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预报纠结50年
“3月19日夜晚,一场龙卷风袭击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看着吧,在它消失的西北方阴天处,大约30天左右,会有一个不低于7级的地震;不见不散。”湖南一位农民“地震解密之祖”3月份发的这条微博自称准确预测了雅安地震,一些人把他当成大神,更多人则对他满是嘲笑:他曾预测过1500多次。 雅安地震后,和之前历次地震发生后一样,地震能否预报再次成为一个话题。两个月前,网友@地球地震火山民间预测研究中心就与中国地质大学的学生发生了一场争论,前者如其名字,代表一部分民间研究者,认为地震可预测,而后者以学界主流观点自居,认为地震不可预报。 地震预报在中国不仅仅是个科学问题,在其诞生之初即被政治意识形态所裹挟。从要预报、能预报、预报了到不能预报,这个问题纠结了近半个世纪。
1966:响应周恩来的号召
中国地震预报,开始于1966年。那一年发生了邢台大地震,8000余人丧生,3.8万余人受伤。当时有一位老人对周恩来说:“出现这么大的灾害,能不能做到在震前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呢?” “研究出地震发生的规律来。”周恩来把那位老人的期求转给了年轻的学者们。正是那时的领袖激励了许多人的“预报情结”,也让他们从此历尽荣辱悲欢。“总理召集地震系统的人开会说,一定要搞出预报,好多人表态,不搞出预报死不瞑目。”许绍燮回忆。在受鼓舞的人中有梅世蓉,从此她在该领域研究了四十多年。还有耿庆国,一位自言预测了汶川大地震的颇有争议的人物。还有许绍燮,他如今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家园暂不能归,就在外面吧。没有房子隔着,人与人更近了一些。4月22日,雅安市宝兴县露天体育场内 (CFP/图) 1966年,正是“文革”开始的日子,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进入为期十年的强震活跃期。越来越多的学者无法研究本学科,地震研究却颇有“显学”之态。包括地质学家李四光,气象学家竺可桢,石油系统的权威翁文波等都被抽调来搞地震。 一些从邢台地震总结出来的观测方法开始应用,比如观察岩石的形变、地电、地磁、水位及水氡等等。高层呼吁要“群测群防”,“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群测点大都设在学校,由老师带领一些同学,定时观测,有的还自己研制土仪器,比如土地电、土地磁等等,有的将电极插在大树上,接个电流表,观测电流变化,称其为“植物电”……地震部门的简报文件上,对群众路线的作用大为赞赏,大量宣传“鸡飞狗跳”、“老鼠搬家”可以预报地震。1973年气象学家竺可桢在病榻上看到这类简报,他写了一段话:“仅凭这些,真能预报地震?如果可以,还要科学干什么。这些事传到国外,是要被人传为笑话的。” 不过地震预测的科学研究依然在快速前进,随后几年中国发生了多次7级以上大地震,激起了政治上更迫切的要求,国家地震局于1971年8月正式成立。大量震前异兆被收集起来,专业的观测研究队伍开展了二十多种检测手段。一个规律被总结出来,即地震前会出现大量小震,而且小震活动遵循“密集――平静――爆发大震”这样的规律。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7.3级大震,上述规律的巧合性应用,使该次地震得以预报,成就了地震学者的巅峰体验。
1976:本可避免的灾难?
这是目前公认的世界上有科学意义的两次预报之一,另一次在同属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当时的中国学界已是非常乐观,在事后的总结会上出现了诸如“坚冰已经突破”这样的语句。“大家都觉得地震可以预报了,包括李四光等大科学家都很乐观。”许绍燮说。政治领袖也激动起来,提出了“要做到24小时前报出5级以上地震”的要求。 地震预报学者在各地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1976年2月,梅世蓉等4人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减轻地震灾害国际讨论会”。中国科学家讲述了海城地震预报经验。“我们都成了明星了。”梅世蓉说。 明星体验终止于一年半之后的唐山大地震,24万人丧生。“大家都傻了眼了。”许绍燮说。 要说地震学者对唐山大地震全无察觉,却不符合事实。虽有中长期预测,学者们甚至跟踪数年,但具体何时发生,就无人知晓了。与此前总结的不同,唐山大地震前没有小震,地震学家们震惊地发现海城经验在此毫无用处。但公众对地震局的愤怒已无可避免:不是地震可以预报吗?唐山大地震前为何不打招呼? 后来一些人把罪责归因于梅世蓉,说她压制了唐山大地震的准确预报。但梅世蓉说,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地震学者已然名声受损,于是各路“业余英雄”现身,预报还将有地震的意见如雪片般飞来。有人问梅世蓉怎么办,她说,“如数上报”。 然而预报意见已经到了“多得不得了”的地步,很多人说北京要发生大地震,其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终于按捺不住。1976年8月24日夜晚,梅世蓉和丁国瑜、马宗晋三人被紧急叫到人民大会堂。“他说你们把预报都转到中央来,让我们怎么办?你们要拿意见。”情绪低落的梅回答说,“我们水平也不高。”会议一直开到凌晨3点多,最后华国锋急了,“你们就说个人的意见,不要你们负责。”梅世蓉回忆,她横了横心表态不会发生大震,其他两位也附和,华国锋随后拍板不发警报。所幸地震最终没有发生。
1983年:地震局不预报只辟谣
唐山大地震之后不久,国家地震局从各地调来人手参与研究震情。既然已饱受批评,也便不能再讲什么条件,新来的人在新搭的帐篷里干活。科技人员自然心有悲怆,而公众则多少有些“就该如此”的情绪。这些帐篷作为北京市最后一批抗震棚一直存在到1980年,因为实在影响北京市容,还上了电视。 唐山大地震让梅世蓉意识到了“科学家们不应该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她在一本书中说,将来如果遇到类似的地震,依然报不出来。 因为预报意见不多,“辟谣”反倒成了各地地震局最常见的露面形式。福建省地震局原局长陈洪鹗说,他1983到1987年任职时主要任务就是辟谣,因为辟谣成功获得过国家地震局的一等奖,发了奖金。“有一次一个专家预报新疆某地要发生地震,当时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怎么办?我们把他在新疆预报过的所有意见都找出来,他前面报的多数都没有对应,这一次我们能信吗?”王海涛说。 《唐山大地震》一书作者钱钢,在汶川大地震之后所写论文《地震预警初探》中总结了地震部门对预报的态度变化:唐山大地震后的十年间,余悸未消,地震部门最怕“漏报”,政府最担心“漏警”。而1986年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虚报”和“虚警”的担心则上升到主要地位。稳定压倒一切。 时至现在,辟谣仍然是地震局露面的形式,很多时候地震局辟的谣确实没有发生,但偶尔,辟谣也有意外,于是人们说,信专家不如信癞蛤蟆。
2004:被抛弃的预报
如果不能报地震,地震局就应该撤销。这是一些老科学工作者的观点。一些学者提出,既然地震不能预报,就应该把它纳入学术研究范畴,而不是现在具有社会功能的避震减灾范畴。 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是在1980年成立的,二十多年后的2004年,分析预报中心撤销,分拆为地震预测研究所和预报部,前者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后者被划归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除了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还有另外两个研究所也被拆分。梅世蓉说,兰州地震研究所拆了,这个“很强的地震所”从1950年代末成立以来,负责西半部资料研究。“这就大大削弱了南北带的研究力量。”第三是把武汉地震研究所拆了,它原来就是汇总全国地形资料、重力资料为主。拆了以后变成一个湖北省的地震局,日常监视。“它还会重视全国的地形地变的研究吗?不会了。”梅世蓉说,“地震局去搞防震或者救灾,跟建设部(防震)和民政部(救灾)打架。” 2005年1月30日,十多名地震局专家曾联名给中国地震局全体党组成员写信,反对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的拆分撤销。写信者直接说,“分析预报中心撤销后,效果基本上是负面的,使原本就很困难的预测预报工作更加困难。”
2008,预报论前度刘郎
汶川大地震让地震预报争议再度热烈。汶川地震对地震预报的打击非常大,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说,在当年的年度会商中,汶川地区甚至没有被划入危险区。这意味着不仅没有短临预报,连一个中期预报也没有。 “这个问题极为重要,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这也涉及到我国四十多年来地震预报的探索及我国乃至世界地震预报前途的大事,需要进行认真的科学总结,汶川地震后我们应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张肇诚说。 但也有人号称预测了汶川地震的爆发,其中包括科班出身的退休研究员耿庆国。他说他的预报方法主要是干旱和地震之间的对应关系,他把它们总结为:大旱之后必有大震,旱区面积越大,震级越大,干旱和地震相隔时间越长,震级越大。他同时还会配合几年前的太阳黑子活动数据,加上经验公式,算出时间上的危险点。 2010年玉树地震,山西地震局侯马地震台工程师余向红称向国家地震局上报了短期地震预测报告,时间和地点都对了,只是震级有误差。 这样的事伴随着之后发生的每次地震。“地震预报有点类似中医把脉。”专家说,有人曾号准过,但也像中医一样不能成为可依凭的理论,那些声称预测了地震的人也都是民间科学家,不能得到主流学界的承认。 争论还将继续下去,其实在很多人看来于事无补。“与其预报地震不如建好房子”,这倒是双方都同意的。 资料来源:《号不准的地脉》,记者杨传敏,《南方都市报》;《地震预报的中国“江湖”》,记者马昌博,《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