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我是一根幸运的木棍

舒婷，原名龚舒婷。世居福建厦门鼓浪屿。1969年开始写诗，1979年公开发表。1998年后主要写作散文随笔，其中20多篇随笔曾在“德国之声”专栏播送。作品被翻译成近二十国文字，境外出版有6个语种9种诗歌个人译本。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福建省文联副主席、厦门市文联主席。

地缘对于作家的影响与生俱来

南方都市报：“真水无香”是书名，也是书中写您母亲的篇什，有什么特殊含义吗？我感受的是一种返璞归真。

舒婷：《真水无香》一书出版后，部分媒体称它为“舒婷首推的第一本散文集”，这是不准确的。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是《心烟》，1988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收进了1970年至1987年的散文随笔。可见我写散文也算老本行了。迄今为止，我的散文集有10来本了，版本与字数远远超过我的诗歌总量。可走来走去，人们还当我是诗人。今年全国政协会，我在北京逛商场，忽然听到两个售货员小姑娘交头接耳：11届是什么会？舒婷？不就是“致橡树”吗？哎呀，这才发现我忘记取下会议卡了。所以我常开玩笑说：“由于诗，我被当成一种专门分泌糖浆的植物。在那棵老橡树的阴影下，好多年来我都觉得呼吸困难。”我的那些散文集出版之后，通常都能加印一点，至少出版社不赔本，当然都不可能是畅销书。我一般不接受出版社和编家们的善意提议，从旧作中洗牌，分解出若干篇目，以母爱、友情、乡情等主题重新编辑，进入各类丛书，所以我的个人集子在中国辽阔的书市就不多见了。由于多年短诗的即兴创作所养成的无计划无主题先行的习惯，使我在写散文时同样触感即发，无味辄止。等存货渐渐初具规模，碰上投缘的编辑，就出仓了。惟有《真水无香》一书是预先把舞台布置好的。想要为自己生存的地域写一本书，是多年夙愿，深知会是一条漫漫长途，望之生畏，自觉笔力不逮，准备不足，迟迟不敢为自己架辕套辔。2002年率先登台的是动物系列，在一个专辑下分几则短文，这种形式较能发挥我一向擅长的短打风格，突出生活化的诙谐，不至于让读者和自己太累。再后来就是同类型不同专辑的长文分段登场。比较困难的是鼓浪屿历史人物，当我把素材准备好了，才敢踏进水深火热之中。感谢作家出版社编辑应红，她耐心等待了五年，从不催促，一直关注着，在我情绪不稳定的时候鼓励我，说些夸奖的假话来提气。去年母亲节之前，我接到一家杂志的紧急约稿。当时正为这本书的最后阶段紧锣密鼓，焦头烂耳，苦于腾不出手，与应红唠叨，她说：你妈妈不也是鼓浪屿女人吗？咦，对啊！我可以把它纳入本书的布局中。于是，母亲的这篇文章完成最为迅速，几天后便从邮箱发走。那家杂志的朋友立即短信回复：“很抱歉这篇约稿让你经受那么大的痛苦！”他是怎么知道的呀？说实话，很多时候是流着眼泪，不及擦一擦（太煽情了吧？）不绝手地敲着键盘的。西方人说“妈妈的国家”是祖国：“妈妈的语言”即是母语；鼓浪屿对我而言，也可以是“妈妈的岛屿”。用“真水无香”做篇名，因为妈妈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鼓浪屿女人，却是真女人。我曾经在《水仙》一诗中写过：“人心干旱，就用眼泪浇灌自己。没有泪水这个世界就荒凉、就干涸了。女人的爱，覆盖着五分之四地球哩。”取“真水无香”为书名，是因为鼓浪屿这样的小岛，游客只用两个小时游览是不够的，闻不到它的特殊香气。只有住下来，它那不可言说的美才能徐徐展开，心神浸浴其中，像被水洗过那样获得澄澈宁静。

南方都市报：这个小岛似乎是你的生活基地。在近年的文学作品中，一些是跟随都市化的步伐，进行的欲望叙事和符号化写作，另一些作家则是回归到自己熟悉的故乡、家园。你怎么看待作家的生活基地在写作中的意义？

舒婷：我个人深信，地缘对于作家的影响与生俱来，不容否认。好像胎记，不管别人能不能看得见，也不用经常伸手去确定，它终生都在自己屁股上。作家在他的生存环境中，摒弃什么？亲和什么？融会了哪些因素？又蒸发了哪些成分？除了我们常说的地域文化的制约外，还包括了自然环境、家族遗传。甚至气候的细微变化，对于风格与性情都有着潜在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到过鼓浪屿的朋友总是感慨着下结论：“这样的地方就应该出诗人。”人们形容土壤肥沃时，常说“插一根木棍就能生根开花”，我不就是那一根幸运的木棍吗？我的家族，我的认知，我的生存方式，我的写作源泉，我的最微小的奉献和不可企及的遗憾，都和这个小小岛屿息息相关。我知道自己并无才气，读书不多，先天与后天注定了是平庸之辈，写作对我，大概只是顺应自然的一种简单生活方式罢。

我最忧心忡忡的就是砍伐、偷猎与食物安全

南方都市报：在写动物的部分，你描写了身边的流浪猫、狗、金鱼等，但感情克制。现在的不少人，尤其是女士，对宠物充满了宠溺之情，甚至把宠物当作生活伴侣，你怎么看这种现象？你怎么看待人和动物的关系？

舒婷：我自认非常热爱生物，也就是动物和植物，曾经梦想到西双版纳密林里去考察哩。1989年去了呼伦贝尔大草原，几乎人人野花满怀。他们都很好奇，因为只有我坐在密草里不折一枝花，很不像女人吧？当然，这些鲜花今天不采，明天就谢了，可是它们辛苦一年不就是为了这一天的灿烂吗？前年在海南的华南虎养殖场，我曾经心血来潮，被人怂恿抱了一头小华南虎拍照。小虎崽在我的手臂里簌簌发抖，森林小王子内心的恐惧与屈辱感同身受。我后悔死了，发誓今后再不要这样强行对待动物。我一向认为鸟有鸟道，鹿有鹿径，人类与动物应该平行生活在地球的各个不同区域。当然，由于人类自身的施虐，使得许多动物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人类只有本着挽救种群延续和改善其生存环境，才有权介入到动物的生物链去。我在书中已经强调了，由于现代生活的荒漠化，致使宠物的地位上升，成为现代许多家庭的当然成员，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也让我羡慕。我也梦想养一头大狗，齐腰高，不谄媚不乱吠，忠诚而不失个性。梦想归梦想，想到必须对一条狗负责终身，自觉气力不够也就罢了。如果工作压力很大的女朋友看我的书，我总是推荐她们读一读写动物的这些章节。我想，怀着友善、欣赏、大度与戏剧化的眼光，谅解这些小小入侵者，认可造物者赋予它们的生存权利，就能把烦恼变成乐趣，化宿敌为小友，与自然界同步和谐，心情不就快乐些轻松些？

南方都市报：环保问题是当下的基本问题之一，在本书中也有关注，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尤其它对家园的侵蚀和毒害已经如此直接？

舒婷：1985年我在德国汉堡港的船形餐厅吃饭，踩过颤悠悠的缆桥时，有汉学家指着如墨的海水开玩笑：“小心啊，掉下去可就不用救了！”1999年我再到汉堡港，海水已经碧蓝，鸥群翩飞，有人在岸边钓鱼。翻译告诉我，那鱼还是不能吃，钓上来亲一下又放回去，纯粹过把瘾罢。我从柏林回国之前，汉学家马汉茂问我，你最担忧的是什么？也许他想要关心的仍是那些创作自由的老话题，可是我最忧心忡忡的就是砍伐、偷猎与食物安全。我以为我一定不能适应国内势不可挡的防腐剂、农药、激素等等慢性毒药。说实话，一回到国内的大环境，慢慢就麻木了。当时马汉茂还安慰我说，战后的德国也是同样的糟糕，需要有时间和过程来忏悔与补过。我深知我国的环境损害程度已经何等深重，有些缺失与黑洞，是花多少钱经多少年都无法恢复填补的。庆幸的是，目前环保问题已经进入公共热点。即使有些时候有些地方，它流于公文、止于概念，或者变成时髦的话题。但是，环保即是保卫生命、保卫子孙万代，已经成为政府和市民最为一致的共识。慢慢做起来吧，一点一滴，从拧紧水龙头到关闭小煤窑，从无纺布袋到退耕还林，诸如此类。遗憾的是，近年来，鼓浪屿的人文气息正在消耗与流失，让老鼓浪屿人十分心痛。环保不仅仅针对水源、土地、野生动物的保护，还要及早对维护历史文化遗产做出长远的规划，真正的负责到底。

宗教和爱情一样，是非策略的，无法强求的

南方都市报：就个人的趣味而言，我最喜欢书中描写人物的篇什，感觉写这些人对于作者而言，既是缅怀，也是自勉，是这样吗？

舒婷：这是我能预知的。男性读者几乎有同样的批评。有人更直接：“如果能去掉那些花花草草，就更好了！”耐心点吧，我的朋友。就像鼓浪屿家家户户阳台上鲜花怒放，庭院里鸟羽如织，枕边涛声不绝于耳那样。正是特殊地域里的风花雨月，培育了鼓浪屿人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调，养成淡泊自甘、冷暖自知的文化知性。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本来不把历史人物当作重心的。后来他们一个个出场，自己就站到舞台中央去了。张圣才、颜宝玲、曾志学，如果展开来写，无疑每个人都足够一部长篇小说。尤其张圣才的传奇故事，拍一部电视剧绰绰有余，却也不在我的计划里。已经有厦门作家赖妙宽写作并出版了林巧稚的长篇小说《天堂没有路标》；以黄奕柱（黄萱的父亲）为原型的长篇小说《鼓浪风云》，则出自另一位女作家泓滢的笔下。今后，会有更多的笔触，伸到鼓浪屿的历史烟云深处去。她们比我更有才气，准备得更充足，必定更加丰富精彩。缅怀？当然，当然！自勉？这般天时地利人和的造化产物，岂是靠自勉能够修得的？抱憾终身吧。

南方都市报：在写《真水无香》中的那些传奇人物，如黄萱、张圣才、颜宝玲时，你的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显然在于他们精神成长的根源，鼓浪屿为什么能够出现这样的人物，你找到答案了吗？

舒婷：很小的时候，乘渡轮过海，就听家人说：一船的人，哪些个是鼓浪屿人，一眼可以辨认出来。那时候，以为只是鼓浪屿人的家教好，类似“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吧？后来慢慢看出来不只这些举止的教养，衣着的品位，还有眉目之间的气质，再后来感受到更多的是行为和神态后面支撑的人文理想与传统精神。本书正是想从鼓浪屿的生存环境，包括亚热带气候、海洋、台风、花木、鸟虫、音乐、建筑与宗教等等方面，来追根溯源。通过描述几位我比较熟知的老人，集中体现鼓浪屿的整体风貌与精髓。鼓浪屿为什么能够出现这样的人物？如果读者能够从本书中找到部分答案，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之所以说部分答案，是因为至今，我自己仍然有不少迷惑不解的地方，这才是鼓浪屿最神秘最永久的魅力。书成之后，我每每觉得惭愧和遗憾。再给我五年时间也许会做得更好？也许到那时，更加不敢出手，终于胎死腹中也是有可能的呀。

南方都市报：张圣才的人格与颜宝玲的风姿形成，似乎都与信仰密不可分。信仰曾经是时代生活的第一关键词，现在却似乎退居二线。这些年来，对于信仰，你有怎样的认识过程？你信仰什么？信仰对于生活具有怎样的意义？信仰对于写作有怎样的意义？

舒婷：张圣才、颜宝玲、殷承宗、许斐平等岛上文化名人，都出生在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宗教的影响可以说是与生俱来。颜宝玲的折殒，便是不能忍受宗教信仰的崩溃；殷承宗的名满天下，教堂音乐对他的启蒙教育功不可没。小小鼓浪屿，有好几所教堂，每年平安夜，都有许多人过海来祈祷，唱诗班甜美的歌声把整座小岛浮托起来，好像更加接近星空。我还被外婆抱在怀里时，就开始随她去做礼拜、领圣餐，许多支颂诗因此耳熟能详。如果遗失了什么要紧的东西，比如户口本、布票，小孩子嘛，就会很功利地使劲祈祷：上帝啊，如果下午之前能让我找回，我就真心皈依你！这样的讨价还价，上帝通常不予理睬。还因为必须把手放在圣经上，遂总是不敢对外婆撒谎。等等。“文革”期间，因为上帝没有庇护到我所爱的人，让她们一一受尽痛苦，我对宗教再不抱任何幻想。我和丈夫都有同样的遗憾，就是我们都没有宗教信仰，碰到过不去的坎只好自己扛着。也许下意识里还是比较的宿命，会认为是上帝的旨意吧？在写作上，可能会缺失一种连贯而稳定的精神走向。我的作品总是这样浮浅，潜摸不到深层本质，检讨起来，也许便是缺了那一口气？但是，宗教和爱情一样，是非策略的，无法强求的，更是不能玩弄的。目前，写作是我尘世的信仰。

“快”字成了每一个人脑袋的紧箍咒

南方都市报：近年来复兴传统文化的呼声如雨后春笋，你怎么看这个现象？你怎么看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关系？

舒婷：大力复兴传统文化，表明我们现在精神、伦理道德出现危机，出现某些匮缺和沦丧。在现代理性关照下，完全可以从中找到积极、合理的可利用部分。例如重新解读古代经典，不断“为我所用”，还是能够做到恒久常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要看到两者冲突的一面，更要从中挖掘可修补、可平衡的资源。因为并不是一味的“现代性”下去，就是绝对的正确与进步。在人文领域，进化论靠不住。某些看起来太老的价值观，其实并非完全过时。例如“礼义仁智信”，重新启用，赋予新意，让它在现代生活中获得活性。

南方都市报：据说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许多人生活的速度超过了生命的速度。读这本书，感觉在一个“快”的时代，你却在“慢”下来，能谈谈自己的体验吗？

舒婷：追求高效率的时代，“快”字成了每一个人脑袋的紧箍咒。“快洗”（照片）、“快运”、“快递”、“快餐”……为了更快些，把文字也省略了。各种新事物新名词被编码排列，迅速进入社会生活，比如卫星定位仪，省略为“GPS”，让我老是背诵不过来。我还经常把MBA和IBM混在一起，让儿子嗤笑。不料，现在又有人告诉我，比MBA更牛的专业是MPA，叫公共管理。哎，社会的快速发展真是让人心慌，潮流湍急，你如果身在其中又没有明确的定位，必然会摇摇晃晃，乃至被冲垮毁灭。你如果逃避到岸边，又生怕被忽略被陌生化乃至被彻底遗弃，甚至与最亲密的儿子都无法沟通等等。快，标志着先锋、前卫、时尚和突破。而慢，意味着回眸，挽留，守候，也意味着某种抵抗。受小岛几十年慢节奏影响，我仍然维持着一种不慌不乱的脚步。平和、低调、戒急弃躁。自然，我的敲键盘工作，也与一挥而就无缘，宁可再慢一点，也要想清楚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我只想继续保持对诗歌的敬畏

南方都市报：无论在学校教育还是文学评论中，一直有事关国家民族的大题材，与家长里短的小题材之别，你曾在诗作里向国家民族发言，又在散文里对家长里短津津乐道，你怎么看这两种状态？

舒婷：在我写诗的那个年代，我最早被批为“小资”情调，后来，被“平反”升级为代国家民族发言。诗歌评价中反差之大，并不能对我产生影响。我不大关心外界的评价。孩子已经生出来了，赞美或厌恶，做母亲的无能为力，就算长大了去做整容，那胚子那基因仍然无法变更的。也许，在诗歌中我的确张扬了理想主义；而在散文里，我更关注生活化？两种文体在价值上应该有所侧重。我不愿也不能在我的新裁布衣下，露出旧装的锦袖。如果它们暗香相逸，那是我的气脉所致，是刻意追求不来的。从前写诗纯粹发自内心，不知道它是“大我”还是“小我”；而今写散文依然来自本能，并不认为仅仅是家长里短或者生活气息。关键是，你与你的同代人、你的父老乡亲，你的老读者和新读者能不能获得共鸣，并传达出你最个人最独到的感悟。

南方都市报：你阅读当下的诗歌作品吗，有什么感受？

舒婷：我很少阅读当下诗歌作品，主要是，我右眼高度近视1800度，左眼黄斑裂孔接近失明，阅读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在缺少诗歌阅读和暂停诗歌写作的情况下，我只想继续保持对诗歌的敬畏，保持对诗歌敬畏最简单的方式是：洁身自好。

南方都市报：作为一位写过让人传诵的爱情诗篇的诗人，能否谈谈你现在对爱情的感悟和思索？

舒婷：爱情观念肯定会随年龄的增加和时代的变更发生变化。但爱情中那些基本品质，如真挚、深沉、无功利、内质、牺牲等等，是永远值得推举的。爱情是“情感文库”中最美妙的一种，属于难得的高峰体验。爱情经过岁月的淘洗，可能慢慢转化为责任、义务，最后几乎成了骨肉之情。现在年轻人主张爱情与性爱可以完全分离，我是老派人，虽不以为然，却不会强求下一代。

南方都市报：你期待成为怎样一个母亲？孩子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意味着什么？

舒婷：我曾经对儿子说：“无论你遇到什么，失恋、伤病、过失、吸毒、战争，我都将义无反顾保持精力和信心，为你的康复与你一起努力斗争。任何时候你感到孤单，渴求温暖，你都会看到身后有我，你从不远离永不失望的母亲。和孩子成为最好的朋友，这仅仅是我的期待。我和众多母亲一样，常感觉到失败，很是沮丧。但是我立刻又会振作起来，因为我对自己作为母亲的职责，对孩子的爱，永远不会放弃。孩子对于父母是果实，果实成熟了又回到土地，长出另一棵具有同等权利的独立大树。与之并肩，你应该骄傲，不要因他离开腋下而失落。

南方都市报：这两年，关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话题一直很兴盛，有人评价80年代是理想主义，90年代是现实主义，你怎么评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它在你的生命和创作中具有怎样的意义？

舒婷：去年底以来，就“八十年代回顾”这个话题，不断有杂志和报纸的编辑来约稿。这个题目对我个人而言，引起思绪万端是真的，不能落笔也是真的。因为那些个发生离我们太近，近到我们都花了眼，很难客观地真实地评价它们，甚至叙述起来都感到不能冷静。1981年，我在长诗《会唱歌的鸢尾花》中写道：“理想使痛苦光辉”，用“理想使痛苦光辉”这句诗来概括彼时状态，我想是十分恰当的。责任，担待，为正义吁请、人性、爱、自由，统统都是因理想而萌动。这一诗句，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我诗歌创作的引领。

南方都市报：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三十年来，你变与不变的是什么？

舒婷：人慢慢老了，笔渐渐钝了，外面的世界越加精彩了。精彩得和你没有关系。于是，继续安安静静孵自己的蛋。

授奖辞

舒婷以诗立世，以散文延续写作的光辉。她那貌似随意的篇章，轻盈，质朴，潇洒自然，不苛不饰，直白其心，既是女性思绪和圆润性情的完美结合，也是散文这一自由主义文体的生动表达。她出版于二○○七年度的散文集《真水无香》，集中描述了一个岛屿上的历史和现实，那些并不遥远的人和事，通过作者内心的回访，洋溢出一种令人叹息的真情和感伤；而那些贴身的细节，带着人性温度的怀想，被巧妙地嵌合在作者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它使我们看到，一个地方和一种生命气质的养成有着隐秘的联系，一种有感染力的写作，也往往是朝向故乡的一次精神扎根。舒婷对生命记忆的检索，对细小事物的敏感，对历史人事的温情和敬意，坚定地向我们重述了那些不可断绝的精神纽带对人类生活的微妙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