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区学说
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区学说
这里讲述的包括：英国的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美国的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区学说，以及德国的以豪斯浩弗为首的地缘政治学。后者为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它以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为核心，并结合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形成德国扩张主义的地缘政治学，而且其发展恰好介于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区学说出现之间，故于此讲述。
（一）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
华尔福德·麦金德爵士（Halford J.Mackinder ，1861—1947年）是在牛津大学首开地理课程的英国政治地理学家，曾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英驻南俄高级专员、英国国会议员、英国航运委主席、英国枢密院顾问兼帝国经济委主席、皇家地理学会会长等多种职务。 麦金德是19世纪向20世纪转变时代的人。在19世纪末，英国开始从工业经济顶峰下降，遇到了德国和美国的挑战，其实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开始遇到困难。在欧亚大陆上遇到帝俄的力量；在海外殖民地方面，特别是在非洲又与德、法发生争夺；对英国来说，其长期的海洋霸主地位又受到德国咄咄逼人的攻势，这种形势促使麦金德思想发生变化。麦金德原是主张自由贸易的自由党的领导成员，但是，形势的变化，促使麦金德约于1903年改变其观点，转向保守党。此时，麦金德不再确信，伦敦的单纯的商贸资本积累能应付德国重工业生产力大规模增长的挑战。他转向保守主义立场，主张“关税改革”，利用这种办法来保护英国的工业所面对德国的挑战。
另外，麦金德思想上注意全球战略，把地理因素与国际政治和战略结合起来思考欧亚形势，是受以下三件事的影响。第一是，20世纪初，德国海军元帅蒂尔皮茨（Van Tirpitz）扩建德国远洋舰队的行动。蒂氏从1898年到1900年两次提出，建立德国规模更大，更现代化的远洋舰队，对英国造成很大威胁。第二是，英国在南非对布尔人的战争（1899—1902年）。第三是日俄战争（1904—1905年）。这些陆地与海洋国家间的竞争与战斗使其试图从更广阔的地理背景，更长久的历史视野，以某种程度的完整性来阐明和概括其间的相互关系，从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于1904年初在地理学会上宣读他的《历史的地理枢纽》论文。这是他的第一篇关于“心脏地带”地缘政治思想的文章。
麦金德对影响世界的欧亚大陆的地理条件作了分析。在该陆块的中心，虽然点缀着一块块沙漠，整个来说则是个草原地带，是个内陆水系。其北面是广阔的森林与沼泽，气候寒冷不宜农业。总体来说，这里地势低平，没有山岭阻隔。这里就是麦金德在其文中所称的枢纽区域。在枢纽区的北面是冰封的北冰洋。其他三面则被一系列山岭、高原、盆地所组成的或宽或窄的地带所包围。在围绕枢纽的环形地区，即内新月形地区。其面向东面和南面的季风地带，一个是面向太平洋的佛教领域，一个是面向印度洋的婆罗门教领域。西面是受西风带影响的欧洲，是基督教领域。其西南的缺水干旱的中东地区，是绿洲、沙漠、草原相间，为欧亚水陆交通的关键地区，为伊斯兰教领域。在内新月形地区以外，麦金德称为外新月形地区，它包括欧亚大陆边缘的英国、日本及其他诸岛，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以及大洋洲和南、北美洲。
在历史上，从枢纽地区出发的草原游牧民族则多次严重威胁其边缘的内新月形地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3世纪兴起的蒙古人。他们西进直达东欧，并在俄南草原建立金帐汗国；向西南，经伊朗、伊拉克直到叙利亚，建立伊勒汗国；向南入主中国中原，建立元朝。当时，欧亚大陆大片地区，俄国、波斯、印度和中国不是在蒙古王朝统治下，就是其属国。 在欧洲，东欧与枢纽地区相毗邻的是平坦的地区，有两条道路可以由东进入欧洲中部。这就是喀尔巴阡山北面的波兰平原与喀尔巴阡山南面的多瑙河谷地。通过这两条道路进入欧洲的游牧民族有匈奴人、阿瓦尔人、保加利亚人、马扎尔人、蒙古人、卡尔梅克人，这些人
从中亚经乌拉尔与里海之间隘口而来。另外、欧洲还受到从中亚来的突厥人，他们经小亚细亚进入东南欧也对欧洲造成威胁。
产生草原民族向外出征的原因在于，他们利用了马与骆驼所带来的机动性的优势。欧洲在历史上多次遭到这些骑马民族的入侵。正是在这种外来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形成了一个个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才实现欧洲的文明。麦金德在该文中提出：“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亚洲和亚洲人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这是哥伦布以前时代的情况。
在哥伦布时代，西方利用海洋的机动性，突破欧洲范围，发现通过好望角达到印度及远东的中国，通过舰队不仅建立了制海权，还在欧亚大陆内新月形地区和外新月形地区建立大片殖民地。实际上，可以说是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枢纽区。在与西方向海洋发展的同时，俄罗斯组织起哥萨克人，沿北部森林边缘穿过西伯利亚直向亚洲东部，从而管辖了草原区。这两种力量的发展抵消了枢纽地区游牧民族所在中心位置的战略优势。这就是哥伦布时代欧亚两洲的战略形势的变化。
从20世纪开端的，麦金德所说的哥伦布以后时代，蒸汽机车的发明，铁路修建，特别是横贯大陆的铁路改变了陆上强国的状况。铁路在草原上创造了更伟大的奇迹，因为它直接代替了马和骆驼的机动性。在政治上，现在的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其所占地区是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的，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麦金德问道：这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地区吗？它对芬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压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冲击。
针对这种形势，麦金德的结论是：“在全世界，它（指枢纽国家）占领了原由德国掌握的欧洲的中心战略地位。除北方以外，它能向各方出击，也能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它的现代铁路机动性的充分发展，只是一个时间而已。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似乎都不会改变它和它的生存的巨大地理界线之间的基本关系”。“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扩张，使力量对比而对它有利，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那时这个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如果德国与俄国结盟，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
面对这一可能出现的形势，作为海上强国的英国如何采取对策呢？麦金德在该文中提到：“这样一种事态的威胁，必将推动法国与海上强国联盟，于是法国、意大利、埃及、印度和朝鲜就会成为这么多的桥头堡，外部的海军可以从这些桥头堡来支持陆上部队，迫使枢纽联盟也部署陆上部队，从而阻止他们集中全力去建立舰队。”
关于其对枢纽地区的战略分析，及其对策的地缘政治研究，麦金德说：“我是以一个地理学家的身分来讲这番话的。在任何特定时间里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当然一方面是地理条件——既有经济的又有战略的，另一方面也是对抗双方国民的相对数量，活力、装备和组织的乘积”。“在计算时，地理的数量比起人文的数量来可以更好地测定，更接近于稳定不变。”
麦金德的这篇论文反映了其对大英帝国的忧虑。早在1890年麦金德就已推断，“地理上的优势平衡很可能已经向不利于英国的位置倾斜，而她只是靠惯性力来维持自己的位置罢了。”这些是对不列颠领导大声疾呼：该是起来对抗这一即将来临的危险的时候了。为了海上国家利益，要和充当陆上桥头堡的法国联合起来，并要力促德国放弃参与枢纽地区政策的任何企图。所以，该论文是其时代的一种反映。
在学术上、麦金德这篇地缘政治学作品主要贡献在于，他是以全球战略观念，将时空结合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世界形势的第一人，把地理学变成国际政策与战略的重要辅佐的开创者。他的陆权可以迂回海权，甚至战胜海权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已不是什么奇特之论，但在海权全盛时期却曾使西方大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不能不为之一震。他在该文中的两个主要
战略观点至今仍有影响。一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另一是认为俄国的扩张与收缩对世界有极重要关系。当然，麦金德的地缘政治思想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是由他维护英帝国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当时科技发展的条件等原因所决定的。
一战的结局是德国的彻底失败和俄国的革命。当时，英国与法国结盟，陆地上有西线与德军激战，海上靠舰队实施封锁，并在美国参战情况下取得胜利。正当1919年在巴黎举行解决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时，麦金德发表了《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文。该文是他在其《历史的地理枢纽》提出“枢纽地区”概念15年后对此地区战略意义的新认识。
根据一战的实际与俄国革命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其看到东欧的重心已从彼得堡转移到柏林。在战争中，德军已进入濒临俄国的波罗的海东岸至南面乌克兰临接的亚速海、黑海一线，因而德国有可能东进并取代俄国而为该地的强国。尽管德国处于战败国地位，但是以柏林为核心的普鲁士组织机构，已成为德意志国家的基础。普鲁士传统的力量已占上风，它将把德意志民族引向军国主义道路。从地缘政治出发，枢纽地区不管在哪个国家控制下，它也会像俄国人那样在同样地理制约下运转。在战争中，海洋大国虽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但英国的衰落，德、俄肯定会恢复，他们会一起或单独对海上诸国再次构成威胁。麦金德并不被一战中，海权与陆权国家战斗中，陆权失败、海权胜利，证实马汉的海权论的乐观态度所影响，仍然坚持其陆权优势的信念。他抱着其一直存在的忧心，写出其新作，目的是使有关国家的领导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文中，他修改了原来的枢纽地区的范围。他根据对海洋大国进入能力的重新评价，把枢纽地区的范围向西扩大。在名称上他使用“心脏地带”
（heartland ）代替原来“枢纽地区”（pivot-area ）。同时，他将“心脏地带”与东欧的地缘政治意义归纳为三句名言：
谁控制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心脏地带；
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
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
其中，世界岛是指欧、亚、非三大陆。由于其连成一体，从世界整体看，只是一个大岛而已，所以称为世界岛。东欧是俄国从心脏地带进入中欧、德国进入心脏地带的通道，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东欧是一个多民族地区，长期处于中欧大国与俄罗斯影响之下。巴黎和会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分别成立许多新国家。如要确保这些国家的独立与安全，不为占据“心脏地带”国家用作向外扩张的通道，就需要设法阻止这种地缘政治趋势的出现。
一战后，在巴黎和会上，对世界形势的对策的两种倾向十分明显。美国代表的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而法国所持的则是极端的现实主义。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宣布的“十四点”纲领，并且通过国际联盟的国际组织维护和平，反对战争。而法国则主张制定一个保持德国持续软弱而求得法国的永久安全的政策。在英国，既存在理想主义，又存在现实主义，如何使二者统一起来？在这种背景下，麦金德写出其题为《民主理想与现实》一文。他的想法是，首先英国必须与美国和其他海上国家结盟，来寻求保持英国的优势，其次，东欧小国通过联盟给予某种集体均势力量来阻止大国的野心。麦金德的文章及其名言的警句的目的在于，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的胜利就在于不受这种唯宿命论的左右”。
二战的爆发，德、意法西斯结盟，横扫西欧，征战北非之后又挥师东进入侵苏联。英国与美、苏结盟共同对付德国法西斯的现实，使年已82岁的麦金德于1943年发表其《周围的世界与赢得和平》一文。他看到心脏地带是地球上最大的天然堡垒，在历史上首次由一支庞大精锐的驻军守卫。而且两次大战中，都是心脏地带国家与海上强国结盟的事实，他因此对其原理论作了修改。他看到“一个聚集在北极地区附近的环形地带”，是由陆中大洋（即北大西洋）与心脏地带组成。这个从美国的密苏里州到苏联的叶尼塞河的广大地域，形成地缘政治上的大地支撑点。他称此为他的“第二地理概念”。它是北半球的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
联盟的结果。要维护和平就必须有持久的联盟。不过，战后的冷战局面使麦金德的设想失去其光辉。尽管战后的国际形势走向冷战，但是其对地缘政治所形成的时空现象统一的整体观，心脏地带的天然堡垒概念作为其重要遗产而保存下来。
（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区学说
美国长期在门罗主义影响下，不大介入欧洲诸国的事务。但是，一战的现实使其不得不参与战斗。在战争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对参与国际事务持理想主义的态度，但是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想仍然占上风，参议院既拒绝批准威尔逊已签了字的和约，又不批准参加美国建议所组织的国际联盟。二战的形势发展，威胁到美国在世界范围的根本利益，美国遂参加了大战。正是这种形势的需要与30年代欧洲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的盛行，使美国出现一批地缘政治学家，开展了地缘政治研究。其中斯皮克曼所提出的“边缘地区”学说不仅具有代表性，而且对现实亦起着重要作用。
斯皮克曼教授是美国40年代初的著名地缘政治学家。当时，正值二战时期，美国亦刚刚参战，战争吸引了全体美国人的关心。斯皮克曼除了发表著作以外，还作了大量的讲演。不幸，在战争还未结束的1943年6月病故，未来得及将其形成的地缘政治思想写成专著。但是，他的同事们根据斯皮克曼教授生前的著作与讲演稿进行整理编写成《和平地理学》一书，于1944年出版。
由于当时地缘政治学中，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十分流行、影响很大，可是斯皮克曼却提出与心脏地带理论相反的理论，即边缘地区学说，所以引起学术界和人们的兴趣与注意。
1. 对麦金德理论的分析：《和平地理学》首先分析麦金德心脏地带学说不足之处。麦金德认为，心脏地带是具有陆上交通的优势与经济潜力高的地区。
在气候上，苏联虽然面积相当大，但其耕地面积所占比例很小。农业生产的中心仍在西俄罗斯，而不在西伯利亚，并不具有巨大的农业生产潜力。从矿产与能源看，目前资源仍然集中在乌拉尔山以西。虽然苏联政府尽了很大力量将工矿业向东部转移，但很难对其实际与潜在重要性作全面估计。
该地的铁路、公路与航空交通均有发展，但气候、地形与距离等条件仍是发展交通方面重大障碍。其实力与距离的反比例规律在此地仍然有效。在最近的将来，中亚无疑仍然是一个实力潜力相当低的地方。
对麦金德所指的内新月地区，即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来说，无论是从人口、工农业生产条件，一般都比心脏地带要优越。
再从欧亚大陆的形势看，麦金德认为，大陆心脏地区的游牧民族部落为俄国有组织的实力所取代时，向外压迫边缘地区国家的势态仍然存在。在19世纪时，其向边缘地区扩张及寻求出海通道为不列颠海上势力所阻拦。不列颠帝国建立的包围欧亚大陆的形势，是由其海军控制周围海道而实现的。
麦金德深信，欧洲大陆上的冲突也一定循着陆海势力对抗形式。这是19世纪的英、俄冲突的形式。斯皮克曼认为，从20世纪初开始，即在麦金德1904年与1919年文章中，强调俄国陆上势力与不列颠海上势力之间不可避免的历史性的对抗的观点。但是，事实上，两国的对抗从来就不是不可避免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拿破仑战争、一战和二战中，不列颠帝国和俄罗斯两国都是站在一起反对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所控制的边缘地区的侵略国家的。
从历史看，总是某些边缘地区的国家和大不列颠对抗，而另一些边缘国家和俄国，或者是不列颠和俄国一道对抗一个统治边缘地区的强国。因此，麦金德强调东欧和心脏地带的战略重要作用的三句名言是错误的，是缺乏历史与现实事件依据的。
2. 美国的战略利益：从美国情况看，《和平地理学》一书提到，美国在30年内已两次卷入战争，对美国的安全威胁都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眼看要被一个单独国家所统治之时。1917年，一战中的德国在结束与苏战争时，似有可能独霸欧洲。日本在远东于1915年借机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1918年又入侵西伯利亚。如果不遇到抵抗，德、日有可能分别占据欧亚大陆东西两个边缘地区。
日、德两国后来仍然坚持其侵略扩张行动，分别从1931年和1939年开始，并通过二战，使其扩张地域达到高峰。日本控制范围从中国东北直到新几内亚岛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托雷斯海峡；德国则从挪威直到北非的西海岸。
二战的进程表明，欧洲的势力均衡对世界的重要性。麦金德亦对心脏地带概念作了修改，承认边缘地区的重要性，承认了英、美、俄为防止德国扩张而进行合作的必要性。心脏地带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能够控制欧洲及左右世界未来和平的只有英、美、俄三国形成的海陆势力的联合。
《和平地理学》一书对保卫世界安全的战略进行了分析。从二战来看，各个战线和各个战区都是相互联系的，彼此构成一个整体。虽然欧洲和亚洲的远东分成两个战场，但它们是整个战场的两个部分。战争的总战略须从世界实力中心之间的关系来考察。世界实力中心有北美的大西洋沿岸地区、欧洲的沿海地区、欧亚大陆的远东沿海地区以及印度地区。
在这些地区之间的地理关系中，西半球的实力中心能够为一种联合的欧亚潜在势力所压倒，因为欧亚联合的潜力拥有十倍于美洲的人口和两倍半的土地。即使新世界工业生产力与旧世界几乎相等，但一旦欧亚边缘地区联合，包括美国在内的美洲就处于被包围之中。因此，不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为了美国利益，须防止上述形势出现。
为取得战争胜利，美国须改变其百年来实行的单纯依靠海上实力的传统政策，必须参与陆战，须与陆上大国配合。而这次大战，幸而有苏联与中国参与，并提供陆上根据地，便于从那些地方开展陆上战斗。
二战以来的实践证明，海军如无空军的支援与配合，难以单独参加战斗与发挥作用。而空军在航空母舰的配合下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仍不如陆上的基地来得重要。只有不断延伸的空军基地才能使空军活动范围不断向前推进。这样才使战斗机保护航程始终能配合战斗需要。反过来说，空军就是飞机加基地。基地需空军保护，亦需陆、海军保护。现代战争需海、陆、空三军配合，同时亦需后勤支援。后勤工作需要各种交通工具，没有确保物资供应的交通线，就无法取得现代战争的胜利。
二战有两个主要战区，每个主要战区又都成三角形、每个三角形又都有两个海陆两性的边与一个大陆边。苏联介于两个战场之间，有完整的陆地领域彼此相联；美国亦介于两个战场之间，但需分别跨过大洋，进入海陆两性的边参加战斗。
对德、日来说，他们既要开展陆上战斗，又要开展海上战斗，也是要进行两个方面，两种类型的战斗。虽然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是对他们的最大不利之处，企图在时间上错开，即在某一段时间内，只进行一个方面，或一种类型的战斗。可是，他们并未成功。德国先向东打败波兰，继而向西击溃法国，还在同英国交锋时，又转而向东进攻苏联。原来，德国想击败苏联，以整个欧洲陆地为基础再进行海上战斗。结果，进攻苏联失败，反而陷于两面受敌之境。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也是未能解决在中国的战斗，不但不能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也是不得不在两个方面进行战斗。如果没有苏联与中国在大陆战场的力量，则美国在欧洲沿海地带和太平洋的岛屿上登陆也不足以击败德国和日本的势力。
美国在这场战斗中，不仅在欧陆边缘与太平洋诸岛上同德、日展开战斗，而且还要运送相当数量军需物品以支援苏联和中国对德、日的战斗。但是，由于这两个战场的正面战斗使外来供应路线极其困难。北冰洋的冰封和西藏高原的高山给予这种供应极大的限制。
3.“边缘地区”理论与美国策略：在《和平地理学》一书中提到，东半球的势力冲突有四类：一是在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区之间，二是在边缘地区内的各势力之间，三是海上势力与大陆沿岸之间，四是西半球的参与。历史上，草原民族对边缘地区的袭击，斯拉夫民族和条顿民族对东欧争夺，以及近代英、俄及土耳其与俄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对抗，中、俄在边界地区的矛盾都属于第一类冲突。第二类冲突有西欧、德、法之间的力量平衡与矛盾。第三类冲突如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第四类如两次大战中美国的参战属之。
美国对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有可能被一个强权国家控制的情况下才参与的。如果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真的被强权国家所完全控制、则美国等于是被处在两洋以外的大陆所包围，届时，美国就会处于危险之中。每次参与发生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战争，不仅需海上强国的配合，而且还需陆上大国的协同，使美国可以方便地使用其海、陆、空的基地，同陆上国家一起取得战争胜利。
根据两次大战都发生边缘地区，而且都是通过海权与陆权国家联合击败边缘地区国家的现实，加上边缘地区在经济、人口等方面的力量都超过心脏地带的条件下，斯皮克曼认为，麦金德对心脏地带地缘政治的战略地位估计是错误的。于是，他在《和平地理学》中提出：如果归世界的强权政治需要一个口号的话，就必须是“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着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
针对这种形势分析与估计，要防止边缘地区强权大国的出现及其所产生的威胁，对美国所应当采取的对策，《和平地理学》书中提出：尽管有一个共同承担义务而结合在一起的国际组织，美国仍将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因为一个大国不讲究实力就意味着终究要被征服和灭亡。战后，美国与英国、苏联仍应合作才能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安全制度提供基础。为了美国对安全制度有执行义务的能力，三大国间形成均势，欧亚大陆边缘地区安全事务的参加者的美国，为维持地区实力平衡，需在边缘地区建立必要的军事基地。
由于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区学说是在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与战争的形势发展不相符合之时，而且在美国以其巨大优势参与战争情况下形成的学说。因此，该学说符合当时战争发展的现实，其所提出的政策亦适合美国走出孤立主义，要在世界事务中建立其主导地位的步骤，故对美国战时与战后的对外政策亦有一定影响。
（三）德国的地缘政治学
德国是一战的战败国。这对德国的扩张主义是一次教训与打击。自从德国于1871年统一以来，德国就迅速崛起于欧洲，成为欧洲大陆20世纪初经济和军事最强大的一员。从俾斯麦于1862年担任首相以后，历次对外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激起的战争狂热和国家统一及经济发展所激起的与英国争霸世界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野心驱使其发动一战。但是，战争的失败不仅使其海外的殖民地丧失殆尽，而其本土亦有所损失。因此，部分德国日耳曼人则成为异国他乡的少数民族。战争赔款的沉重负担，加上30年代的国际性大萧条，德国受到打击最大，生产衰退、工人失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在这种种困难面前、凡尔赛和约带给德国的屈辱地位，则反而激起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加上原来的普鲁士的黩武精神，则为法西斯势力所利用。后来，希特勒上了台，就把德国引向战争复仇主义的道路。在德国实行侵略扩张主义政策中，地缘政治学则为其重要理论武器之一，形成了当时的德国地缘政治学。
1. 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思想：德国地缘学的中心人物是卡尔·豪斯浩弗。他在帝国的军队中晋升到少将，并担任过德国驻日使馆武官。一战后，他在慕尼黑大学讲授过地缘政治学与军事地理学。他越来越被地理和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所吸引，并推崇基伦的“国家有机体”学说和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信奉国家的区位和领土特性是决定其命运的主要条件。他于1924年创办《地缘政治杂志》，并首任主编。随后又创办《时务评论》英文版传播德国地缘政治思想。在其周围也就集中了一大批德国地缘政治学的鼓吹者。
在慕尼黑发展起来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是通过运用地理空间和地域透视，把历史、经济、政治和自然科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综合产物。地缘政治学变为一门科学和艺术，其目的是通过对一个国家的形态学观察和它的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来认识一个国家的动态运转情况。
在对国家看法上，他们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把国家看作是那种具有被基伦大致刻画出了特性的有机体。在国家的生存中，生存空间的需要是最基本的需要。国家有机体的生长和发展有赖于对生存空间的获取，大的生存空间又给予国家以更大的动力，民族文化的传播是征服空间的最有效的方法。国家组织必须经常通过显示它对占有空间的利用，来证明获取更多生存空间是合理的。除上述论点外，豪斯浩弗还把一个国家空间结构的关键特征，例如，首都、国家的吸引中心、权力范围、文化动力及边远地区的成长等，称为“地缘政治的气压计”。关于德国的扩张，德国地缘政治家们的信念是：任何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强国是依靠了地理条件。一个有生机的国家的人民，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帝选择了”他们去执行征服的使命。他们认为，凡尔赛和约分割出去的德国的国土必须归还德国，而且经过长期发展，全部日耳曼人必须结成一个单一的国家。根据德意志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空间分布，德国生存空间扩张方向被认为是东方。
凡尔赛和约在德国的东部所竖起的是一道由许多人为的小国组成的，它们被认为是阻止德国东扩的一条可恶的魔带，是必须铲掉的屏障。
关于德国的战略地位与对外扩张战略，德国地缘政治学家们则充分利用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中，东欧与心脏地带的重要战略作用，以及陆权与海权的对立来作为其理论依据。德国地缘政治学家鼓吹其欧洲战略是在海上列强与陆上列强共同支配世界的背景下所采取的战略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正是这两大势力结成暂时联盟的结果所造成的。
对其东方，占有心脏地带的俄国现已转变成苏联，现已成为“事实上的占据者”。根据拿破仑进攻俄国的失败的事实，证实用武力对待“心脏地带”是危险的，豪斯浩弗等人认为，苏联在地理上曾被肢解，它也受到西方的反对，是一个被遗弃的国家，因而它有可能与德国组成一个“被排挤的大陆联盟来反对国联的海权统治的世界强权”。所以，对苏联不是树敌而是结盟，“控制心脏地带不是靠征服，而是靠外交和秘密手段来完成。”
对其西边的海权国家英国，德国地缘政治家早在本世纪20年代就已指出，“大英帝国是首先要对付的天敌”。在考察了英帝国权力的基础之后，人们越发断定，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走过了它的历史顶峰。这个帝国的广阔的面积，地理上的支离分散和不纯使其愈加笨拙，难以控制。豪斯浩弗认为，英国“它的空间控制并非无敌„„它已变为我们当代的一个最成问题的政治结构”。这使他预见到，英国会由于“在地缘政治上饱和”的结果而被瓦解。
在空中力量发展的时代，已不利于海洋国家。英国已处于易受到大陆空袭的地位。因此，豪斯浩弗认为，海权优势现在已告结束，未来应由陆权势力支配。所以，德国将会同它发生较大范围的对峙。在这种对抗发生之前，首先需要处理与法国的“大陆问题”。
为了对抗盎格鲁-撒克逊人霸权挑战，豪斯浩弗认为，日本必定是朋友而不会是敌人，日本、俄国和中欧帝国联合起来的力量将坚不可摧，它们是“唯一能够抵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监护，以及保卫自己势力的集团。”关于与英国争夺海权问题，豪斯浩弗引用拉采尔的话说：“只有海洋才能造就真正的世界强国。跨过海洋这一步在任何民族历史上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在陆权与海权关系上，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认为，陆权建立必须先于海权，而且在寻求建立海权势力之前，需要巩固陆权势力。
在中欧的南部，地中海被意大利认为是“我国的海域”，是墨索里尼要以意大利为中心创建新罗马帝国的命定空间。对地中海在德国的战略上的意义，德国地缘政治学者是清楚的，豪斯浩弗就认为几个世纪以来，多少征服者都没能控制着欧洲，这首先要归咎于未能控制地中海。其对意大利能否实现其抱负的信心不足在于认为意大利的经济基础过于软弱。
2. 关于全球泛区的观点：在德国地缘政治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关于全球泛区（pan-region ）的观点，它反映了德国地缘政治学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及德国地缘政治学对世界政治格局的设想，它也成为德国地缘政治战略的目标。
泛区思想的来源，一是基伦的“经济独立自足”的思想。在现实中，大英帝国在其为首的自由贸易体系崩溃以后，世界逐渐转向关税壁垒的经济集团体系。英国的殖民体系就通过帝国特惠政策来加强其控制及维持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德国在一战后失去了其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家关于殖民地的重新划分和德国的生存空间扩展引起其对更大范围的思考，对全球经济区与地缘政治的泛区的联系。
另一来源是思想意识的思考。豪斯浩弗说：“没有思想意识的内容，帝国主义很快就会一个个地死去。”他把泛区定义为：“在空间上寻求显示其自身存在的超民族的全球性思想。”其列出的主要泛区思想有泛美、泛亚、泛俄罗斯、泛太平洋、泛伊斯兰以及泛欧思想。这些泛区思想的地域范围最初是模糊不清的。通过区域核心使泛区向外扩展，使其空间具体化。最后，大生存空间形态的轮廓清晰了，这时可以预期会产生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在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以前，德国地缘政治学家所划分出的世界泛区有四个。（1）泛美区：南、北美洲联合，以美国为主导；（2）泛亚区：从东北亚、东南亚至澳大利亚实现联合，以日本为主导；（3）泛欧区：使欧洲与非洲统一，以德国为主导；（4）泛俄区：以苏联的领土加西南亚及印度，以苏联为主导。豪斯浩弗的这种生存空间的设计，实际上是以大国列强为中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设想。这种泛区划分对于战前德、意、日轴心国的世界战略确有一定影响。德国在1941年前的向东进占东欧，向西击败法国，向南进入北非，其行为与泛区构想是一致的。二战中，日本在东亚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亦是这种泛区思想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该泛区图上，盎格鲁-撒克逊的海权国家中的大英帝国已不存在，分别为欧、亚、俄三泛区所瓜分。而美国则以单独泛区存在。这反映德国地缘政治学家承认，美国及门罗主义存在，试图使美国与英国分离，及不要插手欧洲事务的一种战略。二是，在德国进攻苏联后，德国地缘政治学家的泛区图发生了变化，泛俄区已不存在，其原来范围中的南亚与勒拿河以东地区并入泛亚区，其余地区全部属于以德国为主导的泛欧区。这样，泛欧区就成为三个泛区中面积最大，而且横跨欧、亚、非三洲，它包括了麦金德所说的东欧、心脏地带全部与世界岛的绝大部分地区。它反映了德、苏两国在心脏地带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该泛区的划分，不仅每个泛区都包括不同的自然地带，而且各有其核心与边缘。随着德、意、日轴心的失败，其设想主导的泛区亦随之消失。
3. 德国地缘政治学与纳粹的侵略决策：由于德国地缘政治学与德国纳粹有着相当深的联系，随着德国纳粹的侵略行为及其失败，希特勒及其党徒遭到世人唾弃，不仅德国地缘政治学，而且政治地理学亦受牵连，一时成为非议的对象，甚至处于衰落之境。近些年来，通过研究与重新评价得到公正的对待。
德国地缘政治学关于德国在一战后的环境下，所形成的那种充满扩张主义的地缘政治思潮出现在先，而德国希特勒纳粹党的得势上台在后。纳粹党在德国的兴起及掌权，毫无疑问是利用这种扩张主义的地缘政治理论作为自己的重要思想武器与策略依据。在其上台与掌握政权之后，当然会支持这种扩张主义的地缘政治思想，从此以后的德国地缘政治学亦失去其客观性，多与第三帝国的政策相联系。
关于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者，特别是卡尔·豪斯浩弗与纳粹领导的关系，经研究比过去传闻小得多。由于后来成为希特勒副手的鲁道夫·赫斯曾是卡尔·豪斯浩弗之子阿·豪斯浩弗的同学及选修过其地缘政治学而有较多交往，并经常讨论有关地缘政治方面问题。通过赫斯、
豪斯浩弗曾与第三帝国的其他头目有过接触，但与希特勒接触极少。到1941年赫斯只身驾机去英以后，豪斯浩弗亦中断了与纳粹上层的联系。
豪斯浩弗之子阿·豪斯浩弗曾作过赫斯的对外政策顾问，及里宾特洛甫办事处助理，对第三帝国对外政策曾有一定影响。但欧战爆发后，由于政策上的分歧，阿·豪斯浩弗参加秘密反战组织。1944年反纳粹政变流产，因其参与而被捕，1945年遇害。
关于卡尔·豪斯浩弗的地缘政治思想与第三帝国的重大决策，据近来研究发现不少并非一致之处。这在东方政策上表现得明显。德国地缘政治学是用麦金德“心脏地带”来为德国扩张主义服务的。作为中欧陆上帝国的战略关键在于反对海上霸权国英国。其对东方的政策是，通过与那些从西方体系中被排挤出来的国家结盟，建立一个与之匹敌的势力。对其东部各民族，则利用其与德国的天然与互利关系建立一种共栖关系。对苏联，应吸取拿破仑教训，是结盟而不是树敌。对东方的日本，德国应使之成为实现分裂大英帝国的亚洲盟友。总起来讲，其对东方的政策就是把日本、俄国和中欧帝国联合起来。这与纳粹实际实施的、兼并位于德国东面的生存空间来巩固德国统治的中欧，把苏联作为其生存空间战略中获取最大领土目标，而施以进攻，以及早期的与日本结盟以反对苏联是不协调的。卡尔·豪斯浩弗于1945年底对盟军采访者称：希特勒一伙人根本不明白德国地缘政治学。这既是对第三帝国头目的错误政策失败的愤怒，也是对地缘政治策略未能实施的惋惜。正是这种复杂的心态产生的绝望，使卡尔·豪斯浩弗于1946年自杀身亡。
关于德国地缘政治学，正如英国学者杰·帕克在其《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一书中所说：“在一战后„„一种更加广泛的国际主义的时候，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则走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它充当了“日耳曼精神”知识赞助人角色，成了领土扩张的辩护者。„„他们走得太远了，以致于他们的地理哲学也同其他许多人一道随之遭到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