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依旧肤浅

我们在CSR方面的认识依旧肤浅    ——访美国企业社会责任运动领航人大卫·施沃伦博士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如今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已经不是

陌生的概念了。作为美国“企业社会责任运动”领航人物之一，美国学者大卫·施沃伦（David A.Schwcrin）以其著作《财富准则——自觉资本主义世代的企业模式》为中国国内读者所了解。近日，他来到中国做了多场有关CSR的讲演。和人们的普遍印象不同的是，这位美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尽管经济不能算太好，但多数企业还是增加了对CSR的投入。

经济形势不好，依旧有积极因素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

文汇报：您在全球范围内一直致力于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那么，您是如何定义企业社会责任的？

答：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做生意的方式，将利益相关者的关切都考虑在内，这里说的利益相关者是指员工、顾客、供应商、公司所在的社区、环境，所有这些要素都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企业要繁荣，就必须考虑这些方方面面，看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是有利于投资者的。

文汇报：企业承担了社会责任，就会更加繁荣，那么，是不是只有当一个企业兴旺之后，它才有能力来考虑社会责任问题？企业社会责任究竟是一种必需品还是奢侈品？

答：我想说的是，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本身来说也是有利的，可以降低成本、提高营业收入。企业会得到更多有生产力和创造力的员工更加努力地工作，原因在于你考虑到了他们的需求。这一逻辑也同样适用于更忠诚的顾客，他们会更倾向于选择你的产品，因为你更多考虑到他们的利益，提供了更多的产品附加值。同时，你也以高度的道德责任心建立起一个更加合作的社区，并把环境因素考虑在内，得到的回报就是更低的自然和能源成本。

不承担CSR，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只专注短期利益；从这一角度看，做不负责任的事情固然会暂时节省一点钱，但长期来看，它会伤害声誉，让企业付出更高成本，包括员工不再尊重企业、忠诚度下降、员工流失。中国现在正在生产大量的低成本产品，工作技术含量较低，人工流失的代价并不大。但当你进入非常复杂的高技术含量的工作流程后，企业最重要的财富就是员工，拥有创造力强、能够自我激励并且效率高的员工，才会在竞争中胜出。所以，高科技企业的最大挑战来自能否找到真正优秀的人才。这就要求企业正确对待员工，给他们合理的薪水，将他们的多方面需求考虑在内。这是中国目前经历着的一个主要变化，企业社会责任也会随之迅速发展。

文汇报：那么，目前的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会否阻碍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进程呢？

答：人们可能会这么想。但是我们看到，今年三四月，IBM公司对来自美国、欧洲、亚洲的约250家公司做调查，询问公司CEO们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进展，超过2/3的受访者说自己的企业加大了这方面的努力。大家意识到CSR不仅有助于建立企业声誉，同时能降低成本、增加消费者忠诚度，因此，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同样有积极的因素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尽管这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既需要个人的道德发展，也需要制度来监督个体行为

文汇报：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主体是企业，那么，个人、社会和政府在其中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答：所有这些都很重要。政府要制定规则来鼓励负责任的行为，并且惩罚不负责的行为。个人也很重要；法律和制度在我们的社会已经存在很多年，但并没有阻止人们做不道德的事情，很多人仍旧在找打擦边球的机会甚至无视这些规则。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社会，其中所有人，包括消费者和员工都知道，做有道德的事情是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要意识到这些，教育就显得非常重要。要让大家知道，做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事情是要付出代价的。另外，声誉也很重要。许多公司投入很多钱来树立良好的形象，但当他们做了一些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事情后，之前的投入就白费，需要重新投入来赢得消费者信任，而且这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名誉重要而且昂贵。这也是企业关注社会责任的重要原因。

文汇报：您在谈到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时，使用过道德、幸福这类主观语词。是不是说，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寄托于非常主观和个人化的东西？还是我们更需要制度层面上的努力？

答：我想，可能两者都需要。制度是从更广的视角上把很多人和组织集中了起来。但是必须看到，所有决策不论好坏，几乎都是个人做出的，哪怕在一个好的组织里，个人仍旧可能做出错误决策，所以，监督尤其必要。我们既需要个人的道德发展，也需要用制度来监督个体的行为。

不能一味地要求低价；消费者也必须承担一些道德上的成本

文汇报：您说过，人类很早就认识到不道德行为同社会之间的关系，但是减少不道德行为的成功案例却很有限，这是为什么呢？

答：从心理学角度讲，个人对发展的理解有不同的阶段。在最初的第一层次，人们只关注自己需要什么，不在意他人，不在意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有些人尽管身体长了，但心理仍滞留于此，他们希望能更快得到钱而去做不道德的事。当人们到达道德发展的高层次后，就会意识到自身同更多人之间的联系，意识到相互之间的依存，就会更多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金融危机的发生提醒人们，我们是如何高度依存和联系着。所以，更多的人会发展到理解的更高层次，但是仍旧会有人滞留在只考虑当下和自我的层次上，如果这样的人在做决策，那么就会产生问题。我们必须帮助这些人考虑得更深远一些。

文汇报：但是，不道德的事情有时候并不那么明显，我们又如何来发现这些事情呢？

答：还是要靠教育。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没有一件事可以被永久隐藏。媒体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你们的工作就是要让公众知道一切不好的事情，如果没有网络、报纸、电视这些媒体，那么，教育公众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媒体在披露信息的同时其实也在教育公众，让他们认知到结果和原因之间的联系，即使这样的联系有时候并不那么明显。

文汇报：一些不道德的行为会不会被转嫁到其他国家去，例如，有些国家把有污染的生产放到别国进行？

答：一些西方国家来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购买东西，要求支付得越低越好，他们让这些国家的企业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不得不一再降低成本，为此甚至不惜污染环境。所以，我认为消费者要多支付一点以便使公司能做正确的事情，消费者不能一味地要求低价，因为那样一来，公司的诉求也会单一化为降低成本。

文汇报：那么，美国在教育消费者方面有些什么比较好的做法？

答：个人有责任来支持企业做有道德和负责任的事情，抵制不好的行为，以此来逐步改变企业。美国有个responsible shopper（负责任购买者）的机构，它在自己的网站上列有几百家公司，对这些公司同员工和消费者打交道的情况进行评级，个人在消费时可以上网查找相关信息。我们对这个世界都负有责任，消费者应该承担一些道德上的成本，为一些产品付出更高的价格。我们应该共同鼓励企业做正确的事情。

文汇报：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正在深入人心，在您看来，这一运动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答：难点在于，人们的认识依旧比较肤浅，没有更广阔的视野，看不到自己行为造成的后果。所以，需要教育，也需要时间。你不能指望人们瞬间就改变自己的行为；你必须一步步演示给他们看，为什么正确的事情对他们也是有利的。我第一次介绍CSR这个概念时，大概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没有人感兴趣，人们只想着创造利润。但是很多年过去以后，公司更有利润了，同时，更多的公司也开始投入到CSR中来了。（田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