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诗人谢榛的颠沛人生

布衣诗人谢榛的颠沛人生

崔建利 袁明霞

谢榛(1499～1579年),字茂秦,自号四溟山人,又号脱屣老人。山东省临清市人，是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著名的诗人和诗歌理论家，系明代中后期影响颇大的文学后七子成员之一。 谢榛自幼右眼失明，正是这严重的生理缺陷，早早断绝了他的科举仕宦之念。但不俗的文学天赋和才华，使他自小喜欢词曲和诗歌创作，这又为他结缘上流社会、成为一代文学名家提供了条件。十六岁便写出乐府商调，“临德间少年争歌之”。就在这年，本乡宿儒苏东皋教他学诗。谢榛勤奋好学，诗歌创作大有长进。诗歌创作上的稍见成就，融初盛唐众体而自成一家的学诗志向，促使这位普通农家子弟走出临清，深阅世，广交友，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负。当时的京师是国家政治文化中心，天下文士名流多在此汇聚，因此，京城也成为谢榛一生漫游的重心。嘉靖五年（1526年），谢榛初到京城，登门拜谒了乐贤好士的内阁首辅杨一清。杨一清对谢榛的来访表现出满腔的热情，这让初出茅庐的谢榛颇受鼓舞。

嘉靖十三年（1534年），谢榛移家客居安阳，当时，赵康王朱厚煜崇文尚雅，招引四方文人学士，闻谢榛诗名，延为上宾。从此谢榛以安阳为中心，开始了云游四海的山人生涯。此后的四十余年，他赴约访友，揽胜探奇，曾四赴京师，一临大梁，两至嵩山和洛阳，一经平阴、长清、游济南、登泰山，两次游历山西。虽风尘仆仆，踪迹并未出山东、河南、河北、京津和山西，所交诸王府主要是赵藩、沈藩、晋藩，其次是周藩、郑藩等。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二月，谢榛第二次来到京师。在这年秋天的一次酒席上，他写了《醉歌行》一诗，流露出怀才不遇、富贵无常的感慨和倦游情绪，当年就返回了安阳。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秋，谢榛来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客居大梁的半年中，他还南游杞县，并至仪封（今河南兰考县东）拜谒了“博学好议论，以经术称”的王廷相。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谢榛第三次赴京师，结识了李先芳、李攀龙、王世贞等，加入“后七子诗社”，并显示出不凡的诗歌才能和旺盛的创作激情，成为后七子中在诗歌创作和理论方面颇具建树和影响的人物。当时李攀龙刚被授予刑部广东司主事，李先芳和王世贞刚刚进士及第，客居京城待选。谢榛则以一介布衣之身和这些年轻的显达人士“结社赋咏，相推第”。此时的谢榛诗情旺盛，诗歌成就斐然，后七子之一宗臣曾对其诗歌创作给以高度赞誉：“悲歌慨以慷，惊飙奋孔翼”。李攀龙对谢榛也是刮目相看，非常尊重，并帮助谢榛对其游京期间所写的诸多诗篇反复加以斟酌和裁订，以《游燕集》为名结集刊行。《游燕集》是谢榛的第三本诗歌专集，也是其成名诗集，共计六卷。集中的诗作较好体现了谢榛的诗歌天赋才力及审美旨趣，所以，诗集

刊行后，在当时京城的文学圈里影响很大：“一出游燕篇，流俗忽复易。”这本诗集为谢榛在诗坛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谢榛不仅诗才卓著，而且为人爽直仗义。他第三次赴京的主要目的是帮朋友卢楠申冤，竭力把卢楠从狱中拯救出来，这也是谢榛仗义行侠品性的一次集中体现。卢楠系河南浚县人，嘉靖年间著名诗人和辞赋家，有《蠛蠓集》五卷，谢榛移居安阳时曾与之相识交游。卢楠生性耿直，作为一方名士，又多显恃才而狂放不羁的通病，因自家雇工之死而蒙不白之冤。对此，卢楠再三奏辩，毫无结果，被判死罪，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下入死牢。谢榛深爱卢楠之才，同情其遭遇，特地为此事跑到京城。作为一个布衣山人，谢榛无权无势，勉强能够衣食自保，但他还是为卢楠四处鸣冤，奔走相告，其情其景，连当时与谢榛结社唱和并在刑部供职的王世贞也大为感动，便将情况向有关上司作了反映。后又历经周折，最终使卢楠于蒙冤囹圄十三年后得以平反获释。谢榛鼎力拯救卢楠，完全是一种行侠仗义之举，卢楠获释后，谢榛“无纤毫德色”，其高风亮节如此，“士大夫争愿识之”，时人目之为虞卿、鲁仲连。后七子成员也因此对谢榛更加敬重，对其义举大加赞赏。

谢榛在诸子中受崇敬的状况并没持续多久。随着他们频繁地诗酒宴游，彼此了解加深，性格、观点等方面的分歧逐渐显现。特别是谢榛才高气盛，又自恃年长，直言不苟，倔强难驯，而李攀龙则位居盟主，鞭弭左右，谈诗论文，一有不合，难免相互镌责，于是矛盾渐深。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春，李攀龙、王世贞提议作《五子诗》（即要求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徐中行、宗臣、梁有誉六人，每人为其他五人各赋诗一首），以相标榜，谢榛竟不与相和，并趁儿女婚嫁事离开京师返回安阳，这无异于退社之举，致使李攀龙视其为“叛去”，而“移文责之”。到了夏天，王世贞也为谢榛的不辞而别颇感奋然，并同李攀龙等开始策划将谢榛从五子中除名。在这种背景下，谢榛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暮春第四次赴京师，途经顺德，拜谒出为顺德知府的李攀龙，受到李的冷遇。谢榛含恨而去，至京师，颇为人道白此事，并将途中听到的有关李攀龙治顺德无状的话在朋友圈中传播。在京的王世贞听闻此事，遂再三向李攀龙报讯，并从中大骂谢榛：“老谢此来何名，狼狈失策，六十老翁，何不速死，辱我五子哉！„„遇虬髯生，当更剜去左目耳！”一个“剜”字，情貌毕见。中国文人向来以含蓄为贵，作为当时一方名士的王世贞，就算有讨好李攀龙的帮闲意向，也不至于如此斯文扫地，几乎到了村妇骂街的地步。看来，他们对谢榛已经到了视若仇敌、恨之入骨的程度了。李攀龙知情后当然很生气，于是作《戏为绝茂秦书》，以示绝交。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李攀龙重订《五子诗》，遂除谢榛之名。后来谢榛虽感怀勤恳，为弥合裂痕作出了一番努力，李攀龙、王世贞等诸子也在自赎性反思中有所清醒，增加了对谢榛的理解和认识，相互间依旧保持表面的客套性交往或书信往来，但昔日“文章千载一知己”的融洽氛围不再。

退出七子诗社后，谢榛“游道日广，„„诸藩争延致之，河南北皆称谢先生”。被除名七子诗社那年夏天，谢榛已到了嵩山，游览了少林寺和古城洛阳。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赵康王朱厚煜因故突然自缢身亡，谢榛在安阳失去依靠，不得不重新考虑生计问题。嘉靖四十年（1561年），谢榛在离家二十多年后，回到家乡临清探望，抚今追昔，无限感慨。

趁这次回家的机会，谢榛游览了灵岩寺和泰山，随后到了济南。他虽生于山东，但除了游灵岩寺和泰山时途经平阴、长清、最后到过济南外，一生所到过的山东其他地方并不多。为了寻找新的生活据点，谢榛继续奔波交游。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春天，谢榛开始从安阳出发向山西游历，同年夏天到达长治，结交沈藩诸王。四十三年秋到达太原，在此拜会了冯惟讷等，冬天游览北代、边关、五台山等地，后返回太原。四十四年寒食至汾州，与神交已久的孔天胤相会，中秋赴长治客居，与德平王、安庆王、镇康王、沈宣王等唱和为乐，隆庆元年（1567年）才回到安阳。山西之行虽未交结到象赵康王那样的慷慨知己，但也收获颇丰，特别是游历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使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他深感触动，也使他诗歌的现实性成分大大增强。面对西北边陲“朔气犯征裘，旌悬大漠秋。乱山通驿道，残日照边楼。白骨几年战，黄云终古愁”的离乱现实，他写下了许多反映现实民生的诗篇，再现了朱明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纷争不休而导致的一场场悲剧。这些诗歌后来辑为《适晋稿》，里面有许多思想和艺术俱佳的诗作，在谢榛整个诗歌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另外，谢榛的诗论专著《诗家直说》（后人又称《四溟诗话》）后两卷也是在游晋过程中写成的。

万历七年（1579年），八十一岁的谢榛在安阳去世。当时“客请赋寿诗百章，至八十馀，投笔而逝”，真可谓至死笔耕不掇。生前就已面临经济窘迫的谢榛，死后家境更显惨淡，徐中行怜其家贫，诸子无力葬父，乃出资装殓入葬于谢榛的客居地安阳城南。

（作者单位：崔建利，聊城大学图书馆 袁明霞，聊城财政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