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主义者"钟伟

“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刁民、奸商和不合作者”

在学校刚刚举行的语文测试, 瓜瓜得到了一个60分 。

试卷上有道题:西湖是一颗美丽的明珠, 下面问:这是不是比喻? 瓜瓜毫不犹豫地就打了一个叉。“他说, 明珠是硬邦邦的东西, 用来比喻西湖很傻。再说, 泰山也是明珠, 西湖也是明珠, 如果什么都可套的, 这个比喻很失败。”

儿子的独立思考精神让钟伟很高兴。“在愚蠢的中小学教育里, 我要保持他的自信, 相信自己是聪明的, 有价值的。”在他的鼓励下,10岁的瓜瓜对学校已很有一套斗争方法:“他总是谦虚地接受老师的批评, 从不顶撞, 然后依然我行我素。”

这正是怀疑主义者钟伟的学术与人生立场:警惕权威, 与大众保持距离, 相信自己的思考力量。

在金融危机的恐慌下,2009年4月, 钟伟在《南方周末》撰文, 坚定判断中国经济毫无疑问正走向v 型复苏。这并非是他第一次力排众议地做出经济预测, 从2004年的“非典感染不了中国经济”到2005年的房地产宏观调控, 三番几次招来如洪水般的批判。

每每横眉冷对千夫指, 当猜中上帝所掷的骰子, 他又不以为然:“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 只是一个大学老师, 运用逻辑和数据说话而已。”

经济学家对这个社会没贡献

胆汁质, 易激动。这是朋友、学者何帆对钟伟性格的评价。

他现在依然写诗, 不过, 大多献给儿子瓜瓜。

教书和写作, 是钟伟生活的重心。一天十七八个小时坐在电脑前阅读、思考、敲击文字。常年的劳作正在损害他的健康, 双眼提早老花, 一眼近乎失明――常常要摘下眼镜, 把一颗光光的脑袋贴近了屏幕, 才聚焦清晰。

正如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所宣称: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是一个彻底的市场信仰者。多年来, 钟伟一直强调逻辑和理性, 多次撰文强调“经济学家不是道德家”, 说真话才是第一要务。他从来不掩饰对那些以立场为标志的符号人物的鄙薄。

早年漂泊京城, 四处搬家, 他常常与发廊小姐、民工和盲流作邻居。亲眼目睹这些被遗忘群体的生存状态, 让信奉市场的钟伟感到无力――“该是好好反思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了。现在, 我越来越怀疑经济是否真能解决社会问题。”

他的文字在情绪的左右下摇摆不定。何帆感叹说, 每去一次西部, 钟伟就变得左一些。 这个曾经的“市场经济救市论”信仰者飘荡在空中, 找不到精神的归宿。“右派说我左, 左派说我右, 温和派说我不温和。其实, 我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怀疑主义分子。”

“现在, 很多学者看上去以很开明很民主的方式来理解中国, 但他们文字的背后, 我觉得缺少了很多东西。我厌恶满嘴仁义道德的人, 但是, 如果一个学者行文当中缺少了对生命和自由的尊重, 还声称自己是右派, 我觉得离纳粹都不远了。”

身为当下“显学”中的一员, 钟伟如今坐在一个有小花园的房子写作。与民工、发廊小姐作邻居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他自比白居易:“我觉得, 一个人无论是不是正在过贫困的生活, 还是生来就很优越, 如果他有信仰, 有同情心, 我觉得这个人都不算太坏。”

他怀疑每一个高标理想背后的人心动机, 对人心持悲观看法。毕竟, 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大厦都建立在“经济人”的前提下。但是, 革新的力量正存在于每一个体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和捍卫。

谈到上海即将出台的“房产保有税”, 钟伟抑制不住个人的情绪上:“这是政府掠夺民间

财富的行为, 无论掠夺的是穷人, 还是富人。”

“为什么老百姓有点钱就会去买房子, 是出于对自身财富的忧虑――改革开放30年, 各个口径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速都明显偏快。目前, 中国广义货币量跟美国的水平差不多, 而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3倍。”他指出, 这背后是为了回避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

“社会贫富差距加大, 难道靠剥夺富人就能补偿穷人么? 我担心, 这会让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分离变大:穷人没有从中收益, 而富人最终会以脚投票, 大量地移民海外。”

作为一介平民和新兴中产阶层的一员, 钟伟态度鲜明地表示自己要身体力行, 用行动来投反对票。“这个社会需要不服从的力量, 需要更多的刁民、奸商和不合作者。”

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 钟伟则认为, 经济学家对这个社会没什么贡献。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30年, 第一个靠底层民众的自发自救的行为, 包括承包到户都是自救行为; 第二得靠政府, 如果民众改革取得成功, 政府就采用; 最后, 就是靠一帮野心勃勃的企业家。

经济学家远远没有他们在媒体上占据的平台那么重要, 不仅在中国如此, 在西方也如此。现在, 经济学家有更多的话语权, 有更多抛头露面的机会, 并不证明他们很重要。他们是可有可无的。

经济学人的“飘一代”

2000年, 互联网刚刚在国内兴起。

这吸引了钟伟, 也吸引了另3位年轻的博士巴曙松、高辉青和赵晓。这批60年代出生的经济学子多为理工科半路出家, 对新技术有着本能的兴趣和爱好。因为学业工作散落各处,4个人商量着通过电子邮件和论坛保持交流、探讨学术话题。

“最开始只是自己小圈子里的半开放式论坛。都没想着出名, 纯粹是为了降低成本, 我们要贴资料, 就贴在那里, 有什么想法或者感兴趣的话题, 就写一段。”

他们给这个网上经济学专栏取名为“博士咖啡”――博士代表学问, 咖啡代表人生。事实上, 虚拟世界之外, 大家每月两次在中粮广场的一家咖啡馆相聚。

30出头, 正是争强好胜、表达欲最旺盛的年纪,4位博士先通过互联网讨论议题, 经过激烈的争吵和辩论, 拿出能说服4个人的提纲来, 然后分头写作, 由其中一位进行统筹, 然后4个人就初稿再相互辩论, 最后确定文章, 并附上“博士咖啡”的标签。

机缘巧合, 遂使竖子成名。很快, 这个关注当下问题、兼具思辩和趣味的经济学论坛吸引来大量网上读者, 点击率不菲。小团体随之扩大, 又添易宪容、党国英、余晖和何帆4位学者入伙。

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 “博士咖啡”在学术圈子里名声四起。2002年, 他们被一家杂志评为新锐榜“飘一代”的代言人。

曾有媒体给予这样的溢美之词, “他们思维敏捷, 用纯正经济学的牛刀来杀市场经济万象的鸡; 他们跳出书斋, 目追世界, 呼啸网络, 指点江山, 精研政府决策, 融汇民间智慧, 不卖弄, 不凿空, 作为经济学界的新锐, 他们自我定位为‘飘一代’:嘴对着百姓的耳朵, 脚站在百姓的中间。”

这个时尚而略带着文艺气息的标签得到了“博士咖啡”里每一个人的认同。钟伟认为, “飘”准确地描述了他们的精神与现实生存的三维状态, “就像空气中的尘埃一样, 不知道从哪儿来, 到哪儿去。”

“第一个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都是因为偶然漂流到北京来的, 大家遇上了。第二个我们都缺乏文化的根基, 不知道根在传统还是在西方, 就像一棵树突然之间从泥巴里面连根拔起, 被栽到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那种没有根、找不到终级的感觉相当不好。第三个是真是居无定所。”

这也是他们当时在北京谋生的真实状态。从1997年到2000年间, 钟伟差不多每半年都得搬一次家, 和别人分租过毛坯房, 租期到了房东不愿意续租, 再搬家; 住过学校分的单间筒子楼, 等筒子楼挪为别用, 不得已又搬到郊区一个很小的房子。

“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赵晓家境很贫困, 可能巴曙松家稍微好一点。我们的意志力还是比较强, 什么苦都吃过, 就差没吃过人肉了。”

后来,8个“飘一代”人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 在学术观点上也各自分野了:成为福音派基督徒的赵晓走上救赎大众之路; 巴曙松从事银行证券基金业研究; 钟伟主要研究银行业, 也涉及房地产方面的宏观经济; 何帆的研究面更宽, 对国际政治、社会问题、宏观经济都有兴趣„„ 如今, 一年聚不上两三次, 每次人也来不全。“我们当中, 有的人已经变得太有名了。” 虽然夹杂着争吵与分歧, 钟伟对这段岁月有种青春回忆般的美好感觉。“在那个30-36岁之间, 精力最充分的时候, 大家一块共事, 写了很多东西, 进步的速度也很快。就和小虎队一样, 在青春期大家一块志同道合唱唱歌。现在人过中年, 再捏在一块, 再做同样的事, 已经不现实。”

钟伟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今天取得的成就, 有什么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钟伟:勤奋之后的偶尔所得。你肯定必须非常勤奋, 但是得不得到, 这是很偶然的。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 你怎么看? 你理解他们吗?

钟伟:没有做人的尊严。人像他们活一辈子, 是一种折磨。不过, 活着本身就是好的, 就是幸福的。虽然活着本身有很多灾难, 甚至就像余华《活着》里的人会随时莫名其妙地死去。 理解。我和我母亲有交流。我母亲80岁了, 我觉得她很幸运, 活得长, 还能知道人还可以这么活着, 还可以免于恐惧。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钟伟:经过这么多磨难之后, 我们仍然有谋生的技能和对明天的信心, 这是最重要的,(这是) 一个老男人写给他年轻时候爱过的一个女人的信上的一句话。

人物周刊:在经济形势尚不十分乐观的大背景下, 你对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钟伟:我对大学教育的前景感到非常担心。大学教育特别像养鸡场, 现在并不是在培养一个人的精神气质, 培养对知识的追求。大学变成了职业技校, 主要培养面点师、机械师, 现在的大学教育能够出工程师, 但绝对出不了在学术上有思考的人。

我也是大学现行教育体制运转当中的一个螺丝, 也很惭愧, 改变不了什么。更荒诞的是中小学的课本,80%的内容可以直接删除掉。中国的教育已经病入膏肓。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钟伟:我们是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现在逐渐学会了放弃, 包括我基本也放弃了, 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再过10年应该是这些60年代的人当权。如果这些人再放弃准则和理想的话, 什么才能够拯救他们自己? 改变这个社会、改革这个社会的根本问题? 我是一个书生, 改变不了什么, 但政治家、企业家他们也学会了放弃, 埋葬了理想, 走向了不知的将来。我觉得这个很糟。

魏晋南北朝时候, 有很多人走向了“隐”。现在中国整个社会, “隐”的态度越来越厉害。说选择独善其身还是好的――如果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亲人、朋友, 已经很好了。看到很多的不好, 但已没有冲动和愿望去主动改变。

人物周刊:你认为怎么样的人称得上有领袖气质的? 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钟伟:我很推崇茅于轼, 精神力量太强大了, 行为能力太强了。所有人和茅先生相处后都会自惭形秽, 这是一种领袖气质, 在精神上、为人上, 你根本达不到他的境界。你做不到像他放弃

得这么彻底, 坚持得这么简单。他有一种学界的领袖气质。

海子。我觉得他是文学史上的丰碑。从1949年到现在, 文学方面一片苍白, 如果还留下一点痕迹, 还有人会记起某个人的名字, 应该毫无例外的是海子。在一个绝望的时代, 能够点亮他人的内心, 而且是用没有任何斧凿痕迹的天然文字, 他太纯粹了。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 你更看重哪一个?

钟伟:当谈到责任的时候, 意味着你失去了个人自由的选择。个人自由是自己给自己的期望, 责任是他人给我的期望。对我们中国人来讲, 都谈不上个人自由的权利, 因为我们没有选择权:选举权, 包括所有的一切, 都没有选择。既然没什么能改变这种生活的权利, 你怎么能不照顾周围的人。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或者一部电影?

钟伟:《道德经》, 我认为是最彻底的文学, 最绝望的宗教。所有的宗教都告诉你会有轮回, 会有来世, 会有天堂, 做了坏事会下地狱, 《道德经》不存在这些, 没有彼岸。它又是非常积极的哲学:道是天道, 道要顺之; 德是仁德, 要用文化来克服自己的贪婪恐惧自私。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 有没有什么不安? 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钟伟:没感觉到不幸福。

有。欠了人家的情, 我就很不安。欠钱可以, 欠情不行, 人情债还不上。我觉得十来年在北京, 老天爷照顾的很多, 所得远远超出了我的努力, 这不是我应该得到的。

我的担忧是我死之前, 还有对不起谁, 没有机会弥补了, 我会很难受。我希望死的时候, 不欠这个世界什么, 这个世界也不欠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