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意君传]与[金瓶梅]的人文意义

　　从明中叶起，商品经济兴盛，启蒙思潮渐起，人的主体意识走向新的觉醒（与魏晋、盛唐比较）。进入晚明以后，由于包括王（守仁）学、李贽思想在内的激进自然主义的鼓吹，使得这种新觉醒达到高峰。人们特别是广大士人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万物之灵的人，是现象世界的主体，是现实社会的主人，拥有张扬自我、张扬生命的权利，从而引发出一种要求自由表达情感，充分满足情感需求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无疑是对千百年来禁锢人们情感自由的传统礼教的强烈反击。 　　而这种要求“各遂其情”的社会风气，这种对“以理灭情”的传统礼教强烈的反击，带出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在纵欲主义推动下的情欲横流：达官贵族、纨绔子弟、风流才子甚至包括腰包里稍鼓一些的市井细民终日里纵情声色，醉宿花丛；已婚男女出现婚外情和通奸，未婚男女一见钟情即直奔“主题”……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这种令道学先生痛心疾首的现象也必然会反映到作品中去（例如“三言”、“二拍”），而且是以欣赏和赞许的眼光，甚至还着意于其间的性行为细节。这之中，尤以《如意君传》、《金瓶梅》、《肉蒲团》与《痴婆子传》为最。它们在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起，就与《西厢记》一样同属查禁的淫书。这里略说《如意君传》与《金瓶梅》。 　　一、《如意君传》传递的人文信息 　　《如意君传》刊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故事梗况是：武则天当政之际，千金公主进冯小瑶（宝）入宫，髡发为僧，改名怀义，与武后淫乱；张昌宗、张易之亦参与其间。有薛敖曹者，美姿容，性具特壮大；宦官牛晋卿访得他，进与武后，更淫乱无止。后敖曹谏则天召回中宗。当武后76岁时，已觉不豫，以敖曹托武承嗣，置酒为别。未几，敖曹逸去，不知所向。天宝中，有人见于成都，羽衣黄冠，童颜鹤发，年如二十许。书名应该缘自以武则天立国后的年号“如意”。 　　《如意君传》的作者不详，但从行文立场来看，他应该是一个男权至上主义者。在他笔下，薛敖曹巨大的阳具让武则天领略到从未有过的性快感。这不禁令我们想起《肉蒲团》里寻求性具自恋快感的未央生。从《如意君传》所描述的历史大背景、所涉及的人和事来看，它可以说是一部历史小说；但从武则天完全拜倒在薛敖曹大阳具下的描述里，我们却读出了创作者的另一番良苦用心。因为阳具崇拜其实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话题。在关于它的种种说法中，以男人征服女人的论调最有市场，也最令男人们自豪。在《如意君传》里，薛敖曹于第一次性交时，尚“避不敢前”，震慑于武则天的威仪；但此后便迅速占据上风，在对武则天的性战中取得了主动出击、掌控全局的绝对优势…… 　　这样的叙述传递出这样一种人文信息：武则天虽有帝王之尊，但到底还是女人；而女人对于男人来说，却始终是附属的第二性，居于被征服者的地位——即连性生活方面也是如此。传统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在那里，男尊女卑是全面的，全方位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容许乾坤颠倒，牝鸡司晨。对此，武则天则率领她的女权主义大军予以了全面的挑战、全方位的回击。这一点，唐代的男子，包括薛怀义、张昌宗、张易之这些与武则天多年保持性关系的男子是无可奈何的。《如意君传》的作者或许感觉到这一点。作为一名男权至上主义者，他在其小说里有意使武则天每日每刻都臣服于薛敖曹的硕大性具之下，试图以此恢复历史上曾被这位女皇帝破损过的男人们的自信心。这情形，如同武则天的亲生儿子唐中宗李显应对武则天身后事那样拙劣，那样欲盖弥彰。 　　作为一部涉及淫秽内容的小说，《如意君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为在小说中直接具体地描写性爱，使用白描的手法，对性行为与当事人的姿态动作、言语对话以及心理感受等进行细致的叙述，在中国小说史上乃首见。因此，可以说《如意君传》开了中国情色小说或性爱小说的先河。《金瓶梅》中就有不少地方直接抄自该书。后世小说名男子阳具为“麈柄”，也源自《如意君传》。 　　至于小说将武则天这位高高在上的一代女皇帝描写得有血有肉，有情有义，让她回到社会，回到普通人中来，则当是作者在明中叶渐兴的启蒙思潮影响下所具有的人文意识的自然流露。《如意君传》的纵欲，当然是进入明中叶以后社会现象的一种反映，是对激进的自然主义输入社会层面后的极端现象的形象描述。所以，它当然也会折射出人本主义和“自然人性”论的灵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书中写到武则天看到鸟儿在花园中成双结对，感叹地说：“幽禽尚知相偶之乐，何以人而不如鸟乎！”无独有偶，以后汤显祖的《牡丹亭》写少女杜丽娘思春，竟然也说出类似的话来：“……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看来，汤显祖是读过《如意君传》的。 　　二、《金瓶梅》 　　是一部可诧异的伟大的写实小说 　　《金瓶梅》刊于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作者亦不详，题为“兰陵笑笑生”作。全书借《水浒》中西门庆、潘金莲故事铺衍，描写西门庆家庭内部的一系列事件、西门庆与社会各色人等的交际，直到西门庆纵欲而亡，家庭衰败，众妾作猢狲散。书名由小说中三个主要女性——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名字合成。 　　《如意君传》是浅近文言体，而《金瓶梅》则纯为白话文。因而后者对性行为的描述，更令普通读者心惊肉跳。所以，自清以降，一般人视之为“淫书”，不足为怪。倒是清人刘廷玑的眼光独到。他在《在园杂志》卷二里写道： 　　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其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狡，诸恶皆作，果报昭然。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 　　在这里，刘廷玑读出了《金瓶梅》作者的苦心：“以淫止淫”；即是说，是对晚明世相中的性放纵现象的抗议和反对。今人则从《金瓶梅》所反映的触目惊心的官商勾结、钱权交易、金钱对人性的扭曲入手分析，认为它是一部“世情书”（鲁迅）或“我国古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小说”（章培恒、骆玉明）。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里更指出： 　　《金瓶梅》的出现，可谓中国小说的发展的极峰。在文学的成就上说来，《金瓶梅》实较《水浒传》、《西游记》、《封神传》为尤伟大。《西游》、《封神》，只是中世纪的遗物，结构事实，全是中世纪的，不过思想及描写较为新颖些而已。《水浒传》也不是严格的近代的作品。其中的英雄们也多半不是近代式（也简直可以说是超人式的）。只有《金瓶梅》却彻头彻尾是一部近代期的产品。不论其思想，其事实，以及描写方法，全都是近代的。在始终未尽超脱过古旧的中世传奇式的许多小说中，《金瓶梅》实是一部可诧异的伟大的写实小说。她不是一部传奇，实是一部名不愧实的最合于现代意义的小说。她不写神与魔的争斗，不写英雄的历险，也不写武士的出身，像《西游》、《水游》、《封神》诸作。她写的乃是在宋、元话本里曾经略略的昙花一现过的真实的民间社会的日常的故事。宋、元话本像《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等尚带有不少传奇的成分在内。《金瓶梅》则将这些“传奇”成分完全驱出于书本之外。她是一部纯粹写实主义的小说。《红楼梦》的什么金呀，玉呀，和尚，道士呀，尚未能脱尽一切旧套，惟《金瓶梅》则是赤裸裸的绝对的人情描写；……[1] 　　郑振铎先生以近代人文主义的眼光、人文启蒙思想的眼光来读《金瓶梅》，确乎超过大多数学者的境界。不过，他也有叹息：“可借作者也颇囿于当时风气，以着力形容淫秽的事实、变态的心理为能事，未免有些‘佛头着粪’之感。”[2] 　　三、提倡“发情止礼”的爱情艺术 　　郑振铎先生的惋惜提醒我们，即便是倡导人性解放和情感自由这样的伟大主题，在表现手法上也当有理、有利、有节。这一点，明代的启蒙思想家如李贽等未能注意到——对旧的思想秩序破坏得多，但在新的社会理性的建设方面却颇为吃力。因此，李贽等到底只属于激进的自然主义斗士，而不能成为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那样的民主思想家。在如何看待情欲问题上，王夫之就提出了“性为情节”、“情以显性”的观点，提倡情感的要求与道德的自律统一起来。这里，兹以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为潘光旦先生译注的英人霭理士《性心理学》所写《书后》一文中的一段，做本文结尾： 　　潘先生认为人的性生活应当做到“发情止礼”。就是说，发生于生物基础的“人欲”是出于自然的，必须按自然的演化规律得到发展。人为地加以禁遏不但难于贯彻，而且必然带来对身心的不良后果。最终也必然走到与强种优生相反的路上去。个人性的要求必须在不影响社会健全运行的渠道里去得到满足。这个渠道就是潘先生所说的“礼”。这里所说的“礼”并不是传统社会里用来遏制个人性生活的“礼教”，而是能使个人得到美满的性生活的社会渠道。这也就是霭理士所提倡的“爱情的艺术”。“爱情的艺术”并不把男女的性生活只看成是一种生物现象。人类的两性生活不仅是完成生物上的生殖作用，而且通过两性之间的感情，可以丰富和美化人类生活的内容，使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升华为一种艺术的享受，同时也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动力。[3] 　　注释： 　　[1][2]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下册，第936页，第937页，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3]费孝通：《性心理学·书后》，三联书店1987年版。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