性、思想性和非私人性绞缠的特殊意味。

　　1933年之后鲁迅和梁实秋的互相攻击少了，原因“大概是在国民党政府真正对‘左翼’文学家实行暴力镇压的时候，梁实秋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反过来替‘左翼’文学说话而谴责政府的缘故，而且梁实秋的翻译莎士比亚肯定获得了鲁迅内心的认同，因为鲁迅曾劝林语堂翻译莎士比亚，可是却被林语堂拒绝了”(17)。

　　综观翻译论战，事实上，究竟与梁实秋在文学翻译观点上有多大分歧？深谙艺术的鲁迅自己应该是非常清楚的。说白了，更多是因为文艺观上的门户分野而导致的翻译观上的立场差别。相反，就翻译艺术而言，瞿秋白的侧重现实革命生力军培育和政治动员的翻译观(不仅仅是文学翻译)，较之梁实秋侧重艺术审美上的翻译观，反倒是与鲁迅相隔一层。可是，尽管瞿秋白与鲁迅的翻译观仍旧同中有异(18)，但由于一开始二者的互相尊重而带来的情感与论战立场认同，又因为论战立场的认同而导致论战观点趋同的策略，反而使得鲁迅对瞿秋白的翻译才能(19)和立场发生了更大认同和更高赞赏。

　　因此，瞿秋白尽管和鲁迅翻译观点不同(和梁实秋倒是相近)，但最终瞿秋白和鲁迅却因翻译问题成了战友、知己与同怀，而梁实秋则与鲁迅成为终身译敌。这当然并非是说鲁迅在事关翻译的真理探求上存在偏差，但客观上说，从事翻译不仅仅是才华问题，更是一项涉及人事的功业。于是，关于翻译的论战，本来不过是语言艺术的文类转换，但就梁实秋与鲁迅、瞿秋白三人而言，却翻转出了一段对感情与人事交会时旁逸斜出的思想史理解与同情。

　　瞿秋白何时介入、如何介入、为什么要介入鲁迅和梁实秋之间的翻译论战呢？介入效果又如何呢？

　　1931年9月3日，瞿秋白写了《苦力的翻译》，指出了翻译问题上革命立场的重要性。1931年10月，瞿秋白接受鲁迅委托，重译俄国卢那察尔斯基的剧作《解放了的唐·吉诃德》(20)。1931年10月，瞿秋白再次受鲁迅委托，翻译《铁流》的序言(21)。据相关回忆，“这时候，两人不但还没有见过面，并且也没有什么通信”(22)。此时此刻两人在翻译观上并无交流，瞿秋白对鲁迅与梁实秋已经长达一年的翻译论战也没有公开的发言。

　　瞿秋白和鲁迅“两人最初的见面”，根据冯雪峰的回忆是“大概就在《毁灭》译本出版的时候”(23)，可见，瞿秋白和鲁迅的直接交往，最早也应该在三闲书店版的《毁灭》(24)出版之后，即1931年9月前后。另有一说，是1932年夏末。(25)1931年12月5日，瞿秋白读完了鲁迅送给他的、由鲁迅亲自翻译的小说《毁灭》。瞿秋白随即就小说出版意义和翻译问题，给鲁迅去了一封长达七千余言的信。1931年12月28日，鲁迅回信答复瞿秋白。瞿秋白的这封信，后来以《论翻译》(署名“J.K.”)发表在《十字街头》第1-2期(1931年12月11日、25日出版)。鲁迅的答复信则以《论翻译——答J.K.论翻译》为题，发表在《文学月报》第1卷第1期。在瞿秋白写于1931年12月5日的《论翻译——给鲁迅的信》中，瞿秋白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据此可知，1931年末前两人没见过面。再者，1932年6月20、28日，瞿秋白还再次去信鲁迅讨论翻译问题，并以《再论翻译——答鲁迅》刊于《文学月报》第1卷第2期(1932年7月10日出版)。信中两人的讨论仍旧是纸上人情，由此推论，见面大概也就是1932年夏末，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与鲁迅第一次见面，从此开始他们的并肩战斗。

　　可见，瞿秋白和鲁迅在翻译问题上的联系，最初只是缘于一些翻译任务上的委托，渐渐地瞿秋白才有机会鲁迅讨论翻译的问题。鲁迅对瞿秋白中俄翻译才华的赏识，当然使得瞿秋白有胆量和自信主动与鲁迅讨论翻译问题，甚至敢于纠正鲁迅的一些观点。而且，也正因为在翻译问题上两人存在歧见和不一致，所以才会有此后的一论再论。显然，瞿秋白和鲁迅之间关于翻译问题的三封通信的发表，是瞿秋白和鲁迅关于翻译问题的一次公开互动，个中有辩驳也有潜在的质疑和回应，但体现出来的两者的情感趋近和思想遇合是毫无疑问的。

　　瞿秋白与鲁迅的相互趋近，除了三封翻译通信的发表，也存在外在因素的推动。其中，鲁迅和梁实秋之间关于翻译文学的论战，就在这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沟通与结盟的作用。当然，与其说是因为翻译论战让瞿秋白和鲁迅相互靠近，不如说是瞿秋白和鲁迅因为翻译任务而牵合的翻译观的讨论，使得瞿秋白注意到了鲁迅和梁实秋之间的翻译论战，也使得瞿秋白从更高、更严的要求介入了这场从艺术的翻译观滑入翻译观的立场之争的论战。所以事实上，正是因为瞿秋白与鲁迅的这些翻译通信的发表，成为鲁迅和梁实秋翻译论战再起高潮的“导火线”(26)。

　　一般来说，主动介入某种纠葛，即便是学术论战，无非两个理由：一是与其有重大利害攸关；二是相信自己可以抗衡或吃重对方。瞿秋白主动介入鲁迅和梁实秋的翻译论战，也同样如此。除了瞿秋白对自己的翻译才华有着相当自信之外，当然是因为翻译论战对瞿秋白而言有着相当的利害关系，只不过这种利害源于“非私人”的考虑——因为瞿秋白首先是个政治革命家，而且是个负有领导责任的革命政治家——尽管此刻已经大不如前。

　　另一方面，1930年代的“左联”时期，是鲁迅在上海靠写作为生的时期，也是鲁迅思想日益走向革命的阶段。此刻的鲁迅，刚刚经受了来自太阳社和创造社等革命小将们的围攻，又纠缠于梁实秋漫长的翻译论战。瞿秋白此时此刻写的这封信，一方面，不自觉地介入了并且再次激发了梁实秋和鲁迅的翻译论战，另一方面，也在关键时候给了鲁迅以莫大的来自革命阵营的道义支持。瞿秋白说：“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有勇敢的自己批评的精神，我们应当开始一个新的斗争。你以为怎么样？”(27)“《毁灭》的出版，始终是值得纪念的。我庆祝你。希望你考虑我的意见，而对于翻译问题，对于一般的言语革命问题，开始一个新的斗争。”(28)瞿秋白希望把鲁迅的“这种努力变成团体的”(29)。瞿秋白明白地指出：

　　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这种努力变成团体的，——应当继续，应当扩大，应当加深。所以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象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咱们的这种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精力增加起来，使我们的小小的事业扩大起来。(30)

　　反过来，鲁迅之前是出于对瞿秋白的中俄文之间的翻译才能的欣赏，才与瞿秋白有翻译事务上的交流。但这封关键时候的正儿八经的关于翻译问题的来信，却让鲁迅感觉获得了“同志”和“朋友”的理论支援，尽管瞿秋白对鲁迅的翻译观更多出于的是革命立场上的赞同。但在革命角力氛围笼罩的年代(事实上，在讲求成者为王败者寇的中国式人事与功业逻辑的语境下，大多数的学术讨论都是如此)，学术观点上的正确与否，远不如讨论立场上的一致与否重要。尽管就语言翻译才华而言，梁实秋应该并不逊于瞿秋白，但瞿秋白郑重而稳健的革命化的翻译理论支持，却使得鲁迅因此对瞿秋白的翻译才能和翻译立场发生了更大的认同和更高的赞赏。

　　毋庸讳言，瞿秋白对自己的俄文与中文之间的翻译才华和文学修养有着相当的自信，甚至是自负。如果不是因缘际会进入革命政治，瞿秋白肯定会喜欢当一个新旧兼跨的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这也是可以想见的。实事求是说，当一个知识分子、文人或者现代作家，一直是瞿秋白心中纠结的梦想。因此，在与鲁迅相遇的路上遭逢“翻译问题论战”这一盛事，瞿秋白此时此刻选择介入翻译问题的论战，绝对不是一个率性轻易之举。

　　显而易见的理由，起码有三点：第一，这是一个可以让瞿秋白找到自己与鲁迅、梁实秋等精英学术思想知识分子们进行对话、切磋的机缘。当然，瞿秋白肯定也认为，除了文艺战线上的政治谋划外，这更是他为自己开辟学术政治战线的一次大好时机。因为翻译论战不仅仅涉及语言文学的才华，更关系到对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发展逻辑的发言权、领导权上的掌控。第二，更有意思的是，瞿秋白介入翻译论战，并非只是纯粹的帮鲁迅站台和助阵，他是左右开弓——既有内部对鲁迅的说服，也有外部的对梁实秋等人的斗争。第三，论争双方对瞿秋白而言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就鲁迅而言，是战斗中的统合；就梁实秋而言，是阶级斗争(或言“阶级性”的论争)在翻译场域中的开展。正是基于以上考量，瞿秋白的介入这场翻译论战就有着多重面相，这不仅让瞿秋白与鲁迅的关系讨论有了更丰富的思想空间，也使得这场翻译论战变得更有学术和历史的张力。怪不得瞿秋白会说：“可是，谁能够说：这是私人的事情？！谁？！”(31)的确，这场翻译论战无论对哪一方而言，都不会仅仅是“私人的事情”，但也并非就与“私人的事情”无关。

　　于是，学术论战迅速与立场结盟变得难解难分，论辩中的人的力量的分化组合也在同步完成。在鲁迅与梁实秋二者论战最艰难的时刻，瞿秋白因缘际会地支援了鲁迅；而在三次与“左联”密切关系的文艺论战里，鲁迅也以“左联”盟员的身份发出了自己的“战叫”。至此，“战友”就不再是瞿秋白单方面的认同性称呼，而已经是一种瞿秋白和鲁迅之间的“共识”。可见，瞿秋白和鲁迅之间的“异乎寻常的亲密友谊”(32)，乃是在一种现实社会斗争、思想归化与日常交往的互动中形成的。这当然是基于“左联”这一个平台，尽管鲁迅是明处，瞿秋白在背后。现在，因翻译论战二者深度结缘，从论战同音变成立场同盟，当然也是力量共同体的形成。

　　瞿秋白和鲁迅的交往，自此从思想幕后走向了现实政治角力的前台，形成了文化政治意义上的合力与交集。随后，事实上起码要等到当年的9月份之后，瞿秋白才开始和鲁迅展开了一系列的文学合作，文学论战的调度、编书(集子)、合写杂文、评鉴欣赏等等。当然，文学合作而双美的事情，综观历史可谓稀少。但作为文学政治的文学合作却是佳话连连，从闻名到见面，从见面到抱团，从谈文学到论翻译，从翻译论战到文学政治的合作，此时此刻，瞿秋白眼中的鲁迅，当然不仅仅是那个孤独呐喊的作家，也不再是单纯的“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者”(33)了，他是“敬爱”——“亲爱”的“同志”。对于瞿秋白而言，鲁迅已经是“我们”——“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34)

　　

　　①⑥⑧⑨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第113、113、107、109页。

　　②参见《冯雪峰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③瞿秋白：《学阀万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第200页。

　　④(33)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4、24页。

　　⑤瞿秋白：《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11-312页。

　　⑦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06页。许广平认为瞿秋白和鲁迅亲近的原因是两人“同是从旧社会士大夫阶级中背叛过来的‘逆子贰臣’”。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122页。

　　⑩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附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8页。

　　(11)(13)璧华编：《鲁迅与梁实秋论战文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79年出版，第3、18页。

　　(12)(17)高旭东：《梁实秋：在古典与浪漫之间》，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45、61页。

　　(14)付祥喜认为：二卷第八期(1929年10月10日)登载了胡适翻译哈特的《扑克坦赶出的人》，文末注：“十九，二，三夜。”即此文译于1930年2月3日夜，由此推断，这一期《新月》的实际出版时间应在2月3日后。又，1930年2月3日是正月初五，也就是说，2月上旬正是春节期间。根据常理，第八期不会在这段时间出版，故其出版时间在2月中旬或下旬。考虑到因为过年，《新月》的编辑出版工作受影响，在2月下旬出版的可能性较大。参见付祥喜的博士论文《新月考论》的第六章《〈新月〉月刊实际出版日期考》。

　　(15)付祥喜认为：二卷第十二期(1930年2月10日)卷首刊登了罗隆基的政论《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文末标注：“十九，六，五。”说明，这一期的实际出版日期在1930年6月5日后。必须注意到，这一期的版权页标明的出版日期，是“一九三○年六月初版”，这个日期与扉页标注的“民国十九年二月十日”不一致。依据罗隆基的那篇政论写于1930年6月5日，而第十一期实际在5月底出版，那么，第十二期在6月初出版是不可能的，因此，版权页上标明的“一九三○年六月初版”是拟定出版日期。但，既已拟定出版日期，实际出版的时间就不会拖太久，应在1930年6月中旬或下旬。参见付祥喜的博士论文《新月考论》的第六章《〈新月〉月刊实际出版日期考》。

　　(16)《文艺与批评》是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评论集，共收论文六篇。其中《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曾发表于《春潮》月刊，《托尔斯泰与马克思》和《苏维埃国家与艺术》曾发表于《奔流》月刊，其它3篇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此书于1929年10月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列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译者附记》，最初印入《文艺与批评》单行本卷末，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18)关于瞿秋白和鲁迅二者翻译观的异同，王薇生有较好的辨析。王薇生：《开拓俄苏文学翻译园地的辛勤园丁——鲁迅、瞿秋白翻译比较观》，《瞿秋白研究》第3辑，第217-231页。

　　(19)参见范立祥写的关于瞿秋白翻译艺术的赏鉴式系列论文《瞿秋白翻译艺术探微(1-6)》，《瞿秋白研究》，第3、4、5、6、8、10辑。

　　(20)第一场是鲁迅从日文文本转译，第二场开始由瞿秋白从俄文文本直接译出。

　　(21)瞿秋白：《瞿秋白给鲁迅和冯雪峰的残简》，《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4期，第91页。

　　(22)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15页。[日]长堀佑造：《试论鲁迅托洛茨基观的转变——鲁迅与瞿秋白》，《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3期。唐宝林主编：《昨天的革命——中国革命史中青年学术奖获奖论文选(1919-1949)》，新苗出版社2003年版。

　　(23)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16页；《瞿秋白年谱长编》，第323页。

　　(24)鲁迅翻译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名著《毁灭》的两个版本，是中国最早的两个中文译本版本。一本是1931年9月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译者署名“隋洛文”(鲁迅的一个笔名，以示对国民党称他为“堕落文人”的反击)；另一本是1931年10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出版，译者署名为“鲁迅”。大江书铺版只印了一版，三闲书屋版后来又再版过。参见《鲁迅译著〈毁灭〉的两个版本》，《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0月27日，第7版。

　　(25)周建人的回忆是“初秋”。丁景唐经过考订后认为是“1932年的夏秋之交”比较适宜。丁景唐：《鲁迅和瞿秋白的革命友谊》，见丁景唐、陈铁健、王关兴、王铁仙等著：《瞿秋白研究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0页。

　　(26)张柏然、许钧编：《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第594页。

　　(27)(28)(29)(30)(31)(34)瞿秋白：《论翻译——给鲁迅的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509、509、505、505、504、512页。

　　(32)丁景唐：《鲁迅和瞿秋白友谊的丰碑——鲁迅帮助出版瞿秋白著译的经过》，《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第53页。

作者介绍：傅修海，华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