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研究

作者：孙景峰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3年03期

　　中图分类号：K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2)03-0025-04

　　新加坡自1965年8月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之后，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实现了现代化， 成为东南亚最先进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发展，政治稳定，是世 界上少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家。这个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国家 从“一个弹丸小国发展成为繁荣兴盛的现代社会”的历程吸引了全世界惊奇的目光，各 国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都在努力探寻“新加坡之谜”的谜底。研究“新加坡奇迹”， 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后进国家如何赶超发达国家更具有借鉴意义和启发作 用。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多次提到要学习新加坡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 设的经验。在谈到利用外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 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1]在谈到精神文明建设 时，他又说：“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 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 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加强了对新加坡的研究，在研究机构的建立、学术 刊物的创办、研究队伍的成长、研究成果的产出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但是，在新加 坡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偏重于对新加坡经济的研究，而忽视了对其政治 体制、政党体制的研究，这样，不仅构成了新加坡研究的缺憾，也使新加坡经济的研究 缺乏了进一步深化的条件。我们认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政党派别 ，它在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新加坡经济的研究离不开对人民行 动党的研究。

　　一、最近20年来我国的新加坡研究回眸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对新加坡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但从整体上来说还停留在浅尝辄 止的水平上，并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如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光耀》 中“译者的话”还称李光耀“的言论部分地反映了第三世界某些民族主义国家当权派的 观点，有些说法具有较大的迷惑性”，“因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李光耀的介绍 是以歌颂赞扬为基调的，希望读者加以注意”。[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习外国先 进管理经验的要求启动了新时期中国的新加坡研究。我们可以把20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新 加坡研究的成果予以概括。

　　第一，建立了一批研究机构，创办了几家刊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科 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云南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广西大 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云南民族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广西民族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等相继成 立；专门从事东南亚区域研究(包括历史和现状)的专业研究工作者和业余研究工作者自 愿组成的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于1997年在厦门大学成立。目前，中国尚没有新加坡研究的 专门刊物，较为集中刊发新加坡研究成果的刊物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和 中国太平洋研究会主办的《当代亚太》(月刊)、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主办的《 东南亚纵横》(月刊)等，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历史》、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当代世界》、山西大学主办的《山西大学学报》不定期地 刊载新加坡研究成果。

　　第二，出版了一大批书籍。这些书籍从各个不同的侧面研究新加坡，大多集中出版在9 0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路曲著《新加坡现代化之路——进程、模式与文化选择》( 新华出版社1996年出版)、郑维川著《新加坡治国之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 版)、陈尤文等主编《新加坡公共行政》(时事出版社1995年出版)、王瑞贺编著《新加 坡国会》(华夏出版社2002年出版)、王勤著《新加坡经济发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 995年出版)、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等编《新加坡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角色》和《亚 洲金融危机中的新加坡》(党建读物出版社1997、1999年出版)、韦红著《新加坡精神》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冯鹏志等编著《新加坡国民素质考察报告》(广西人民 出版社1999年出版)、马志刚著《新兴工业与儒家文化——新加坡道路及发展模式》(时 事出版社1996年出版)、曹云华著《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等。同时，为借鉴国外新加坡研究成果，还翻译出版了一批外国人的著作，如[苏]安季 波夫著《新加坡经济地理概论》(施纯谋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美]杜 维明著《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高专诚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出 版)、[英]尼克·汉纳著《新加坡与马来西亚》(郭继贤译，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新 ]伍思著《新加坡公司法新论》(卢炯星译，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等。此外，李 光耀的传记已有十多种在中国出版，李光耀的重要著作《李光耀40年政论文选》和《李 光耀回忆录》已分别由时代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出版。

　　第三，产出了一大批文章。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数据，1994—2002年上半年，全国公 开发行的期刊上发表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有2100多篇。[4]照此推算，最近20年来的新 加坡研究成果应在4000项左右。这些成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 ，其中经济方面的文章所占比例最大，约占40%，发表论文较多的作者有山西大学政治 系的李路曲、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曹云华等。

　　二、新加坡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根据我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东南亚国家研究的考察，对新加坡问题的研究最热门 ，这也与新加坡在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相吻合。同时，我们也发现，在中国的新 加坡研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研究成果的不平衡——重经济轻政治，尤其是对新加 坡人民行动党的研究更是薄中之薄。如上所述，1994—2002年中的2100多项新加坡研究 成果中，专门研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只有屈指可数的6篇，即李路曲的《论新加坡人 民行动党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改造》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国家合作主义》、 赖松龄和曹云华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新资本主义”》、甄小英的《新加坡的发展 与人民行动党的启示》、李国军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经验与借鉴》、吴保才的《长 期执政 奥秘何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做法和经验》。从这些成果可以看出，其中 一些属于介绍性的，也就是说，能称得上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研究成果的也就几篇文章。 而有关新加坡的专著中的相关内容也大致如此，如《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东南亚诸国》 中在谈到“新加坡政党制度”一章时，只是介绍主要政党的情况，并没有对新加坡的政 党制度进行研究层面的工作。[5]可见我们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研究之薄弱。这与我 们这样一个与新加坡属近邻的大国地位不相称，与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社会发展中的作 用也不相称。

　　之所以会在新加坡研究热中出现忽视人民行动党的状况，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分析其原 因。一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迫切需要了解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经验，而在新加坡的社会 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是处于前台的，人民行动党对国家的领导是通过执政来实现的，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不直接参与经济管理，在我们看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国家管理和 社会生活的后台，这样我们顾及了表面而忽视了深层；二是过去我们认为只可以学习发 达国家的经济建设经验，而不能学习其政治建设经验，尤其是不能学习他们的政党政治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尤其是江泽民“七一”讲话中提出要不断 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要与时俱进，研究外国政党及其执政经验和规律的任务 也就提了出来。

　　三、加强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研究

　　多党并存，一党独大是新加坡政党政治的显著特点，即在允许多个政党存在的情况下 ，人民行动党一直处于绝对优势，国家政权长期掌握在人民行动党手中。新加坡的政党 制度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党制，也不是典型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据新加坡社团注册处 2001年的登记，除人民行动党外，新加坡还有20个政党。[6]这些政党至少在表面上可 以依据宪法与人民行动党进行平等竞争。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1954年成立，自1959年6月以来一直是新加坡的执政党，一直以绝对 优势一党专政，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现代化都市国家。这在世 界上众多各类政党中不能不令人称奇，其执政经验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有借鉴意义。但是 我们对这个党的了解大多是肤浅的和零星的。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冯清莲著 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它的历史、组织和领导》(苏宛蓉译)，扼要地介绍了人民行 动党的历史，分析了人民行动党的组织、领导和党员情况。这本小册子是1969毕业于新 加坡大学政治系的作者的硕士毕业论文，况且它的成稿是在人民行动党执政仅仅10年之 后。也就是这本10万字的硕士论文，竟成为我们了解、研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基本材 料。

　　邓小平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说：“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 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反而不能解决呢?”“斯大 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 家不可能发生”。[7]在这里，邓小平事实上已经提出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 制中某些先进成果的问题。政党作为一个集团，它有着普遍适用的产生、活动、发展的 一些规律，这是全人类政治活动中积累下来的共同的政治财富，这其中既有资产阶级政 党的经验总结，也有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贡献。这些成果资产阶级政党可以利用，无产 阶级政党当然也可以利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政党的成功经验虽然不能为社会 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供现成的途径和答案，但他们对治国和治党的有益的 探索成果无疑会有助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有学者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成功经验概括 为实事求是，从严治党，重视人才，执法必严，联系群众，发展经济，民族和谐，稳定 社会，普及文明。[8]这些经验对于正在向现代化政党迈进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有 用的。但是，我们认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成功又有其独特的历史积淀、社会人文环 境，甚至自然地理因素、宗教文化影响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对它的认识才刚刚开始， 仅仅接触到了一些表皮的东西，还有许多东西有待于我们深入探讨。

　　1.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历史。如果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历史仅仅通过冯清莲的小册 子来了解是显然不够的。因为自1969年以来不管是新加坡的社会经济发展还是人民行动 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了解最近30多年来人民行动党的历史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更具现实 意义，同时从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来观察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发展变化与治理策略，也 具有学术理论意义。我们注意到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和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近年 来的科研规划，似乎均未将编著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史列入议事日程。我们认为，要认真 总结人民行动党成功的执政经验和执政规律，前提就是要了解其历史。

　　2.李光耀的党建思想。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李光耀自1954年人民行动党成立起到1 992年，担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职务长达38年之久，人民行动党的纲领、方针和政策的 制定与实施都与李光耀密不可分。董建华曾说：“在过去近50年里，李资政带领新加坡 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和政治难关。他的远见和理念不仅影响新加坡，也将影响亚洲的 世世代代。”[9]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组织结构、思想观念、功能机制、活动方式等方 面不断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政党。李光耀在长期领 导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党建经验，其党建思想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如关于人民行动党社会基础扩大的思想、党的自我更新思想、党与国家社会关系的思想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更替过渡思想、廉政建设思想等，不仅是党建思想宝库中的重要内 容，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建设也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3.对人民行动党进行社会生态分析。所谓政党的社会生态分析，就是分析政党与政治 系统、经济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关系以及在其中所处的地位，涉及国家体制、选举制度、 经济发展水平、阶级阶层状况等。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与特定民族国家的社会生 态环境相关联的，人民行动党自身的成功和对新加坡治理的成功原因就在于它适应了新 加坡的社会生态环境。我们之所以提出要对人民行动党进行社会生态分析，一是将人民 行动党的研究放在新加坡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具体环境中去进行，只有这 样，才能更有针对性地深入挖掘和总结其成功的原因，而不是从一般表象出发，总结出 若干条适合各个政党的“通用”的条条；二是只有明了了人民行动党取得成功的具体条 件，我们在吸取其执政经验时，才会有所选择，不会照搬；三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国 家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党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颇值得研究，而这直接就是人民行动党的社 会生态环境分析问题。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来说，党的领导体现在执政中，执政就是赢 得社会，掌握国家，治理社会，党走入了国家体系。应该说人民行动党开辟了比较良性 互动的党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新模式。这一模式的形成、运作过程，以及效果如何，通 过这课题的研究，我们是会找到答案的。

　　4.加强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现代化关系的研究。新加坡原来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本来 在世界边缘政治上毫不起眼，在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的人均国民收入与亚洲、非洲和 拉丁美洲的落后国家差不多，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人均国民收入已接近或达到西方 发达国家的水平，到1999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2000美元。新加坡的现 代化是在人民行动党执政状态下实现的，人民行动党对于新加坡现代化起着重要的领导 作用。通过这一课题的研究，可以使我们认识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了解新加坡现代化目标的制定、路径的选择、误差的修补等，尤其是新加坡的威权政 治与现代化的民主诉求这对矛盾如何协调的问题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都有很强的借鉴 意义。此外，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人民行动党与国会、工会、反对派的关系问题也需要 进行深入探讨。

　　5.人民行动党的执政规律研究。执政是政党奋斗和追求的直接目标。一个政党掌握政 权后，首先要考虑如何巩固和延续政权，一个执政党是否真正成熟，能否长治久安，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执政规律的认识水平。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长期执政，渡过 数道经济和政治难关，应该说它较好地认识和遵循了执政规律，并把它与新加坡的具体 国情结合起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总体的取向是民主社会主义，但在具体操作上又异乎 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以至于1976年被社会党国际“革出教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认 识和探索执政规律的过程、一般执政规律与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的国情的结合以及在此 基础上产生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独特的执政规律都是我们过去所忽视的。

　　我们认为，对新加坡的研究应该是全方位的。新加坡不仅在经济上是成功的，在政治 上也是成功的。而研究新加坡的成功离不开了对新加坡政治的研究，尤其是离不开长期 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研究，否则，对其经济的研究是不会深入的，也有碍于我们更好地 借鉴新加坡的建设经验。据了解，目前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一批 学者开始广泛涉足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研究领域，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研究在我国能结 出硕果。

作者介绍：河南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河南 新乡 453002 孙景峰(1966— )，男，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主要从事编辑学和国际政 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