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万提斯怒斥伪[堂·吉诃德]

　　1571年，地中海上空战云密布。同年10月7日，一场抗击土耳其舰队的著名的雷邦多海战爆发了。年轻的塞万提斯满怀爱国热忱，积极响应祖国号召，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战斗。在战斗中，他失去了左手，因而有了这样一句妙语：“世界上最好的一部小说是用一只手写成的。”这只手创造了世界文学中的不朽典型——堂·吉诃德。 　　塞万提斯（1547～1616年）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被誉为“欧洲近代小说之父”。在西班牙语世界中，迄今仍然没有一位作家能出其右。塞万提斯于1547年出生于马德里附近的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镇，确切的出生日期已无法考证，只知道他受礼的时间是10月9日。其父是个潦倒终生的外科医生。由于家境贫寒，塞万提斯只上过中学。但他勤奋好学，饱读经典著作，为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他一生命途多舛，颠沛流离，几经缧绁之祸。坎坷的生活经历使他深切地体验了西班牙社会的黑暗丑恶和人民的艰难困苦。他同情人民，憎恨骄奢淫逸、欺压百姓的封建贵族和猖獗的天主教会，强烈不满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这一切对他的思想和创作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促使他在小说《堂·吉诃德》的创作中对封建制度进行辛辣的讽刺和有力的鞭挞。 　　从1592年至1605年的10多年间，塞万提斯多次被当权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牢，饱尝牢狱之苦。《堂·吉诃德》第一部就是饱经沧桑的他在年逾半百时的1602年于塞维利亚监狱里开始构思的，并动笔写了开头的几章，所以他在小说第一部“前言”里自称这部作品是在“监牢里诞生的孩子”。出狱后，于1603年移居瓦尔亚多里一条污浊小街的低级公寓小屋里，成天在喧闹声中继续写作。1605年初，《堂·吉诃德》第一部在卡斯蒂利亚出版。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立即引起轰动，风靡全国，当年就再版6次。宫廷里、大街上、小酒店、客厅里、火炉旁，到处都有人在抢着读这本书。各种各样的人把它翻得稀烂，读得烂熟。小说还被译成英、法等多种语言文字，流传到国外。由于塞万提斯把版权卖给了出版商，他自己没有得到版税，所获稿酬不多，生活仍然贫困，一家人住在贫民区。同时，在高雅的文坛上，他也没有因为小说的出版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依旧是一个贫困潦倒的文人。而且就在小说出版的当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一个放荡的宫廷贵族青年在他家附近被刺，身受重伤。善良的塞万提斯把他抬进屋内细心照顾，不料不久死去，全家人被当作嫌疑犯投进了监牢。后来虽被释放，却给塞万提斯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成了被人攻击的口实。 　　塞万提斯为何要写《堂·吉诃德》呢？用他自己在小说第一部“前言”中的话来说，“这部书是攻击骑士小说的”，宗旨“是要消除骑士小说在社会上、在群众之间的声望和影响”，“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对此，德国诗人海涅评述道：“他非常成功，教堂里的儆诫和官厅里的威吓都不管事，然而穷文人的一支笔见了效验。他断送了武侠小说，《堂·吉诃德》出世不多时，西班牙人全觉得那类小说索然无味，再也不出版了。不过，天才的那支笔总比执笔的人还来得伟大，笔锋所及总远在作者意计之外。”（海涅：《精印本引言》，钱钟书译，《文学研究集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事情的确如此，《堂·吉诃德》的面世，应验了文学史上的一句常谈：“作品的客观效果超出作者的主观意图。”堂·吉诃德“前后两次出门的故事，已经把一切游侠骑士的荒谬行径挖苦得淋漓尽致，得到国内外人士一致赞赏”，不仅敲响了骑士小说的丧钟，而且，“给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西班牙生活描出了一幅广泛的完全的图画。读者在书中可以看到约七百个人物：有农民、牧羊人、僧侣、牧师、仆从、客店主、女佣、宫娥、妓女、跑江湖的艺人和戴着镣铐的囚犯——塞万提斯笔下这一群五光十色、各不相同的人物，反映了当时西班牙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透过西班牙富丽堂皇的外表，成功地表现了西班牙人民生活的实况，指出了社会上奢侈与贫困、专横与无权的强烈对照。……塞万提斯在小说中所描绘的人民生活的图画，充满着深刻的民主主义思想”（米罗波尔斯卡亚：《塞万提斯和他的》，《译文》1955年9月号）。因此，这部针砭时弊、具有彻底的反封建内容和深刻的人民性的现实主义力作，首先触怒了当时西班牙的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同时，小说的巨大成功也遭到了许多文人的嫉妒，更招来了那些原本写骑士小说的作家的刻骨仇恨。 　　1614年，塞万提斯开始写作久已辍笔的《堂·吉诃德》的续篇。当写到第五十九章时，他发现这年夏天在塔拉果纳城出版了一部伪《堂·吉诃德》续集。作者化名阿隆索·费尔南台斯·德·阿维利亚内达。他在伪《堂·吉诃德》序言中恶意玩弄同音的“谬误”和“铁窗”的字眼时，说这部书是在一个监狱的铁窗下（谬误中）写成的（胡斯托·加尔西亚《堂·吉诃德》序言，孟复《塞万提斯和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以此混淆视听，蒙骗读者，因为塞万提斯说过，这部作品是“在监牢里诞生的孩子”。伪书作者还在序言中大放厥词，对塞万提斯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说他是“心怀羡妒、爱发牢骚”、“背地诽谤人的坏家伙”；是个“坐过牢的囚犯”；辱骂他是“年老而残废了一条胳膊”的人，“舌头比手多”；讽刺他已江郎才尽，写不出东西了；污蔑他“盗用公款”等等。伪书中，蓄意歪曲塞万提斯创作的原意，丑化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的形象，把心地善良、伸张正义、见义勇为、学识渊博的堂·吉诃德描绘成一个毫无奇情异想、善于吹牛的粗狂的疯子，说他抛弃了心上人杜尔西内娅，最后被关进了托雷都疯人院，从疯人院出来后又到旧加斯底利亚和其他许多地方去游逛。把讲求实际的农民典型桑丘·潘沙写成一个毫无风趣、头脑糊涂、贪吃懒惰、多嘴多舌的傻子，使之成为低俗、下流的人物。用滑稽无聊的闹剧和令人作呕的情节，把严肃的反封建主题庸俗化，以改变堂·吉诃德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逆转指向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的锋芒。 　　然而，这样一部内容十分低劣，对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的形象极尽丑化、歪曲之能事的伪《堂·吉诃德》，却公然得到教会审查官的批准出版。生性宽厚、豁达的塞万提斯，面对这本拙劣的伪书和无耻的谩骂，怒不可遏。他把愤怒化作巨大的精神力量，在逆境中以68岁的高龄焚膏继晷，奋笔疾书，加紧小说第二部的写作，以表示对伪书炮制者的抗议和回击。1615年，真正的《堂·吉诃德》第二部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在小说的结尾，塞万提斯借讲故事的人熙德·阿默德之口说道：“托尔台西利亚斯的冒牌作者用鸵鸟毛削成的笔太粗劣，他妄图描写我这位勇士的事迹是不行的；他的才情不能胜任，他文思枯涩，不配写这故事。” 　　在《堂·吉诃德》第二部的“献辞”中，塞万提斯对伪书进行了谴责，他写道：“现在有个家伙假冒称堂·吉诃德第二，到处乱跑，惹人厌恶；因此四方各地都催着我把堂·吉诃德送去，好抵消那家伙的影响。”并由此引发了一个关于中国皇帝的笑话。塞万提斯接着说：“最急着等堂·吉诃德去的是中国的大皇帝。他一月前特派专人送来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竟可说是恳求我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文学院，打算用堂·吉诃德的故事做课本；还说要请我去做院长。我问那钦差，中国皇帝陛下有没有托他送我盘费。他说压根儿没有想到这层。”这是一个饶有风趣的笑话。据塞万提斯研究者说，1612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年），中国皇帝曾托传教士带给西班牙国王一封信。塞万提斯的这个笑话大概即本于此。这件事虽是笑话，却也反映了早期中西两国关系的一鳞半爪，说明西班牙是近代西方最早同中国交往的国家之一。据现有材料，早在1580年，西班牙国王腓力普二世曾写过一封信给中国皇帝，但在途中遇阻，这是未递交到的第一封西班牙国书（荣洰：《与中国》，1978年6月20日《人民日报》）。 　　为了回击伪书序言里的人身攻击，讥笑他是“年老而残废了一条胳膊”的人，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第二部又写了一篇“前言致读者”。其中写道：“他指责我年老而且残废了一条胳膊，难道我有能力叫岁月停留、青春常在吗？我的胳膊是从古到今最伟大的战役里残废的。他以为是酗酒打架折掉的吗？尽管我的创伤看来不漂亮，知道底细的人至少不会轻视。阵亡远比逃命光荣；我是这样看的。所以，假定我竟有回天转运的本领，对过去的事我可以重新抉择，我宁愿伤残了身体，还是要参与这场惊天动地的战役。战士脸上和胸口的伤痕好比天上的星星，能指引旁人去争取不朽的声名，应得的赞誉。”事实的确如此。1571年10月7日，历史上著名的雷邦多海战爆发。那天清晨，塞万提斯正发着高烧躺在床上，听到枪声后，他立即请战。舰长见他病得很重，命他休息，他却坚定地说：“我宁愿为王上（指祖国西班牙）作战而死，也不愿躲在船舱里偷生。舰长先生，请您把我放在最危险的岗位上，我一定在那里坚持到底，流尽我最后一滴血。”舰长深受感动，同意他参加战斗。在战斗中，他表现得非常勇敢，结果胸部和左臂都受了重伤，他简单包扎一下伤口后又继续战斗，一直坚持到战斗结束。10月30日，塞万提斯被送到墨西纳的医院去治疗，结果被截去了左手，成为残废，后世尊称他为“雷邦多的独臂人”。塞万提斯把参加这次战役并负了伤这件事，看成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最光荣的事。正如他自己所说：“伤口看来也许可怕，我却认为很美，因为我是在空前绝后的最值得纪念、最伟大的时刻受的伤。”塞万提斯不仅用铿锵有力、慷慨激昂的语言，而且用自己英勇无畏的实际行动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在伤愈后的几年里，他继续服役，参加了多次战斗，受到西西里岛总督和舰队司令堂·胡安的嘉奖。这用丧失左手博来的一点勋名，是他暮年常常引以为荣的乐事。 　　在“前言致读者”中，塞万提斯还针对伪书作者攻击他“江郎才尽”、“心怀羡妒”等一一进行了驳斥。他说：“虽然写作不靠白发，用的是头脑，头脑愈老愈高明。”又说，“那人又说我心怀羡妒。”这里所说的“羡妒”，原文有两个涵义：好的涵义是企羡；坏的是忌妒（原注）。阿维利亚内达利用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第一部第八十四章批评剧作家洛贝·德·维加在《清白无玷》的虚构剧情里，“却掺上历史的真实，不管是哪个人物、哪个时代的事，都东扯西拉，混杂一起”，因而触犯了维加，于是在伪书的序里指责塞万提斯忌妒维加。塞万提斯对此批驳道：“他以为我不懂，还对我解释羡妒的意义。其实，这个词儿的两种涵义里，我只知道那神圣、高尚、善意的一种。所以我绝不会去攻击一位教士（指维加）。……那位作者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露面，却隐名冒籍，像有弥天大罪的逃犯似的，想必狼狈不堪。” 　　至于伪《堂·吉诃德》的炮制者阿维利亚内达，只知道他自称是托尔台西利亚斯人。然而他究竟是谁？三百多年来，许多学者进行了考证。有人说这人是国王的忏悔神父路易斯·德·阿利亚加；又有人说他是塞万提斯当俘虏时结下的仇家勃朗科·德·巴斯；还有人列举当时一些作家，其中有的还是塞万提斯的朋友。但是这些猜测都没有足够的根据，因而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文美惠：《塞万提斯和》，北京出版社，1981年）。但是，可以断言，阿维利亚内达不是别人，他就是当时一切反人民的黑暗势力的代表——中世纪封建残余本身。伪书炮制者虽属居心叵测，但他的恶行对塞万提斯的刺激，却促成了小说第二部的早日诞生。否则，也许我们今天就不会读到一部完整的《堂·吉诃德》了，因为这位伟大的西班牙作家在小说第二部问世的翌年（1616年）4月23日，就在马德里莱昂街简陋寒酸的寓所里与世长辞了。 　　塞万提斯生前贫困，身后悲凉。他死后埋葬在一家修道院的墓地里，只有他的妻子一人参加了他的葬礼。由于天主教会对他积怨颇深，连一块墓碑也没有立。1635年，这家修道院迁址，原来墓地里的遗骨都被挖出来进行火化，所有的骨灰混在一起掩埋了。但是，塞万提斯的光辉名字却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上。他的伟大、不朽的著作《堂·吉诃德》，不仅是西班牙文学的瑰宝、世界文学的奇珍，更是西班牙人民的骄傲。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感人至深的话：即使我们到了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至少还有一部《堂·吉诃德》。这是西班牙人民对这位伟大作家的最高奖赏。1835年，在塞万提斯逝世二百年后，终于在马德里为他建起了一座纪念碑。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的雕像也矗立在马德里广场上。 　　（作者单位：贵阳学院） 　　责任编辑：王封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