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中进城乡下人群像简论[论文]

明清小说中进城的乡下人群像简论

摘 要：明清小说中的进城乡下人群像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在说话艺术及乡下人给城里人的“不机敏”印象影响下的“趣”味性以及在乡下人进城过程中对城市与乡村两种对立文化的反思。进城的乡下人作为不同的文化载体，表达作者对城与乡的两种文化的反思与批判。

关键词：明清小说 进城 乡下人 趣 城乡文化

乡下人进城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是经常出现的故事情节，如丁帆先生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就把乡下人进城作为现代乡土小说三种题材的一种：“以流寓者（主要是从乡村流向城市的‘打工者’，也包括乡村之间和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流寓者）的流寓生活为题材，书写工业文明冲击下的传统文明逐渐淡出历史走向边缘的过程。”[1]在明清小说，甚至在整个中国古代小说视域内，乡村和城市往往是独立描写的，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交流极其简单，在这种背景下，难民进城、佃户进城缴租以及乡村货郎进城货卖商品是最常见的乡下人进城方式。

受到说话艺术影响的明清小说，不可避免的会融入说话艺术的惯用技艺和用语习惯等。在人物塑造上，笔者认为明清小说借鉴说话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运用“插科打诨”为小说增“趣”。小说作为城市细民的娱乐性消费品，小说作者不得不考虑到读书者的审美趣味。在城市细民眼中，初入城市的乡村人物多是“蠢呆”形象，也正为此，城市人多打趣进城的乡村人。反映在小说中，就产生了

《红楼梦》中的刘姥姥、《儒林外史》中的诸葛佑之类的人物。《红楼梦》第六回，刘姥姥初到荣国府，问看门人如何进去，“那些人听了，都不瞅睬，半日方说道：‘你远远的在那墙角下等着，一会子他们家有人就出来的。’内中有一老年人说道：‘不要误他的事，何苦耍他。’”[2]，这就是从描写生活的角度来刻画刘姥姥这个被“捉弄“的乡下人形象的；而《儒林外史》第二十八回诸葛佑吃饭时的对话：“诸葛天申是乡里人，认不的香肠。说道：‘这是什么东西？好像猪鸟。’萧金铉道：‘你只吃罢了，不要问他。’诸葛天申吃着，说道：‘这就是腊肉！’萧金铉道：‘你又来了！腊肉有皮长在一转的？这是猪肚内的小肠！’„„”[3]显然，这种插科似的“趣文”是从读者角度来刻画的，吴敬梓板着脸孔让人物对话，带来的却是冷脸上的忍俊不禁。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与猪八戒这对形象。孙悟空俨然是一位饱经世故的小市民形象，而猪八戒就是一个土生土长没见过大世面的高老庄的“乡巴佬”。小说作者安排这两个人物形象给小说带来的就是捧哏与逗哏似的趣味，孙悟空屡次捉弄猪八戒，而猪八戒也耍小聪明想要捉弄孙悟空而被孙悟空看出破绽反被捉弄一番，让读者不禁为之捧腹。 如果说以上的乡村人只是有一种遭到捉弄的幽默感罢了，然而另一种进城的乡村人就带有一种讽刺感了。《聊斋志异·卷一·种梨》篇讲述一个在城市卖梨的乡下人吝啬，道士就大施幻术，分了他车上的梨，砍断了他的车靶。文末蒲松龄评论说：“乡人愦愦，憨状可掬，其见笑于世人，有以哉。”[4]就是出于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

调侃。调侃吝啬鬼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惯用情节，而在调侃进入城市的乡村人吝啬时候，往往抓住其“不机敏”这一特征来生发故事。这个故事和上文中讲到的《西游记》中猪八戒的一些行为，又何其相似！

上面两种进城的乡村人形象到底显得有些单薄，具有厚重感的乡村人物形象在《儒林外史》一书。小说不仅塑造了诸葛佑这个进城的乡下人，而且还特意塑造了匡超人和牛浦这两个进城乡村青年。匡超人在乡村中可以算的上一个模范的孝子和勤奋好学的青年，偶然的机会进城发展，遇到了投机倒把的潘三和一伙沽名钓誉的假名士，如入鲍鱼之肆，气质逐渐变坏。作者塑造这个人物，笔者认为倒不在于从匡超人身上批判什么科举制度，而是意在于批判这种与纯净的乡村对立的污杂的城市，作者在小说中“用朴素的生活对抗被世俗污染的人性”[5]的尝试的失败。而牛浦这个乡村青年，本质就有些不太好，而一入城市，结交牛玉圃和一批假名士更加变本加厉，殊途而同归。这似乎是作者探讨城市与乡村对人性的塑造的一次尝试。

在晚清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中则“极为鲜明地把乡下人到上海‘闯世界’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来描写。”赵朴斋和赵二宝是作者作为象征意义的人物来塑造。在某种意义上，赵朴斋这个冒冒失失撞进十里洋场的乡下青年，实际上象征着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都市文明的介入。例如小说中赵朴斋之所以来上海不愿回去的原因就是“我说俚定归是舍勿得上海，拉仔个东洋车，东望望，西望望，

开心得来！”[6]这种对于都市的向往与迷恋，是作者对都市与乡村所代表的文化的一种深入的思考。乡村代表的是一种宁静的、纯洁的文化，而城市恰巧相反，尤其是这十里洋场的上海更是一个大熔炉，是个让人迷失的魔窟，所以洪善卿屡次劝诫赵朴斋回到乡村去。有学者认为《海上花列传》是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这依笔者看来是不错的。正如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一书论及：“旧的权威叙事者被抛弃，说明的任务现在留给了幼稚或无知的主体，他要通过自身经历，受到人们教训之后才能成熟。”“一个天真的主人公不得不从这世界以各种方式获得教训，在这个获得教训的进程中，很多讽刺的信息就可以很自然地传达给读者。”[7]这种艺术技巧和文化反思是和现当代文学的关于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差异的探讨是相通的。我们从赵朴斋身上都可以看到老舍《骆驼祥子》中的祥子、路遥《人生》中的高家林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