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法国中尉的女人_中萨拉的隐蔽性

文学评论

《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萨拉的隐蔽性 牟仁莉（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部 重庆 400031）

在约翰•福尔斯的代表作《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女主人翁萨拉的形象成为文学史上最受争议的人物之一。由于她独立的性格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大多数读者和批评家认为萨拉是典型的后现代新女性形象。然而，一些杰出的女性主义者认为，萨拉这个人物只是男性的幻想和男权意识形态下被审视的客体。通过对这本小说的细读就可以发现，萨拉的外表、行为以及性格全都是通过作者，潜在叙述者和男主人翁查尔斯间接叙述的。在男性叙事话语的控制之下，萨拉的自我不可避免地被男权意识掩盖了。萨拉的形象仅存在于作者、叙述者和男主人翁查尔斯的想象之中。

一看到小说的题目，读者就会推断出这部作品的主角一定是法国中尉的女人。“实际上，每个读者都认为萨拉是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但是，对我来说,这部作品一直都在写查尔斯。”[1] 整个故事都是围绕查尔斯与萨拉关系，刻画其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而萨拉的身份给读者一种歧义性和不确定性。事实上，根据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萨拉成为了查尔斯灵魂的原型，她仅仅是作为引导查尔斯回归心灵，实现自我价值的辅助者。在小说中，她只是一个象征，从始至终都以一种神秘身份而现身。因此，萨拉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更不能被认为是新女性。了……我是多么喜欢她，她喜欢我吗？”这段心理描写切合实际，每

紧张随之而来，这是很自然的事。

童年的“我”是以游戏的姿态对待生活的，全部生活内容和任务

都是游戏，也将所有的生活看作游戏。如“我”在惠安馆中看金鱼的

情景：“我把鼻子顶着金鱼缸向里看，金鱼一边游一边嘴巴一张一张

地在喝水，我的嘴也不由得一张一张地在学鱼喝水。有时候金鱼游到

我的面前来，隔着一层玻璃，我和鱼鼻子顶牛儿啦！我就这么看着，

两腿跪在炕沿上，都麻了。”

作者就是这样通过儿童视角回忆似真非真的往事，再现儿时的生

活场景，将内心积蓄的思恋用英子的口吻表达出来。在《惠安馆》里，大人们都避开秀贞，把她当成疯子，可“我为不是妈紧紧拉着我的手，我就会走过去看她，跟她说话了。”“疯子”在英子眼里，“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而当秀贞带着妞儿走后，她第一次切身感到离别的伤感。再如《我们看海去》中大人们都称英子的大朋友是“贼子”，英子心里有说不清的苦楚，她不断地质问：“你们常常说，哪个是疯子，哪个是傻子，哪个是骗子，哪个是贼子，我分也分不清。”儿童对事物的价值判断是单一的，不同于成人会参照善恶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好坏，她们只能凭着自己的主观感受去判断，比如英子以嘴唇厚薄来判断人的好坏，所以当看到草丛中的人有着厚厚嘴唇时，她放心多了。

所以当贼子被抓走后，她非但不庆幸，反而感到自责。

而在《爸爸的花儿落了》中作者第一次写到了死亡，这与前几篇

的“失去”是不同的，这是一次永久的失去，作者将它放在最后一节，

似乎展现了某种必然性。爸爸在作者的记忆中是严父的形象，看到自

己懒床，爸爸用命令的语气说道：“怎么还不起来，快起！快起！”

另一方面却是作者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爸爸在临危时对英子说道：个小孩子都有一个虚荣心在作怪，都想表现自己，心理的挣扎、纠结、什么要怕惠安馆的疯子？她昨天还冲我笑呢！她那一笑真有意思，要伤感童年——悼念无奈的离别一部《城南旧事》讲述了作者的童年，有收获，自然也有失去。许多东西，不容我们觉察，就从生活中和自己身上失去了，永远也无法重新唤回。文中的疯女人秀贞，小伴侣妞儿，藏在草堆里的小愉，斜着嘴笑的兰姨娘，不理小孩子的德先叔，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

这些唱响作者生活主调的人物在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都是离“我”而去，“英子，不要怕，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一直到最后的一篇《爸爸和花儿落了》，爸爸也去了，“我”的童年了。”英子就在这样的话语和经历中成长起来，开始接触、面对死亡，也随之结束了。失去的经历让我们从感性走向理性，从幼稚走向成熟。对人的生命本质有了直观的认识。

于是，林海音写到：“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成长的过程是需要慢慢品味的。当贼子说：“将来，等我那兄弟

要坐大轮船去外国念书的时候，咱们给他送行去，就可以看见大海了”，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城南旧事》用平实而有韵味的文字复原已逝去的童年时代，讲那时的“我”是多么盼望着长大啊；而当兰姨娘离开的时候说“英子，

好好地念书，可别像上回那么招你妈生气了，上三年级可是大姑娘啦”述古老北平的风情与普通寻常的人，然而随着童年记忆的逝去，美好

绝望、无助接踵而至，我们不得不被动接受失去和死亡，时，“我想哭，也想笑，不知什么滋味”，对于童年，“我”开始有表层后的焦虑、

了说不出的眷恋之情；宋妈临回老家时说：“你长大了，可别欺负弟

弟呀！”此时的“我”已经痛楚地意识到童年的渐行渐远；而爸爸教

诲“我”“不要怕，英子，你要学会做许多事，将来好帮着你妈妈。”

这下子，“我”真的长大了，再不是小孩子了。

同样，离别的经历将英子的童年描画得更加苦涩而有深意。不得不被动长大，不得不离开城南的旧景、走进成人的世界。参考文献：[1] 林海音．《城南旧事》．[M] 浙江文艺出版．2002[2] 王黎君．《儿童的发现与中国现代文学》．[D]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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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男权意识的控制

在创作萨拉这个人物的过程中，约翰•福尔斯不可避免地体现了自己的男权意识。尽管福尔斯一直被认为是女权主义者，总是支持和帮助妇女反抗父权制度的统治。但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把自己的声音和叙述者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导致了萨拉的神秘性和隐蔽性。

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于1867—1869年，那时女权主义运动才刚刚开始，在这部小说发表之时，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正好达到顶峰。这些因素影响着福尔斯小说的创作。然而，这部小说仍然以男主人翁查尔斯为中心，探讨了查尔斯的个人中心主义和自我成长过程，而非萨拉。尽管，查尔斯受到女权主义的深深影响，他还是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女性自我意识的局限性无疑是存在的，他的男权主义时不时的体现出来。在故事中，福尔斯似乎给萨拉充分的自由和选择的权利，但他同时也说道：“小说家的地位仅次于上帝”，“小说家仍然是一个神”。 [2] 也就是说，在塑造每个人物的时候，他有意或无意地控制着人物的性格和行为。因此，包括萨拉在内的人物不可能完全获得自由。另外，他承认“像莎拉那样的现代女人是有的，可是我一向不理解她们。”[3] 通过把萨拉放在叙述者和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审视下，福尔斯成功地让萨拉拥有一层神秘面纱。读者无法真正进入她的内心世界，了解她每个阶段的真实心理。在那个男权社会里，女性总是被定义为被审视的客体，父权制度是导致妇女地位低于男性的根本原因，“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4] 作为一个女性，萨拉不可避免地成为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世界观和男权意识形态的作用下，福尔斯笔下的虚构人物无法完全实现他的女性主义意图，作者不可避免地遮蔽了萨拉的真实自我。

二、隐含叙述者声音的介入

在叙述者男性视角的观察下，萨拉只是一个难于理解的不确定的神秘人物。萨拉的自我形象总是被他者审视，误解和扭曲。 在这种男性视角的审视下，萨拉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理想，一个神秘人物，一个他者。”因此，萨拉的神秘性只是女性自我被扭曲和性别压抑的外在表现。

小说一开始，叙述者就给萨拉赋予“可怜的悲剧”、“法国中尉的女人”的标签。她的容貌，衣着，行为，以及她的个人经历都是通过他者的视角间接叙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的身份是隐蔽的。因为，她没有机会向莱姆镇人建构真正的自我，她只是叙述者和其他人物的想象客体。读者对萨拉的认知过程充溢的是男权意识形态的傲慢和偏见。萨拉的神秘性是观察者的外在反映，萨拉没有为自己辩解的主动权。因此，读者无法了解萨拉的真实情感和内心发出的呼喊。并且，叙述者自己偶尔也怀疑萨拉的身份。在小说的中间部分，叙述者反问自己：“莎拉是什么人？她是从什么阴影中冒出来的？”[5] 马上叙述者作出否定的回答：“我不知道。”[6] 因此，萨拉的呈现完全是基于一个外在的有限的视角。“我报道，当然只是外在的事实。”通读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当叙述者提及萨拉的时候总是用“也许”、“好像”、“很难说”这样的词句。这表明叙述者从未真正了解萨拉的内心世界。在故事整个发展过程中，萨拉的行为都是被动的，难以理解的。在叙述者男性意识有意或无意的操控下，萨拉丧失了个体的自主性而成为被扭曲的畸形人物。

三、救赎男主人公查尔斯的工具

除了作者约翰•福尔斯和潜在叙述者，男主人公查尔斯对萨拉的描写也是构成萨拉隐蔽性的重要因素。就如作者和叙述者一样，查尔斯不得不承认他从未理解萨拉的神秘和不确定性。在查尔斯反抗社会约束并寻找自我的过程中，萨拉只是他行为和心灵上的引导者。

正是“她的不可预知性”深深地吸引着查尔斯。虽然和大多数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不一样，查尔斯内心有着追求自由的强烈渴望，但是整部小说中，他的父权社会意识仍然表现得淋漓尽致。萨拉的出现让查尔斯内心长期压抑的反抗精神找到了出口，她实际上就是查尔斯内心欲望的化身。当一个人潜意识的欲望被长期压迫，灵魂的化身就会帮助其获得解放。第一眼看到萨拉，查尔斯就被这个灵魂的化身所吸引了，她就如一个童话里的仙女一样让他着迷。他编织着各种各样关于萨拉的身世的梦，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萨拉身份的神秘性和气其身份的缺失。

在第一见到萨拉的时候，查尔斯描写到那是“一张令人难忘的脸，一张悲凉凄切的脸,那张脸上所流露出的悲哀，正像树林中所流出的泉水一样。” [7] 在查尔斯男性优越感的审视下，萨拉不是作为一个女人，而是作为一个悲剧人物的代表。第二次见到萨拉的时候，查尔斯仿佛觉得自己就如“在睡梦之中，既站着不动又一直在向后倒退。”[8] 他的脑海里完全被萨拉的形象所占有，或者说被她的神秘性所迷惑。在他给萨拉写的信中，他称呼萨拉为“神秘的萨拉”，“我的甜蜜的迷”。比起萨拉的女性特征，她的神秘性才是吸引查尔斯的真正原因。这种神秘性一直困扰着查尔斯的内心，他从未理解过萨拉的真实内心，萨拉的行为的动机，萨拉向他撒谎以及拒绝他的求婚的真正原因。当他费尽心思越想了解萨拉，他就变得越来越迷惑。尽管查尔斯最终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自由，但是他从未理解萨拉身上所代表的自由。对于查尔斯来说，萨拉就像“恰似夏娃，充满了神秘、爱情和奥妙”。[9]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总结出萨拉的存在只是一个象征，查尔斯只是把她当做自由女神的化身。

四、总结

总之，上述三个人物共同合作控制和扭曲了萨拉的女性形象。萨拉的身份充满了男权意识形态的傲慢和偏见。作者男权意识的控制，叙事者的不确定叙事，以及查尔斯的观察和想象构成了萨拉的神秘性和隐蔽性。萨拉的一切“表象”都是通过他人的视角而展现出来的，她的真实情感、行为动机、以及内心信仰等不仅难以确定，读者更无法知晓，甚至可以说是读者在萨拉的建构中也受到了作者，叙述者和查尔斯的影响，所以萨拉的隐蔽性是不可避免的。

参考文献：

[1] Trudgill, E. “Madonnas and Magdalens”. New York: Homes and Meier, 1976，page101.

[2][3] 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第82页,第80页.

[4] 波娃.《第二性》.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第23页.

[5][6][7][8][9] 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第80页，第14页，第74页，第336页,第74页，第136页.作者简介：牟仁莉，女，重庆万州人，1987年6月出生，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部2009级英语语言专业英美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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