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 大家下午好。今天我要说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 儒,篆文(人,读书人)(需,
“懦”的省略,表示柔弱),造字本义:精通诗书礼乐、温文仁厚的读书人
“儒”字(其初文为“需”)在形、声、义三个互为关联的层面上,都有各自的原型和演变系列。“需(儒)”的产生源于原始的雷神崇拜。“需(儒)”字的原型上为雨,下为人形,其形义反映的是祭祀雷神的求雨仪式。“需(儒)”的本义为雷神燎祭集团中的女性祭祀者。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之一的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儒”的本义是什么?孔子的学说何以称之为“儒学”?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以期准确地把握孔子思想在历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儒”字(其初文为“需”)在形、声、义三个互为关联的层面上,都有各自的原型和演变系列,下面将分别讨论。
“需(儒)”的形。西周金文有“需”字,其形体上为雨,下为天(“天”和“大”一样,都是人的正面形)。“需”的字形义为人在雨下,当属会意字。不过,该字形表现的真实文化背景是什么仍不太清楚,这一问题将在后面“需(儒)”的义中详加讨论。甲骨文中未见上为雨下为人形的“需”字。根据徐中舒先生的看法,认为“需”的甲骨文形体即大形(人的正面形)周围有三点或四点状。这里首先存在着辨识的问题。由于徐中舒先生认定的“需”的甲骨文,同金文相对照后,两者区别较大,这样,甲骨文中所认定的字形是否真是“需”字?对此,笔者以为尚可存疑。我们认为“需”的字形原型即金文所示的那样上为雨下为人状。即便是像徐中舒先生认定的那样“需”有甲骨文字体,亦为一种简体,且人形周围的三点或四点的原义为雨点义。《说文》所列的篆文“需”,其形体上为雨下为而,篆文下面的“而”为金文下面的“天(人形)”的讹变。由于“需”的本义域的构成有两个义项,一为名词的“儒”义,一为动词等待、需求义,后又发生语音分化,这样便造出“儒”字来(最迟在篆文中已有),分担初文“需”中原有的名词义。“儒”为增形孳乳字,所增加的形符“人”,实际上强化了“需”形下面的人义。
“需(儒)”的声。需,上古音心母侯部。儒,上古音日母侯部。“儒”为“需”的增形孳乳字,并分担了“需”的本义域中的一个义项,然而“需、儒”两者上古音的声母不同,并非同音。其实,“需”这个词的读音在金文中仍保留着两读,既读作心母,又读作日母这一声母的原型泥母。“需”读作泥母,可从
“需”的通假用法中得知,如伯公父簠:“用成(盛)米隹稻需(糯)粱。”又《战国策·秦策》:“其健者来使,则王勿听其事;其需(懦)弱者来使,则王必听之。”上引两例中“需”的本字“糯”和“懦”二字皆为泥母字。“需”为何读成两类不同发音部位的声母?对于这一现象,笔者不同意先有sn-之类的复辅音,后分化为二,一为s-(心母),一为n-(泥母)的假设,而是认为该现象是原始汉语就出现的语音历时演变的结果,即“需”有两读,先有n-(泥母),后有s-(心母),演化过程中呈现出声类发音部位的前化。“需(儒)”所在的语音演变类型的演变过程为:原始音泥母经由日母而逐渐演变出心母。“需(儒)”的声母具体演变轨迹可重构为:n(泥母,浊鼻音)>nj(腭化)> (日母,舌面化)>h (清鼻音,为浊鼻音的变体形式)> (清鼻音中鼻音失落,还保留和失落鼻音 同部位的擦音成分,同时又受到清声h的发音方法的同化作用,所以成为清擦舌面音) >S(心母,声类前化)。“需(儒)”的语音由于历时演变产生了两读,又由于“需(儒)”的本义域有二,为了区别起见,泥母字(后为日母字)则写作“儒”,且为名词,心母字则采用原来的写法作“需”,且为动词。 “需(儒)”的义。依照语言意义的发生次序可包括:语言所指的时空中的事件,即自然-文化意义;音义结合的命名理据,即其音为何可以表达其义,也可反过来问其义为何要有其音;有了文字以后的字形义;典籍中实际语义的梳理。“需(儒)”的产生源于原始的雷神崇拜。有关雷神崇拜对中国文化各方面的深刻影响以及诸多甲骨文反映了这一原始文化的问题,笔者已有专著论述。简言之,祭祀雷神的原始方式是燎祭,其直接目的在于求雨。“需(儒)”的形义反映的正是祭祀雷神的求雨仪式。“需(儒)”的原型上为雨,下为人形,形义为人(即祭祀者“儒”)求天上降雨。该词所反映的文化背景是原始社会中的雷神崇拜。再来看一下“需(儒)”一词的命名理据。“需(儒)”的语音原型为na,后来其中的元音出现了a>o>u这样的元音高化的演变过程。所谓“需(儒)”的命名理据的重构,就是要追问有关雷神崇拜的祭祀活动中的一个片段为什么用“na”音来表示?要回答这一问题,仅从“需(儒)”一词的语言内部诸要素的关系中仍找不到答案。有关“需(儒)”一词发生学意义上的问题,必须置于汉语言谱系之中才能解决。原始“na”音位义中有一个语义类型是“女”。女,上古音泥母鱼部。《说文》:“女,妇人也。”其甲骨文字形为两手于胸前屈膝跪坐的人形。“需(儒)”的语音原型为“na”音,表明“需(儒)”的语义类型源于“女”,即“需(儒)”为“女”的语义派生的结果。“需(儒)”的本义为雷神燎祭集团中的女性祭祀者。本义指女性祭祀者的“需(儒)”的音位义源于“女”,和本义指女巫的“巫”的音位义源于“母”,两者呈现出语义的同步引申现象。下面是“需(儒)”在典籍中的用法。《易·需》:“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九三,需于泥,致寇至。”“九四,需于血,出自穴。”“九五,需于酒食,贞吉。”其中的“需”,仍是“求雨”的本义。求雨的祭祀地,在“郊”,在“沙(河边)”或以酒食奉献,故吉;倘若在“泥”,在“血”,由于祭祀地显得不庄重,故不吉。《易·需·象》:“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疏:“言云上于天,是天之欲雨,待时而落。”《说文》:“需, 也。遇雨不进,上 也。”《说文》以“遇雨不进”解释“需”的形义是不确的,而等待义的“ ”为“需”的假借字“须”的后起字。“需”有“等待”义,实为“求雨”本义的相关用法,即“求雨”的过程为“等待”的过程。“需”有“迟疑”义,则是和“等待”有关的引申义,如《左传·哀公六
年》:“图之,莫如尽灭之。需,事之下也。”杜注:“需,疑也。”其实,“需”的“需求、需要”以及“等待”诸义,在书面记录时还用假借字“须”来表示。须,上古音同“需”。《说文》:“须,面毛也。”“须”的本义为胡须。“须”表示“等待”义,《诗·邶风·匏有苦叶》:“人涉卬否,卬须我友。”又表示“需要”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敛以时服,不须器物。”其中的“等待”义,后来又写作“ ”。作为名词义的“儒”,其本义就是“需”字形下方的人的祭祀身份的确认。《辞源》在解释“儒”的典籍最早义时,认为是“古代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人,也称术士,后泛指学者。”《周礼·天官·冢宰》:“儒以道得民。”注:“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疏:“儒掌养国子以道德,故云以道得民,民亦谓学子也。”《论语·雍也》:“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其中的“儒”为“读书人”义。
孔子在世时,其学说不显,亦无“儒家”、“儒学”之称。后人称孔子为儒家鼻祖,称其学说为儒学,当指孔子所从事的职业而言,而不像先秦其他学说命名的那样,或以姓命名,如墨子的“墨家”,或以学说中的核心词命名,如老子的“道家”。《论语》中孔子谈得最多的是“礼”和“仁”的问题。从孔子后期生涯整理古代典籍和从事教育工作来看,孔子研究并传播了中国文化精神,而这一精神的最高形式是礼,同时传授以“礼”为首要内容的六艺。孔子又大力阐扬“仁”(尽管“仁”这一词早已产生),通过“仁”的人际关系来实现“礼”的社会秩序。孔子的职业精神是强调“礼”,而这一意义上的“儒学”和产生于原始社会的雷神崇拜祭祀活动的“儒”的本义则是一脉相承的。“儒”的原型是具体的人对自然的崇拜活动的产物,由此派生出一整套祭礼来,并影响到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孔子时代虽然鬼神观念已经淡化,但源于原始社会祭神活动的文化精神仍以“礼”的理想准则而延续,并通过“儒”的实践来传递。以归复传统的“礼”并且深入认识人性中的“仁”而言,孔子是中国文化的第一位当之无愧的承前启后者。
《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中国人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促成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儒”.在中国古代社会,最晚到殷代有了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称为术士。他们精通当地的丧葬礼仪习惯,时间一长,便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但是,由于这种职业地位低微,收入也少,既没有固定的财产和收入,做事时还要仰人鼻息。所以形成比较柔弱的性格,这就是儒的本意,即柔,还有他们职业的原初性质,即术士。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子所创,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缔造的儒学,自春秋起就开始书写她源远流长的历史。从先秦时期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到汉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正统地位,再到宋代的程朱理学(程颢、程颐和朱熹),以及清末康有为等近现代新儒学,至今已有2500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的发展的历史的演进,儒家学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了不断地丰富与发展,其社会功能也在与时俱进,并逐步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文化内涵。面对全球化文化浪潮的冲击与融汇,对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的探讨与思索也越发激烈和深入。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
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凡是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正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存在和广泛的影响,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合情合理性文化。“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爱的行为地位,把它作为一种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被发现其所不足。”这或许便是儒学所要达到的高度,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传承的文化宗旨,正如张纯如所阐释的“文化影响力”(Power of cultural forces)“这种力量既可以剥削去使人成为人的那一单薄的社会约束—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会变成魔鬼,也可以增加这一约束。”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以和谐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响和传承的,而现代社会综合国力的构成中,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的软实力,为社会发展、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中华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动力是中国
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国全体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崇高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共同构建和谐之社会。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谐社会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
2.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吸收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国传统文化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儒家学说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和传播者。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功用。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官学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亚普罗式的精神,是个按生态循环及继续下去的社会,继承的是老祖宗的传统,还要代代传下去”。传统就是权威,满足于守,追求静,害怕变。
《书经·大禹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意思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帅土之滨,莫非王臣”。“最便于专制”的儒术,或者当作一种专制官僚统治手段来看的儒家学说,可供统治者利用的内容有:(1)天道观念;(2)大一统思想;(3)纲常伦理。《书经》“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篅”,《荀子·王制篇》“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这一来,天道观念,大一统主张,纲常伦理就成为“三位一体”了。所谓“两千年无思想,非无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两千年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归根结底,不是中国人对于孔子学说特别有好感,而是中国的社会统治,特别需要孔子学说。
自儒学被汉武帝君臣定为正统正宗以后,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土地得相当自由买卖,农民得相当自由转动,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样的贵族身份的社会,却藉着知识的统制和长期独占,而无形中帮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贵族化了。
“以儒治世”,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发挥。“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变文化”,师儒和政权的关系,在中国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极其充分的体现,而“以儒治世”是历代统治者及传统士大夫所选择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行能被社会所接受,主要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社会上的一般观点,他们不过
是把已经客观的社会事实所造成的观点,用比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达出来。”从孔孟到西汉董仲舒“君权神授”到魏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到唐韩愈的天命论到宋朱熹的理学到王阳明的心学到明清各种儒学思想见解,都体现了把儒学进行合理改造,从而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达到“治世”,维护统治的目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其核心是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为其政权及其经济服务的,儒家文化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反映了中国历代的“国情”,正如金克木所言,“文化就是‘国情’,文化就是‘国民性’,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从一定的视角分析,儒家文化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主要为国家培养官僚的文化”,历代统治者都公开标榜以儒家理念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指导思想,儒家观念成为官僚文化的核心,其在“尚贤使能”“民为邦本”“仁政理想”“隆礼重法”“节用裕民”“修身为本”等方面,都对中国官僚体制及王政统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儒治世”的体现。
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经历五千年的发展而没有中断的原因就在于其核心价值具有先进文化特性,在于其人性化、人情化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于它所具有的永恒的普世价值,相信在世人共同的努力下,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在未来闪耀出更加灿烂的希望之光、和谐之光、精神之光。
一、道德价值
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此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公德体系中居核心地位。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均出自论语),这就表明,“仁爱”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更是一种推己为人的利他风尚和助人为善的精神,要求人们做到“互利互惠”。一方面要敢于和善于追求个人正当利益,另一方面又要惠及他人,利他益众。
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敬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也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谈何为人,谈何做人,谈何道德品质?因此,儒家的孝道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当今社会更应该代代传承,发扬光大。
孟子的性善论提出四种心,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信义”作为它的重要体现,是儒家文化的又一种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出自《孟子·告子上》)。这里生命与道义是合理存在的,但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对道义的追求要高于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时,要舍生取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孔子呢,就把仁爱拆解成了五个方面“恭、宽、信、敏、惠”。1。恭,恭敬,用今天的话讲,你对别人越是发自内心做到毕恭毕敬,你自己的生命越保有尊严,不至于招来无端的羞辱。2.宽,宽容,宽则得众。3. 第三个字,孔子说的是“信”,“信则人任焉”。“人”,他人的人;“任”,任用、任命的任;“焉”,就代指守信用的这个人。什么叫做“信则人任焉”?用今天的话来讲,谁守信用,别人就不断地任用他、任命他给他职业晋升的台阶,提升他前进的道路。4.“敏锐”的“敏”。孔子说,“敏则有功”。什么意思呢?谁敏锐,谁就能够建功立业,谁敏锐谁有功劳,这就叫“敏则有功”。5. “惠”,“恩惠”的“惠”。他说,“惠则足以使人”。可以说这句话,领导听了更有用。什么叫“惠则足以使人”,就是有恩惠之心的人,他才足以调动和使用别人的积极性。
二、教育价值
孔子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兴办私学,推动平民教育的发展,其“有教无类”的思想可以说是最早的平等教育主张。“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思想已影响无数教育活动的参与者。在孔子的一生中,从15岁“志于学”开始,到70岁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而止,其人生境界不断提升,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其终生“学而不厌”的结果。孔子通过其经历以及理论为后世的教育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其后,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儒学文化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不仅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与终身性,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如他所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不仅要认识,更应该去实践。这种思想对于解决今天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矛盾、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政治价值
儒家的思想文化,不仅是道德的哲学,教育的哲学,生活的哲学,也是政治的哲学。重要的体现就是“仁政”主张和民本思想,主张“轻刑薄税”“听政于国人”“与民同乐”等。众所周知,“和”是儒家的重要思想文化的精髓,“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儒家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建设和谐社会很有相似之处。对于当今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时代,儒家“大同思想”及“和”的主张可以起到抵制作用,这也正是儒家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政治思想,闪烁着民主、民生的光芒,在历史的变迁中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影响着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活动,尽管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它“德治”主张和“礼治”的秩序思想,都对当今政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人类历史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稳固屹立了数千年,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等诸多大国崛起又毁灭,更有数百个帝国无声无息地诞生和消亡。毋庸置疑,儒家的思想文化对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功不可没。
儒家文化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已经不是几句话、几段文字能够说清表明的,其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以前,我对儒学也没有很多了解,但
是为了准备着一次上网准备材料,才发现儒学文化真的不是一时半会可以了解完,也不是每个人的理解都一样,我今天在这里说的,也只是些皮毛的东西。我只能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绚烂,儒学文化的精彩,只有自己去看了,理解了,才能感受得到。希望同学们有空的时候也可以上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