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真相辨析:蒋介石早有消灭新四军的方略(2)
文 ｜ 王洪光 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2011年04月19日10:29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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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客观上讲，是国民党自抗战以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绝不是因为曹甸战役，共产党“得陇望蜀”，错误在先引发的。而是由于中共对形势判断上过于乐观，皖南新四军军事行动部署不周、指挥不力等原因造成的。
当然，曹甸战役打得不好，客观上给皖南新四军北移造成了困难。国民党把曹甸战役作为报复新四军的一个借口，其实有没有这个借口，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消灭新四军都是既定方针。绝不是《同》文所述：“国民党并非从一开始就想消灭新四军，而是双方不断摩擦对抗，最后走向一个悲剧的结局”。《同》文将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看作是对曹甸战役的报复性行动，而没有看到韩德勤对苏中新四军主动进攻在先，曹甸战役在后，《同》文是因果倒置。
为达到“全歼”新四军皖南部队的目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策划。早在1940年4月2日，顾祝同就电告蒋介石：已制订了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必要时拟断予以制裁”的三条措施，准备用1个师又2个团的兵力“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并牵制其北渡，钳制其活动”。4月5日，蒋介石就复电顾祝同：“查所拟三项办法尚属可行，仰切实督令遵照”。可见其剿灭皖南新四军的阴谋布置之早，只是由于时机不成熟和兵力不够用，才未及早下手。
7月25日，顾祝同部署“制裁”新四军计划，并电告蒋介石。12月10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届时“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为加强“围剿”行动的组织指挥，蒋介石、顾祝同专门将反共积极、指挥能力较强的上官云相由江西临川选调到皖南，代替川军系统、能力较弱的唐式遵，担任皖南总指挥。同时抽调大批部队，增加“围剿”兵力。首先对新四军皖南部队构成东、西、南三面包围，尔后向北推进，将我军压缩至长江边上，利用日军封锁长江和李品仙部在长江以北守株待兔，将新四军一举消灭在长江以南。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国民党是制造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他们制造皖南事变，是实施限共、灭共计划的一部分。而曹甸战役只是催化剂，给蒋介石已完成包围部署后，迅即消灭皖南新四军一个口实。
为项英说句公道话
《同》文说，“项英不愿新四军北移”。这种说法是参考早期史料，特别是在1941年1月15日中央作出《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后，几乎是一面倒地批评项英不愿意北移。其实，1月15日的中央决定，距1月14日皖南大规模战斗结束仅隔一天，许多情况还来不及搞清楚。而且这个《决定》最后一条说：“将项英错误提交党的七大讨论议处”，就是说还需要经过讨论才能最后定论，但“七大”和以后的各次代表大会都未涉及到这个问题。总的看，项英在皖南事变中负有领导责任，但不能把新四军北移、造成损失的责任全部推给他。
关于新四军为何迟迟不能北移，这也是由各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是新四军面临的处境使其无法自主行动。新四军，是根据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 “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组建的。这就是说，新四军当时虽在政治上属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但由于“统辖”权在蒋介石手里，军事调动、体制编制等等都受到蒋的军委会限制，部队周边都是国民党的军队，稍有不慎即可能遭受来自周边的打击，并不是想北移就可以移的。
二是中共中央也一直强调要坚持皖南的革命战略支点。1937年12月30日，毛泽东等致电陈绍禹（王明）、周恩来、项英等，要他们“考虑后向蒋提议”：新四军组建后，部署要“以皖南为重心”，“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新四军组建后的部署，是由蒋介石按照这个提议确定的。1940年4月21日，陈毅、粟裕等建议军部移苏南，项英也同意，中央于5月4日复电同意军部移苏南，同时要求“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这些都说明，党中央、毛泽东一直是重视坚持皖南这个战略支点的，不能片面批评项英“长期株守”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