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掘长陵到发掘定陵

从发掘长陵到发掘定陵

1955年10月4日，一份题为《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送到了当时任政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桌前。报告落款是中国文化界赫赫有名的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 消息传出，当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大惊。他们立即找到报告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希望他收回提议：我国目前考古工作技术水平还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的发掘工作，文物的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这样庞大的发掘和保存，就连世界上技术先进的国家也会感到头痛„„但对主管北京市文化教育工作的吴晗来说，他决心已下，难以改变：全国解放已经多年了，有老一辈专家，又有新一代大学生，从人力物力都有条件胜任这项巨大的工程。双方争持不下，都把希望寄托在下最后决心者身上。5天之后，周总理最后裁决的消息传来：同意发掘。 吴晗是有名的明史专家，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人物，他写的《海瑞罢官》，最终成为文革的导火索，他自己也成了文革的祭旗牺牲。据说，解放以前，他试图去挽留他的老师胡适留在大陆，不欢而散。胡适对他的评价是：可惜，走错了路。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认为吴晗原可以做一个一流的学者，不幸却从了政，终于被当作了枪杆子使。

吴晗有一种学者的热情，他在北大的青年时代，就想去发掘明陵。这是每一个考古学家的梦想。然而当时的考古学泰斗夏鼐，却竭力反对在此时发掘明陵。为什么？因为他清醒的知道，当时的技术水平和政治走向，都不适宜去发掘一座大的明陵。挖开容易，保护却很难。可是，他没有办法劝阻得了，新中国要在各个方面证明自己的能力，考古也是其中之一。然而当时的考古学泰斗夏鼐，却竭力反对在此时发掘明陵。为什么？因为他清醒的知道，当时的技术水平和政治走向，都不适宜去发掘一座大的明陵。挖开容易，保护却很难。可是，他没有办法劝阻得了，新中国要在各个方面证明自己的能力，考古也是其中之一。

1955年12月初，在吴晗主持下成立了由6位发起人和夏鼐、郑振铎、王昆仑组成的“长陵发掘委员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28岁的赵其昌担任发掘工作队队长。1955年的最后一天，在夏鼐的催促下，赵其昌率人冒雪从北京来到万寿山下十三陵这一昔日皇家圣地。然而3天下来，对长陵的初次勘探却毫无线索。吴晗、夏鼐、赵其昌协商后，决定扩大勘探调查范围。1956年春，经过两个月的史料研究后，赵其昌又率工作队重上十三陵，偶然的线索使发掘长陵的计划发生了变化，定陵玄宫重见天日便成定局。这一天，赵其昌率人来到定陵勘探。经过多时察看，有些疲倦的赵其昌在宝城城墙边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想要休息一下。队长赵其昌突然发现在离地面三米多高的城墙上方，有几块城砖塌陷下来，露出一个直径约半米的圆洞！激动不已的他，立即叫来同伴搭起人梯察看究竟。经观察，这个洞口像一个门券的上端，亮处可辨别砖砌的痕迹。“这是地宫入口！”队员们欢呼雀跃，把长期以来的困惑抛在了一边。后来经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亲临现场勘探，根据他多年的经验，也估计是通往地下玄宫的入口。

就这样，最初发掘长陵的计划，就变成了定陵玄宫重见天日的结局。

定陵地貌，圆型围墙为陵墓宝城，地宫即位于宝顶之下

定陵地宫后殿现状，棺床上摆放的是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棺椁的复制品，原棺已毁，尸骨无存

定陵发掘自1956年5月破土动工，到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基本结束。9月，万历帝后的殉葬品走出地下宫殿，登上故宫神武门城楼，向群众展出。展览后，定陵博物馆筹建人员加速了修补、保护、复制殉葬器物的步伐。

首先要修补、复制的自然是三具尸骨。正在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著名雕塑家格拉西莫夫听到此事，主动找来，请求把尸骨带回苏联，做修补和模型复制。在这之前，格氏已为北京博物馆修补和制作了古人类头骨的模型。有关方面怕在这个问题上出现漏洞，婉言谢绝了他的请求。

三具头骨被送往中科院古人类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进行修补。同时，找了两位从事雕塑的老师，做万历帝后的模型。由于万历皇帝在他们心中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模型的制作自然要按照地主形象进行艺术加工。两个月后，万历帝后的三具人体石膏模型送往定陵。只见万历头戴瓜皮金丝小帽，横眉怒目，鹰钩鼻子下挂着一张血盆大口，摆出一副要吃人的架势。左腿长，右腿短，身体极不平衡地站立着，手握皮鞭，侧身站立。似在追赶，又似在战斗和殴打。这独特的造型给人的感觉像是旧时一个穷凶极恶的大地主，正在对交不起田租的穷人进行残酷的蹂躏。两个皇后则穿红着绿，涂脂抹粉，头戴鲜花首饰，妖冶而凶残，一副典型的地主婆形象！

就在塑造万历帝后的同时，陵园内忙于对出土的织锦匹料进行技术处理和保护。有人建议，丝织匹料可以像古画一样进行托裱，背后衬用韧性大的纸张，以便卷舒。有人建议，糨糊内加入防腐剂，以便长久保存。装裱完毕，著名文学家、后来又专门研究古代服饰的沈从文先生来了。他想看看匹料，做一点研究。他将裱品展开，用放大镜一件件仔细观察，迷惑不解地问：“怎么有的装裱成品显露的是织品反面？”

“研究织品的结构不是要看反面吗？”一位工作人员急中生智说。一句话激怒了沈从文，但他还是面带微笑地说：“研究织品结构，要看反面，更要看正面。如果为显示反面结构，留下一两厘米，最多五厘米也足够了，整匹反面，我看是装裱的错误。”他的直言不讳，特别是说到错误，使站在旁边的负责人显得十分尴尬。

沈从文不愿再看下去，走出接待室，对同来的助手说：“囊括了中华纺织技艺精华的明代织锦遗产，如此轻率地对待，还做这样不负责任的解释，不是出于无知，就是有意欺骗！”

有些袍服的处理，也不尽如人意。比如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加入软化剂涂在半腐的衣服上，时间稍久，衣服颜色变深，软化剂蒸发，质料变硬，硬作一块，不能展开。未经反复实验，匆匆上手，效果不佳，只能停止。

定陵丝织品损坏的消息传到北京，郑振铎、夏鼐等大吃一惊。正在焦虑不安、痛心疾首之际，外地传来消息，有的省份正在组织人力，跃跃欲试，要向帝皇陵墓进军。还有的省份也不甘落后，纷纷效仿。汉陵、唐陵、清陵等等，都响起了开掘号子„„面对此种情况，郑振铎、夏鼐立即上书国务院，请求对这种极不正常的发掘之风予以制止。这份报告很快得到周恩来总理批准，并通令全国，一场劫难终于没有降临到一个又一个珍贵的文化遗产身上。

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定陵的出土文物基本上已修补、复制完毕。1959年9月30日，定陵博物馆正式宣告成立。

“复制的棺椁已做好，原来的就扔了吧„„”

定陵博物馆一经开放，游客蜂拥而至。遗憾的是，在这深达27米的地宫深处，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座空荡荡的洞穴。不少游客都满怀失望地问道：“皇帝皇后的原棺原椁哪里去了？打开地宫的时候不是还在吗？”

可是，现在却消失了。颇具戏剧性的是，它的消失和定陵博物馆的成立，竟是在同一天进行的。

1959年9月30日晨，曾铲下定陵第一锹土的民工王启发，接到博物馆办公室主任的指示：“马上就要开馆了，既然复制的棺椁已经做好，原来的棺椁就没用处了。你带几个人到地宫清扫，把那些棺木抬出来，好迎接领导来检查清洁卫生。”

几个职工围住楠木棺，要取四周的铜环，挥镐劈了起来。王启发望着四个硕大的铜环鸣响着落到地上，心中莫名其妙地掠过一丝哀痛。“主任，那棺木不能再劈了，找个墙角放着吧。”王启发近似哀求地说。

主任正忙于接待前的准备，冲王启发一瞪眼，说出一句令人心寒意冷的话：“你是不是想留下给自己？”

“轰”的一声，王启发的脑子如同炸开一般。他强按怒火，退出办公室，回到自己的木板房抽起了闷烟。

几十名警卫战士跟着主任来到棺木前。“大家辛苦一下，把这些木头板子给我扔了。”战士们在主任的指挥下喊着号子，将沉重的棺木抬起，来到宝城上。随着主任一声威严的口令“扔———”，战士们一齐用力，三具巨大的棺椁被掀下墙外，哗啦啦滚入山沟。

一个星期后，定陵棺木被扔的消息传到夏鼐耳中。这位大师全身发抖，脸色煞白，不停地在房里走动，马上打电话让博物馆重新捡回棺木，加以保护。可是，空荡的山谷早已不见棺木的踪影。

当帝后尸骨遭遇“革命”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定陵也没能逃过红卫兵小将的手掌。他们将地面的景物浏览一遍后，兴致盎然地要进地宫，砸烂这几百年封建王朝的老窝。

“快交出仓库钥匙，我们要抓万历！”20岁的女讲解员W对仓库保管员李亚娟下命令。箱子被一个个打开，只见万历皇帝和皇后的尸骨完整地躺在里面。

三具尸骨被摆到定陵博物馆大红门前的广场上，由W组织人员进行批斗。除尸骨外，还有一箱帝后的画像、照片等资料性的“罪证”，和尸骨一同被抬了出来。帝后的三幅画像是清理地宫时，发掘队员曹国鉴精描细绘画成的，仅画像上的金粉就用了二两之多。

W为了显示这次声势浩大不同寻常的批斗大会，特意作了一番精心安排。她派人到长陵管理处、长陵供销社、林场、粮站、学校等单位联系，要求他们派人前来声援。与此同时，有人建议批斗结束后，将帝后尸骨砸碎焚烧，以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定和气魄。W当机立断，拍手赞成。下午2点15分，定陵园内的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除邀请的几个单位人员外，还有附近农村的农民、红卫兵、学生，人们纷纷前来，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都见证了这一段沉痛的历史。 三具尸骨整齐地摆放在一起。万历皇帝的尸骨在中，两个皇后分居两侧。周围堆放着帝后画像和照片资料等实物“罪证”。一切准备就绪，W开始带头高喊革命口号：“打倒保皇派！”„„

口号刚一结束，W冲人群大喊一声：“革命现在开始！”话音刚落，十几个大汉便把怀中抱得太久的石块，猛力向尸骨投去。随着一阵“噼噼啪啪”的响动，三具尸骨被击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

人群开始涌动，惊讶、困惑、麻木、赞叹、欢喜„„各种目光一齐向W射来。W心中一热，立即吩咐身边的人员：“点火烧了他们！”

一声令下，烈焰腾起，广场一片火海。木柴伴着尸骨，在烈焰中“啪啪”炸响，似在呻吟，又像在反抗。烟灰四散飘落，纷纷扬扬，空气中散发着刺鼻的气味。随着一声炸雷，大雨倾盆而下。燃烧的尸骨在涌动的水流中浮荡飘摇，和翻起的泥土融为一体，重新回到了广袤的大自然之中。

七条人命：棺椁的“诅咒”

1990年秋，当我们来到定陵打捞历史的碎片时，听到了一个恐怖而又令人不解的消息：当年扔掉的棺椁被当地农民捡去，并有七人为它丧了命。

1959年，万历和两个皇后的楠木棺椁被扔进宝城外面的山沟后，当天下午就被附近的农民一抢而光。大家见到这块表面虽剥蚀、整体却完好的棺木，如获至宝。有一对年迈的夫妇，特地用这珍贵的楠木请人打做棺材，以备后事。第一具棺木制成后，老太太蹬腿归天；第二具刚刚完工，老头子也一命呜呼，前后不到半个月。

五个月后，一个更加神秘恐怖的故事发生了。

在捡棺木的公社社员中，裕陵村农民XX收获最大。棺木扔下宝城时，他正和老婆在陵墙外的山坡上劳动。他意识到这是难得的好木料，于是立即行动，和老婆一起将宽大厚实的金丝楠木板一块块连拖带拉弄到自己地里，找人做成了两个躺柜，端端正正地摆在堂屋里。村人不无忌妒地警告说：“皇帝的东西不是随便可以用的，要是没那福分，消受不起，还会搭上性命„„”这些话，XX没放在心上。不久，悲剧真的发生了。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中午，XX和老婆带着满身泥水收工回家时，突然发现四个孩子不见了。当夫妻俩转了一圈重新回到屋里时，蓦然发现躺柜边放着四双小鞋。两人迅速打开柜盖，只见4个孩子相互挤压着，早已气绝身亡。孩子们的手指根部渗出了血渍，柜壁布满了抓过的痕迹。当地公安人员将4个孩子(3男1女，最大的12岁，最小的女孩仅5岁)的死因作了详细分析后，得出“系缺氧憋死”的结论。

4个孩子死后，夫妻俩在短短的几年中又生了4个(这次是3女1男)。令人

悲叹和困惑的是，他唯一的儿子高中毕业不久，未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却在一个静谧的深夜，趴在躺柜上神秘地死去，据说是因为烧煤引起一氧化碳中毒而死。 这是世界考古史上都没有出现过的怪事。定陵考古，自打开地宫那一日起，三十年都没有出一份发掘报告。一个香港的学者，这样来信催问：你们这些不肖子孙，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和祖宗留下的基业，将会毁于你们之手„„

怪谁？不能怪那些考古学家，他们的悲惨经历，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考古学家未曾经受的。

只能怪那些当权者，他们为了某种虚荣和业绩，不顾考古学自身的规律以及现实条件，没有条件也要霸王硬上弓，从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劫难。他们，应该钉在耻辱柱上。

比如吴晗。原来一直把他看作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读过很多书后，才理解了胡适的那句话，他的确走错了路。当他把学者的热情与政治的热情结合在一起以后，理想就悄悄变色了。尽管他自己最后沦为了牺牲品，然而，确实在定陵考古这件事上，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一个不正确的时间，他促成了一个悲剧的诞生。如果说他不曾料到政治风云的转变，对于定陵，他还只是一个过失，那么，在1965年，他已经亲眼目睹了定陵的一些劫难，还仍然要求周恩来总理批准他发掘其它明陵，这就明知而故犯了。这就是可耻。

幸运的是，周恩来以这样一句话回答了他：我对死人不感兴趣。总理的眼光，无疑比他更远大。这句话里面，我听到了谴责的意味。自从定陵考古以后，各地纷纷要求发掘当地的陵墓，都被夏鼐和周总理否决了。这是考古学的大幸。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还有很多的不幸。那些重大的考古成就背后，都有令后人切齿的遗憾。比如随州的曾候乙墓，出土的编钟和青铜器具，都是国宝。但是，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当年随墓葬出土的，除了青铜器具，还有无数根粗壮的战国木料，它们在事后，就露天的堆在那里，听凭它腐烂。什么是考古？考古不是盗墓，只要金银玉器字画，哪管它里面的墓葬结构和其它不值钱的东西。往往，这些不起眼的东西具有更重要的研究价值。又比如马王堆汉墓，要是晚上几十年发掘，则我们今天所收获的东西，绝非三十年前可以相比。

余秋雨被人批得很臭了，但是他有一句话我很赞同，有这一句话，余秋雨在文坛上，就具有一个高高的位置。他说，敦煌的藏经洞，被斯坦因用手段搜刮了，这不是一件坏事。是的，这的确不是坏事，至少，我们现在还可以在大英博物馆恒温的仓库里，找到那些珍品。可是，那些没有被弄走的，它们今天在哪里呢？有些人宁愿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结果饿得前胸贴后背，到了最后，资本主义给他一泡屎，他也当是宝塔蛋糕。这他娘的不是犯贱嘛。宋庆龄参观了定陵，博物馆的人对她说，这是中国人民的遗产。宋女士回答他，这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文化遗产，它更属于全人类。

定陵发掘参与者：

吴晗 1969年死于文革

邓拓 1966年死于文革

范文澜 1969年死于文革

郑振铎 1958年因飞机失事遇难

1979年,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缢死于北京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