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前后

　　 1978年4月27日至6月6日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后领导拨乱反正，特别是整顿军队的重要步骤。这次会议从1975年提出到1978年召开，历时3年半。其间，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经历了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历史转变，也贯穿了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三次“跌落”和复出。回顾36年前这次会议召开的前前后后，对今天学习领会习近平于2014年10月底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纪念古田会议召开85周年，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随即，他就以军队整顿为突破口，大刀阔斧地开始了全面整顿。1月19日，邓小平在解放军各大军区领导同志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军队要安定团结》的谈话。他指出：“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后，还要开一个政治工作会议。”为什么要召开政治工作会议？邓小平回答说：因为“军队的思想问题一大堆”。在1975年7月14日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在提出了“军队整顿的任务”后说，“很多同志提出，希望开一个政治工作会议，我看这个意见很好，是需要开一个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研究加强军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从而达到“要加强军队党委的集体领导，要加强政治机关，提高政治机关的威信”的目的。但由于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三次“跌落”，这次会议中途夭折。1977年12月，经过充分酝酿，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加强军队领导班子建设、纪律建设和军队团结，以保证全军各项任务的完成。中央军委全体会议的召开和邓小平、叶剑英等的重要讲话，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召开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做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军队政治工作”

　　 1977年12月中央军委全会之后，邓小平等同意多数人的提议，决定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并明确把会议主题定为“集中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多年没开，现在开这样一次会议，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邓小平提出，方法有两种。很明显，第一种应该也只能是“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这样，我们的会议才能够解决问题，才能够解决得正确”，才能“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第二种是“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但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实际上也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

　　 根据中央军委全会和邓小平等指示精神，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主持召开总政党委会进行研究，决定由梁必业具体负责会议的筹备和文件的起草工作。由于这是从提议到召开经过几年时间，特别是经过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全军政工会议，因而成为在重要转折关头肃清林彪、“四人帮”对我军政治工作的破坏与影响的会议。因此，开好这次会议十分重要，而关键是要有好的会议文件。这期间，梁必业等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组织领导起草会议文件上。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主要文件有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决议、韦国清在会议上的报告、政治工作条例和干部服役条例。后两个文件原来已有基础，关键是下功夫搞好前两个文件。起草小组的同志先是学习毛泽东关于政治工作的一系列论述和古田会议决议等重要历史文献，了解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理论原则和传统。接着，梁必业等组织讨论邓小平对会议主题的指示。“我们感到邓小平的指示主要有两个基本思想：一是针对林彪、‘四人帮’对我军政治工作的干扰和破坏，研究如何恢复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二是针对新的历史条件下部队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政治工作如何去做。”之后，围绕政治工作建设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广泛调查研究，掌握情况，搜集素材。

　　 针对林彪、“四人帮”对我军政治工作的破坏和影响，梁必业等强调文件必须体现坚持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这一根本思想。因为它既是我军阶级性质及其历史使命所决定的，也是我军区别于任何剥削阶级军队的根本标志。因为人民军队如果“没有革命的政治工作，在政治上就会失去生命力，在军事上将会丧失战斗力，便不成其为革命的军队。政治工作关系到军队的强弱、胜败，关系到我军的生死存亡”。

　　 邓小平十分关心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先后几次召集总政领导同志座谈，并作出重要指示。整个文件形成都是按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去起草和修改的。

　　 1978年3月20日上午，邓小平同韦国清、梁必业、徐立清、颜金生等谈话，对会议几个主要文件提出修改意见。他认为：

　　 第一，“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文件，中心就是要把决议搞好”。在审看《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决议》草案送审稿后，邓小平认为，决议稿写得比较简练，但不够全面。“要写全面一些，要把古田会议以来政治工作总结的全部好的经验都写进去。”决议稿对三大民主等内容不突出，所以“要充实，要强调”。邓小平还说：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作出的决议是好的，这次写决议要把好内容都吸收进来，把林彪塞进的私货去掉。“那个决议连队工作讲得多。连队工作是整个军队工作的基础，一定要搞好。”现在政治工作内容比较复杂，教育训练也和过去不同，比较难做。我们历来讲政治工作要出战斗力，光嘴巴讲不行，要扎扎实实地做。军队建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应该写上，奖惩制度也应该写上。“这个决议要作为今后学习和检查的主要文件，以后大家看这个决议基本就可以了。”“政治工作要保障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过去练四大技术（指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出战斗力，现在情况不同了，要掌握现代化战争知识，要一兵多能，干部要指挥现代化战争。在这些方面，报告稿也好，决议稿也好，都接触不多。“要把决议的重要之点抽出来，加以阐明发挥，这样报告就有力量了。”

　　 第二，会议主题报告“要更多地阐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工作怎么做，全军指战员怎么做”。邓小平说，报告稿有的部分重复，理得不清。报告对保证训练质量没有讲，政治工作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对院校提了一句，不够。院校很重要，要起集体干部部的作用。揭批“四人帮”篇幅过大。“四人帮”的毒害可以概括地讲，主要是讲揭批“四人帮”的深入问题、处理问题。报告不一定面面讲，思想要解放一下。报告就是要有针对性，要抓住重点，抽几个问题展开讲，集中讲，讲透。报告就是“要讲清楚新的条件是什么，在新的条件下，应该怎么讲纪律，怎么做思想政治工作，怎么提高战斗力，怎么发扬优良传统”。他举例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工作三大原则（指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中的敌军工作现在讲不出很多内容。但在新的条件下，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和过去不同了，怎样把军民关系、官兵关系搞好，有许多内容可以讲。驻军应当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这是军民关系新的内容。 　　 总之，决议、报告就是要解决在新的条件下政治工作怎么做的问题。邓小平举例说，年轻干部到地方比较好安排。“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要作风好，艰苦奋斗，能上能下。要既能管好军队，又能做好地方工作”，再加上学习一些相应的本领，这也是新条件下的问题。在新的条件下，“要强调一兵多能，干部多学些本领，转业以后工作就好安排了，就能较快接上工作了”。军队干部如果思想好、作风好，转业后会做政治工作，会做管理工作，地方也会欢迎。此外，邓小平还对干部考核与奖惩、整顿作风纪律、政工干部以身作则、把军队办成大学校等问题作了指示。

　　 根据邓小平指示，会议期间，到会全体同志人人动脑、动口、动手，集思广益，讨论修改决议草案，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尔后，成立了一个由8个大单位负责同志组成的修改小组，集中研究分析大家的意见，从中心思想、内容、结构到文风，都作了较多的修改，再次印发大家讨论征求意见。叶剑英和邓小平在会议上讲话后，会议文件又作了进一步修改。最后由韦国清主持召开总政党委会讨论通过，形成给军委的送审稿。经军委通过后，由中央批转全党、全军贯彻执行。

　　 “要把军队政治工作的地位恢复起来”

　　 1978年4月11日上午，邓小平再次召集梁必业、徐立清、黄玉昆、颜金生等座谈修改决议稿和主题报告稿。这次谈话，邓小平主要是强调会议文件的文风。他说：两个文件基本上可以，再改一下。文件对政治工作的任务要集中概括，语言要简练，让人人都能记得住。随后，邓小平就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要提出来研究解决的问题高屋建瓴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第一个问题是整顿要从严，干部要考核。邓小平认为，从制度上说，总的是管理松懈。我们不是没有章程，现在是有章不循。全国要搞考核，军队干部也应该考核。过去打仗是考核，是最硬的考核，标准很明确，很容易考核。现在不打仗，更要严格进行考核。考核中有宽和严的问题，有奖和惩的问题，有升和降的问题。“决议和报告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干部要做好样子。”“有些人提升得不当。总政应该考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针和政策。”邓小平指出：“军队的问题要整顿好，还要费很大的劲。整顿要从严，没有严格的要求，严格的纪律，整顿不起来。”“军队要从严，要严格纪律，严一段再说。”

　　 第二个问题是要把平时怎么样提高战斗力讲透。勤学苦练，熟练掌握手中武器，一兵多能，政治工作要保证这些东西。“作风出战斗力，知识出战斗力，艰苦奋斗出战斗力。勤学苦练也是艰苦奋斗。”总之，要展开来讲。哪些方面出战斗力，平时怎样培养战斗力，要好好研究。

　　 第三个问题是要强调干部以身作则。过去打仗，要苦大家都苦，现在有的干部总是想舒服，作风不深入，不以身作则，作风实在成问题。所以，“要强调干部的模范作用，特别是高级干部”，而政治干部更应以身作则。他建议：文件中可以讲一讲人与物的关系。总之，“文件要加的内容，一个是考核要形成制度，核心是有升有降;一个是怎样出战斗力;一个是以身作则”。要着重注意年轻干部的成长。此外，军队办成大学校的问题，要展开讲。要给干部到地方工作创造条件，要组织干部到农村、到工厂去参观，接触农业，接触工业;政治工作要保证纪律、制度的执行。执行编制的问题不少，要检查，要列为政治工作的内容;应该辩证地看政治和业务对立统一这个问题。政治落实到业务上的提法没有错，但还要讲思想革命化。要从实际出发，在一段时间里，忽视了抓业务，就要强调业务;在一段时间里，忽视了政治，就要强调政治。“政治工作既要讲领导作用，也要讲保证作用，总之是又红又专。”最后，邓小平用“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要把政治工作的地位恢复起来”的要求，结束了对这次讨论的指示。

　　 4月23日，邓小平审阅了解放军总政治部报送的准备提交4月27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讨论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草案）》和韦国清的报告《在新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送审稿）》，并作出批示：“两件本应在军委常委讨论批准，现时间来不及，可在会议结束，根据讨论修改后，再报军委批准。”同时批送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和军委常委各同志。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于4月27日至6月6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着重讨论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军队战斗力，以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问题。5月29日下午，邓小平出席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

　　 全军政工会议开始时，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作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报告。对这个报告，邓小平倾注了很多心血：从题目、结构到内容安排，他都一一具体指示;报告草稿出来后，他曾亲自审阅、修改;报告作完后，他密切关注会议期间出现的情况和问题。

　　 会议期间，有同志对报告两个提法有不同意见，并提出请求：要报告邓副主席;总政治部党委要讨论;要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讨论。当时，全国正处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断兴起之时。得知这个情况以后，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不要简单地看作是一个提法问题，而是“两个凡是”思想在军队中的反映。他坚决地表示，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我一定要讲话，要着重讲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5月30日上午，邓小平参加了两场外事活动。随后，他就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起草工作召集胡乔木、邓力群和起草会议文件的梁必业、华楠等有关负责人谈话。他首先说：“我先讲，你们再写。”根据他的谈话，胡乔木、邓力群主要执笔起草讲话稿中“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部分，梁必业和华楠等起草“新的历史条件”等方面的内容。最终形成的就是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工会议上发表的那篇重要讲话。

　　 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有的同志对这次政治工作会议两个提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一是认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工作的提法，同华主席讲的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不一致;二是认为要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提法，同毛主席讲的人民军队的革命本质也不一致。他一针见血地严肃指出，这些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不讲要实事求是，就是不讲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很容易被一些同志忘记、抛弃，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就是忘记这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 　　 话锋一转，邓小平明确提出，我在这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第二个问题，要讲不破不立;第三个问题，讲以身作则。着重讲第一个问题。

　　 邓小平稍作停顿，开始阐述第一个问题。他高屋建瓴地说：“实事求是是对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是对马列主义理论、马列主义方法的概括。它同各种机会主义思想都是完全对立的，包括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左”的右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他告诉胡乔木、邓力群等，发言稿“要把这个意思写进去。这是毛主席经常讲的道理，也是他讲得最多的道理，列宁也讲得很多”。毛主席讲的话，“总是有时间、有地点、有条件的，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随后，他用通俗的语言概括说：“先作调查研究，然后才有发言权。开会也好，作决议也好，搞文件也好，都要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总结经验，制定方针政策，这就是实事求是。”

　　 新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呢？邓小平解释道：拿一个连队来讲，现在当兵的人和过去当兵的人不同，过去是贫下中农当兵，现在是学生当兵。“学生兵的思想同过去的贫下中农兵的思想就不一样，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方法也就不能一样。”“还要针对具体思想情况做细致的教育工作。”

　　 总而言之，要讲实事求是。“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第一个就是实事求是。归根到底，这是涉及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联系当时社会上正在进行的“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神态严肃：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他批评说：我们有很多年轻同志不懂得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道理。

　　 第二个问题讲不破不立。邓小平说了这个题目后指出：“四人帮”同林彪是一伙，现在林彪的那一套还在起作用。“两个都要批，只有彻底地批了，也就是破了，正确的东西才能立起来。”现在不愿意批林的人有几种情况：一种就是不联系实际，搞公式主义、形式主义;还有一种就是怕批林惹火烧身，批到自己头上。

　　 邓小平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是讲以身作则。他指出，这个问题在军队的各级中都非常突出。有些老同志现在就是追求享受，愈多愈好，愈高愈好。如果他们不带头，什么事情都很难办。“艰苦朴素，深入实际，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带头。”

　　 其实，1977年4月邓小平还没有出来工作时就谈到实事求是的问题，所以他最后告诉胡乔木、邓力群、梁必业和华楠等：“我放了一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加了一句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人说我这个提法是同华主席唱对台戏，结果华主席用了我这个话，这些人不吭气了。还有知识分子的问题，也有人说我的讲话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这些事都不是孤立的。

　　 胡乔木、邓力群等得到了邓小平上述明确指示以后，很快就起草出来讲话部分初稿并送审。5月31日，邓小平审阅了胡乔木、邓力群关于讲话中有关实事求是问题开头部分的写法的来信。遂短函批告华楠：“此件送你，是否可以讲四部分。（一）实事求是。（二）新的历史条件。（三）不破不立。（四）以身作则。请考虑。”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胜利的会议”

　　 6月2日，邓小平来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会场。会场充满着团结、紧张、严肃的气氛。从汇报中他得知：这次会议“中心突出，主题明确，精力集中，越开越好。会议的风气正，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对原则问题又不含糊，给下边作了好样子”。会议讨论和修改了加强政治工作的决议、政治工作条例、干部服役条例3个草案。这些文件经过军委审定之后，军队政治工作也就有了章程。面对军队高级将领，他确实感到：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继军委会议之后军队召开的又一次重要的历史性会议。因为这次会议“着重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总之，会议开得很圆满，很成功。

　　 邓小平说：我讲四个问题（5月30日准备讲3个问题，31日增加了新的历史条件）。第一个问题，讲讲实事求是。这是他在5月30日小范围讲话的基础上，对实事求是理论上更为全面、系统，论据更为充分，语言更为简练准确的论述。

　　 讲话开宗明义：“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

　　 他首先称赞“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随后他批评道：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随后，他以毛泽东为例，系统地阐明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历史。在充分表达观点和阐明论据后，他告诉大家结论只有一个：“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他号召：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接着，邓小平讲第二个问题：“讲讲新的历史条件。”这个新题目是他在5月31日才决定增加的。他把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主题的表述移到这部分中来。他认为从部队存在的问题和实际情况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这就是按照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教导，研究分析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而“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历史条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研究和解决的方法必须随之变化。 　　 邓小平认为，对军队来说，由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这是最大的不同。虽然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根本内容没有变，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提出和解决政治工作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正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完全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既要有总路线、总政策，又要有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指示精神”。相反，“如果我们不去分析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够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就不能够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提高部队战斗力”。

　　 第三个问题，讲讲破和立。邓小平提出，讲实事求是，讲新的发展时期，讲新的历史条件，就要讲破和立。

　　 揭批林彪、“四人帮”，必须联系实际，搞好各方面的整顿。整顿就要有破有立。邓小平提出，整顿主要是整顿领导班子，整顿作风。“当前调整好整顿好领导班子是个关键。”“整顿领导班子，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把作风整顿好。”“军队的作风要做个好样子，就要解决一个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要雷厉风行，艰苦奋斗，紧张快干。”

　　 邓小平提出：“整顿，还有一个恢复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的问题。”此前他就多次讲过，要在三年内，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恢复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水平。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破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立毛泽东同志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传统作风，并在新的条件下发展提高”。这次会议之前，他再次强调，要“通过这次会议，要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恢复起来”。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上级政治机关对下级党委、政治委员、政治机关的工作，应该进行指导，督促检查。这是我们的老传统。他要求：“整顿，一定要从严。不论整顿领导班子，整顿作风，整顿政治机关，没有一股子劲头不行。在整顿过程中，要严格考核干部，并且把它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

　　 第四个问题，邓小平讲的是干部的以身作则。他强调：“这个问题很重要。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连长指导员不以身作则，就带不出好兵来;领导干部不做出好样子，就带不出部队的好风气，就出不了战斗力。”特别是现在，“强调以身作则这个问题很必要”。比如，调动了工作，就要搬房子，高级干部不带头怎么行？“下了命令，要立即到职，高级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也要高级干部带头。”“能不能深入下去，工作能不能落实，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是不是以身作则，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表扬说：最近，不少单位领导干部开始下部队了，这是好现象。“治军要严，首先对领导班子要严，对高级干部要严。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做执行‘三要三不要’原则的榜样，做艰苦奋斗的榜样，做实事求是的榜样。总之，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榜样。”邓小平反复强调说：“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

　　 最后，邓小平高兴地评价这次即将闭幕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胜利的会议”。要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在座同志责无旁贷，但更重要的是各级党委、政治委员要加强领导，亲自动手，狠抓落实。他充满信心地希望：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全军的政治工作一定会有新的起色，毛泽东同志亲自培育的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一定会发扬光大”。两个月以后，邓小平还念念不忘：“怪得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政治工作问题，有人也反对，说这和华主席讲的‘新时期’不一样，唱对台戏。有的人就是不敢想问题，不能从‘四人帮’的框子里脱出来。”他举例说：最近东北反映说有个案子是我过去批的，“我说不管是我批的，还是谁批的，不对的都可以推翻”。他还强调：在清查中也不要把有人在“批邓”时说过的话作为考察干部的一条标准。

　　 1978年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虽已过去36年，但这次会议的精神，尤其是邓小平为这次会议召开所作的努力以及他在会上所作的重要讲话，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动全党全军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产生了重大作用，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军队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至今依然闪耀着思想和智慧的光芒。○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副巡视员，主要从事邓小平、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思想和生平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