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和中国语言_异质同构的文化创造

第18卷第1期三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3月　　　　　　　　　　　　Vol 118No 11J OU RNAL OF SANM IN G COLL EGE Mar 12001中国建筑和中国语言:异质同构的文化创造

谭学纯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福州350007)

[摘　要]中国建筑在可见的形象感受中体现人在自然界的空间位置; 中国语言在不可见的

意识抽象中体现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言说秩序。作为异质同构的文化创造, 二者经由不同的渠道发生、发展, 但始终存在着文化契合点。

[关键词]中国建筑; 中国语言

[中图分类号]TU —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34308

, 曾感觉到, , 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相通。, ①“后语言结构”, 可惜没有展开为具体描述。也许

, 但是如果拨开表层遮蔽, 还是可以发现异质形态从广义上说, 建筑和语言都是一种人工创设的文化符号。在文化哲学的意义上, 人类的“家园”修建, 在技术层面付诸了建筑, 在精神层面交给了语言。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建筑在可见的形象感受中体现人在自然界的空间位置, 语言在不可见的意识抽象中体现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言说秩序。二者经由不同的渠道发生、发展, 但始终存在着某种文化契合点。

一、童年记忆:营造之初和造字之始

中国古人最初是通过建筑行为确立自身在自然界的空间位置的。虽然, 初始阶段的建筑不过是一种极简单的营造行为, 初始阶段的营造物也只是一种形制极简的构筑, 但它却是我们的祖先从自然状态跨入文化境界的标志。以家为单位的“人化”空间从荒蛮的大自然中分割出来, 是原始初民运用营造手段调适人与自然关系的自我确证。同样, 中国古人随着文字的发明, 由蛮昧走向了文明。因此, 在营造之初和造字之始, 先民们怀着怎样的神秘、激动和自豪感, 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在崇拜、惊喜、赞美的同时, 为华夏文明最初的辉煌,

也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两项文化记录, 编织出了美丽的神话传说。《易・系辞传》:

　　上古穴居而野处, 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

[收稿日期]2000—12—23

) , 男, 安徽芜湖人,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从事语言学、文艺学研[作者简介]谭学纯(1953—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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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古结绳而治, 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作为中国文化发端的《周易》, 以同样的叙述模式, 叙述了两项同样对人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创造:以宫室取代穴居野处; 以书契取代结绳记事。前者是原始初民由户外栖息转向户内定居的开端; 后者是人之成为“符号的动物”的始源。

取代穴居野处的宫室最初究竟是什么样子, 今人已经很难想象。但文字的创制,

可以帮初的宫, 是指围墙围护的整体建筑空间; 室是指宫内分隔出的较小的建筑单元。反过来, 远古的建筑造型也可以帮助我们推求相关文字符号的古义, 汉语“宫”可以表示与围墙围护的空间构筑有关的“院墙”、“围绕”等语义; “室”可以表示与建筑意义上的内室有关的“妻”、“娶妻”等语义, 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作为建筑造型的宫室的意义规定。

回眸远古的历史风景, 现代人会赞叹古人营造之初和造字之始的认知结构中存在着相关联的文化因子。但《周易》却以十分肯定的语气, 把“圣人”记为这两项文化创造的主体。这“圣人”是谁呢? 古来众说纷纭,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 我以为是:

1. 黄帝和伏羲

古籍中多处提到, 宫室之筑, 始于黄帝

; 文字之创, :白虎通曰: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暑, 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 , , , 由是文籍生焉。

———《尚书・序》

虽然, , 但它却重现了华夏民族童年期的历史记忆, 中国建筑和中国文字是“黄色文明”中起源最早、, 它们被归于黄帝和伏羲名下。黄帝曾被中原各族尊为共同祖先, 伏羲上上圣人”。在这两位重要人物身上, 附会出中华文明最初的辉煌, 确实可以引发出后人无比丰富的审美联想。

2. 有巢氏和仓颉

《韩非子・五蠹》有一段记述:

上古之时, 人民少而禽兽众, 人民不胜禽兽虫蛇, 有圣人作, 构木为巢, 以辟

群害, 而民悦之, 使王天下, 号曰“有巢”。

传说中“构木为巢”的直接导因, 是初民“不胜禽兽虫蛇”之害。有巢氏的发明, 是我们祖先进行自我保护的一种文化行为。对于自然空间的文化分割, 充分显示了先民们求取生存的艰辛努力和智慧, 同时也在中国木构建筑中具有发生学意义。难怪古人尊其发明者为“圣人”, “使王天下”。

传说中对于中国文字有创造之功的“圣人”是仓颉。古传他长有四目———现在陕西白水县史官乡仓颉庙中还供奉着一座长着四只眼睛的仓颉像。与众不同的“四目”, 大概是为了赋予仓颉一种超乎寻常的观天察地的本领, 或者是为“仓颉起鸟迹”而制文字的“特异功能”提供诗性的说明, 其间渗融着古人对这位文字创造者无比的崇敬, 以及对于“始造书

) 的文化认同。契”的“黄帝之史”(《说文解字・序》

无论“构木为巢”或是“始造书契”, 显然都不是个人所能完成的文化创造。因此在中国文化语境中, 有巢氏和仓颉的名字都超出了个人所指, 由人而神, 或作为具有“神”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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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而成为某种象征性符码。

不过, 透过神的光圈, 我们看到的是对人的自我肯定。从圣人筑宫室、造书契, 到黄帝建宫室、伏羲制文字, 再到有巢氏作巢居、仓颉造字, 在看似虚幻的臆想中, 提供了一个初民思维方式的寓言。它以诗性的浪漫, 记录了我们的祖先自我确证的生命冲动和豪迈情怀, 凝固为民族的童年记忆。

二、以人为本:建筑和语言的存在方式

人作为建筑和语言的主体, 具有两个重要的文化使命:一是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是调适人与社会的关系。前者以建筑为主要手段; 后者以语言为主要手段。

中国建筑系统和语言系统都以人的文化存在为本, 通过人对自身的把握, 以及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调适, 使外在世界接纳自我, 也使自我向外在世界敞开。这里的核心是人, 无论是通过建筑手段对外在世界的改造, 还是通过语言手段对外在世界的命名, 都是人介入外部世界的一种文化活动。

古代字书对“人”的解释, 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于人的文化存在的关注。境中, “人”、“仁”具有共同的所指:《释名》“人, 仁也”, , 假借为人”, “人文以化成天下”, 以人为本, 。为此, 中国古人发现了建筑位向对于人的特殊意义, 12区域, 趋吉避凶, 在地、。文献记载盘庚迁殷、周公营洛, 都, 即风水先生和大木师傅据天时地利决定建筑朝向, 先按建筑基址绘出平面简图, 别为八卦九宫, 注明24方位, 了解整体建筑各平面的局部空间所在方位的吉凶, 再据自然地表、气候特征、水流方向等决定建筑大致朝向, 然后按罗盘格定准确方位, 据罗盘读数推知所定方位吉凶, 调整为至吉, 最后按朝向确定建筑的平面布局、空间组织、各处高低门的方位等。门向的人文涵义尤其突出。古代“坎宅巽门”的营造规则, 作为阴阳八卦、风水观念和等级制度结合的文化象征, 体现了建筑和自然环境因借和谐的营造策略和人文关怀。在《周易》中, 坎为凶象, 巽训伏、服, 以服制凶, 化凶为吉, 是坎宅巽门的理论出发点。所以古代名门开设, 一般选择左角青龙, 回避右角白虎。座北朝南的宅院, 门开东南隅。如宅址低洼潮湿, 则因势利导

, 化凶为吉, 使宅门易于通风, 周边易于排水。中国建筑多朝南、朝东, 主要是争取日照和通风, 使人化的户内空间更适于人之生存。从汉代文献“反宇向阳”的记载可知, 中国建筑的屋面很早就呈利于采光通风的曲线形制, 屋面沿纵轴方向从两端起翘, 与增高的举架产生横曲线配合, 构成更具采光通风之利的凹曲屋面。这种屋面形制与朝南的位向相得益彰。虽然, 由于西高东低的地形条件和东南季风多的气候条件的差异, 我国南北建筑对日照和通风的要求不尽相同, 但人们对此的适应通常通过建筑体的局部调整来实现, 如南方建筑强调通风胜过重视日照, 空间营造一般以深挑的屋檐、狭小的天井避免强光辐射, 而建宽敞的堂室, 以利通风; 北方建筑强调日照胜过重视通风, 空间营造一般以宽敞的院落争取阳光, 而筑厚墙重顶, 以避风沙, 但这并不影响建筑活动的主体对西南位向的选择和营造活动以人为本的关怀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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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 的悬搁智慧和清醒态以人为本, 即举扬人的价值, 以“敬鬼神而远之”《雍也》

度, 珍视人的文化存在, 而不是让人向神的世界皈依。于是, 主要为神的世界而建的坛、庙、祠、寺、佛塔等, 向人的世界开放, 投射出诗意化的人间图景, 落实为相应的空间组织形式。建筑形制源于古印度“支提”窟的寺院, 由最初院、塔合建的空间布局, 演变为院、塔分建的格局, 把原先筑于寺内山门和佛殿之间的塔, 移至寺外, 减少了寺内神秘局促之感, 保持了寺院平缓、对称, 3大殿层层递进的空间布置, 成为中国传统的堂殿式建筑。建筑形制源于古印度的佛塔, 也与中国的楼阁台观等传统建筑样式结合:塔身初不可攀, 后可登临; 塔的内部空间与世俗空间渐趋接近; 塔顶多与中国传统建筑攒尖顶形制相仿。这一切, 都暗淡了神的灵光, 增强了人间意趣。唯有塔刹较多地保留了印度古塔的宗教内涵, 但这置于塔顶的象征性构件, 已经很难引导中国人去叩问上苍、向往天国。中国人的理想生存在此岸, 无需到彼岸去追寻人生的终极意义。

古代用于祭祀、宣教、颁布政令的明堂, 空间布局平面呈方形, 中为夯土台, 依台四面建屋, 顶部筑室。东西9筵, 南北7筵, 堂崇1筵, 中分5室, 以祀五帝。“九五至尊”和“王者威仪”作为历史话语, 物化为明堂相邻为9, 间隔为5的空间模式; 5、4向正室、堂分3间的内部格局, 包括了中国神秘数字“三”、“四”、“五”、“蕴。此中规定政令人事, 时序方位, 体现天道不衰, 祭祀天地神灵的物质场所, 更是人的一个内在心象。, , 感天地, 正四方, 出教化, 宗有德, 重有教, , 能定位看, 着眼点显然是人, ; 同样, 在中国语言系统中, 。

释形体》提供了关于人自身、以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稚拙解释。六书学”, 试图分六个块面来记录古人关于世界的表象经验, 把人的文化存在投射为相应的语象。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文字系统就是以人为本的符号王国, 《汉语大字典》收“人/入/亻/彳”旁字1700多个, 其它与人相关的符号, 也大量用作汉字的结构素, 如:

) 、毛、耳　　人的形器———心(忄) 、手(扌) 、足、目、口、舌、鼻、自(古义“鼻”

(阝卩) 、首、百、页(古文首、百、页在表示人的形器时, 义同) ;

人的行为———言(讠) 、文(攵) 、食(饣) 、示(礻) 、走(辶) 、见、止、疋;

人的称谓———父、母(毋) 、女、儿、子(孑) 、氏(民) ;

人或人体的变形符号———尸(古文象人卧之形) 、臣(古文象人屈服之形) 、巳(古文象胎儿之形) 、又(古文象手之形) 、大、比、匕、力(古文象人筋之形) 。

这些与人相关的符号, 体现造字者对自己所理解的世界的“人化”处理。“近取诸身,

(易・) 的造字策略, 使中国人对外在世界的命名遵循着由人及物的文化规远取诸物”《系辞》

则。甚至连“鬼”的世界也闪烁着“人”的影子。《说文》称“人所归为鬼。从人, 象鬼头。”, “鬼”字“从人”, 就是让“鬼”接受“人”的意义规定。郭沫若认为

“鬼是人的延长”, 此说极当。臆想中“鬼”的活动, 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活动在冥界的延伸。“人所归”之后的活动, 语义指向仍然是“人”, 而不是“鬼”。“鬼”作为造字构件或造词元素, 实为对人的现世活动的摹仿和人不可知的世界的推度。汉语中大量的“鬼”旁字对“鬼”的命名, 其实是人的自我命名。至于大量的“鬼×”符号, 如“捣鬼”、“搞鬼”、“装神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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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鬼胎”、“鬼画符”、“鬼话连篇”、“鬼鬼祟祟”、“鬼头鬼脑”等, 更是对人的存在状态的一种描述。

在汉语经验中, “天地人”为“三才”。人是“天地之性最贵者”, “惟人参之, 性灵所

(文心雕龙・) 这里对“人”的文化定位, 带有哲人的智睿。钟, 是谓三才。”《原道》“天”和

“地”,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代表了中国人所设定的外部世界人以语言的方式参与了这个外部世界的设计。人为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当人“观象于天”、“取法于地”时, “天———地”便由物化自然转变成为人化自然。对中国人来说, “天经地义”代表了一种终极认识; “天罗地网”象征了一种人间秩序; “呼天抢地”宣泄的是一种生存痛感; “天诛地灭”是对非理性生存的否定; “天不怕, 地不怕”是无畏生存的同义表述。这里, “天”和“地”的物质意义被“悬置”, 而以象征、隐喻、借指的方式进行有关人的言说。

客观世界的物质存在, 通过人的直观感受和知性过滤, 转化为语言的存在, 这一过程融入了中国语言的意义生成之中, 内凝为古人的释义原则。例如《说文》释“美”为“甘也。从羊从大。”以“甘”为美, 和以“羊大”为美, 包含了古代中国人对于“美”的体验的两条重要线索:

1. “甘”, 作为“美”的本义, 产生于人的味觉。“生最初的美感, 大概是很合理的。由味觉扩展到五觉, 的美(美丽) 、触觉的美(柔美) 、听觉的美(美乐) , 中国古人所能感觉到的世界, ②“美”的初级形态。

2. 由人的“, 被提升为以素质好为美、以才能卓越为美, 体现了中国古人的美感生, 同时也是中国古人从“自然。它们被编织进了“美”的语义网络, 表明了人的审“美”的视野的扩大。

三、文化之象:建筑和语言的同源结构

③“人不仅通过思维, 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中国人调动自己的“全

部感觉”所认识的世界, 在结构上常常具有同源性。中国建筑和中国语言提供了丰富的文化

之象, 可以归入一个同源相似的深层结构。结构使人们产生对于事物的映像, 这一映像在建筑和语言中出于相似的设计模式, 即不是运用概念、理性, 而是通过活泼的生命形式去接近对象。因此, 无论是建筑的蕴致, 还是语言的蕴味, 都体现出立象尽意的魅力和主体在文化创造过程中所遵循的某种约定性通则。

在中国文化系统中, 建筑意义上的家, 作为“后语言结构”和语言意义上的“家”, 都可以读解为小农经济的文化符号。

就建筑而言, 家的空间形态最初是一栋两宇、周边有墙围护的简易住所, 大屋顶挑出墙体的部分与外墙组成的空间区域, 属于模糊空间。屋顶翼角起翘的反宇, 既缓解了屋顶覆盖的沉重感, 也象征着屋主人与上天的精神沟通。四角攒尖顶或双面坡顶的屋面, 树枝、草茎、泥土合成的墙体, 把人从自然的怀抱里“圈”起来, 同时以血缘群体为单位, 把家人与外人隔离开来, 人们在这个被围护的空间内生息繁衍。然而, 人并不是这个空间内的唯一角色, 与人“共享”这个建筑空间的, 还有禽畜。考察一下傣族竹楼、羌族碉房、藏族碉楼、42

广西壮族全楼、苗族吊脚楼、客家土楼圆宅、阿昌族民居等, 一般上层住人, 下层圈养禽畜; 客家土楼方宅畜圈置于后房; 云南凉山地区彝族瓦板屋以火塘为中心, 一端住人, 一端为牛羊猪圈; 纳西族民居三房一照壁亦为人畜共处的空间。江南民居也常常是人和禽畜共处于同一院内。在我当年插队的乡村, 这种情况就非常普遍。

与作为建筑之象的家互相映射, 汉字“家”通过“宀”、“豕”组构的文字造型, 复现了一个鲜活的人畜共处的文化之象。从表面上看, 在“宀”和“豕”之间, 隐去了一个“人”, 实际上, 这个没有被物化为抽象符号的“人”, 既是“宀”(古代一种房屋的象形符号, 《说

) 的居住者, 也是“豕”的饲养者“(家”有“家养的”文》解作“交覆深屋”、“驯化的”等

语义) 。因此, 作为文字图像的“家”, 十分凝炼地概括了人畜同在的本质, 成为“前人所以

) 的文化标识。垂后, 后人所以识古”(《说文解字・序》

循着上述同构现象继续追索, 还会有进一步的发现:

《管子・侈靡》“弊也者, 家也。”郭沫若等集校:“家, 读为稼……稼, 家事也。”《广韵》也有“稼, 家同。”之说。“稼, 家同”的语义关联, 分别以流动形态和固定形态体现为相应

) , 的具象形式:古人“五亩之宅, 树墙下以桑”(《孟子・梁惠王上》

拱院内植葡萄等, 可以看作家稼关联固定形态的具象体现; 古人, 现今农村一些地区在田边地头临时搭建的窝棚等, 联的流动形态。

如果说人畜同在、, 那么, 。

。条件差的, , 白天从事手工劳作, 夜晚用于寝卧。

, 宋代一些经济较繁荣的城市, 临街出现一种前铺后居的家, , 辟为铺面, 兼作整座房屋的出入通道, 铺面为内引居室、外接街坊的空间结点, 使经营者及其家属的日常起居和商业活动集中在一个空间处所。

人畜同在, 家稼关联, 住居和生产经营合一, 个体家庭自给自足, 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家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既在建筑中显象, 也在语言中显象, 它表明了家与私有制的关联。所以, 汉语“家产”、“家业”等, 同时也是“家私”的类义符号。

家的建筑造型和“家”的语象造型互相印证, 在家的建筑摹拟和“家”的语义引申中仍然同构。

“家”的古义可以指“国”。所以, 国中一些建制, 常常是对于家这个最小的社会组织细胞的结构摹拟。这种摹拟在平面布置上落实为两个最重要的特征:围绕“十”字中轴, 呈“井”字分割, 进行空间布局。“十”字中轴是“尊者居中”观念的物化展开; “井”字划分的结果, 形成间隔为“五”的空间格局, 体现为中国古代神秘数字“五”的有意味的形式。古代都城建制通常是平面按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对称格局布置, 例如:左祖右社, 宫殿居中; 左昭右穆, 大祖居中。传统建筑二宫制、四向制, 以及前堂后室、前朝后寝、前朝后市、

前铺后居、前庙后学等建筑形制, 都隐含了“十”字中轴位置, 反映出别君臣、夫妇、兄弟、尊卑、内外等伦理内容。在建筑平面布置上, 左右前后向“十”字轴心围聚, 形成封闭的向心型格局, 适应宗法制度和人伦关系的需要, 产生安全稳定的形象感受, 与封闭型社会结构和超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相合。而这一切, 与传统四合院———典型的一己之家, 形制同构。四合院以南北一正房一倒座, 东西两偏房围绕矩形中庭分布的空间格局, 在平面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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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围绕“十”字中轴, 呈“井”字分割的向心型院落。大概正因为家的基本营造格局在国中被不断仿制, 家这个基本的社会组织细胞在国中被不断放大, 所以中国人常用“家国之思”、“家国之痛”之类的话语来传递家国一体的意识。

四、整体情境:建筑组群和语言完形

在中国哲学中, 主体心灵和外在世界的关系, 表现为一种将局部置入整体, 将个体汇入“关系”的浑融把握; 外在宇宙的全息图像, 规定着内在心灵的整体观照。相对于局部而言, 整体是能动的; 相对于整体而言, 局部是被动的、服务于整体的存在。个体作为对象, 只有被置入某种“关系”时, 才能够显示其价值。体现个体价值的“关系”, 既追求儒家强调的人与社会的和谐; 也追求道家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二者在整体互补中, 对象化为中国建筑有机关联、整体规划的空间组织结构。

从单体建筑看, 结构组合至关重要。不突出个体形象, 而依靠梁柱檩枋等构架的相互咬合, 构成复杂的整体框架, 平面展开的单体建筑强调整体组构, 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显著特征。即使外观造型孤高突兀的塔, 也不突出个体形象, , 达到人与自然的精神沟通。如浙江杭州钱塘江畔月轮山麓六和塔, 60, 由于择地依山傍水, 与秦望山脉妖”的建筑主题使人产生压迫感和威慑感, , 而是通过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因借, 在整体“。

从群体建筑看, , 构成正室、偏房、厅堂配套的组群, ; , 构成纵横交错、多层连接的大型群落, , 构成两大组块, 空间序列由, 众多单体建筑拱卫在中轴线两侧, 突显出“王权至尊”的建筑主题; , 构成环环相扣的几进院落, 如山东曲阜孔庙, 由引导建筑(牌坊

、棂星门等) 、主体建筑(大中门至大成殿) 、和附加建筑组成9进院落; 园林、楼观建筑更着意展示有机关联的空间序列, 如湖南岳阳楼与三醉亭、仙梅亭构成建筑组群, 座落在洞庭湖畔, 洞庭波涌环抱建筑物, 以大水面衬托空间伸展, 产生建筑空间向外扩张的形象感受, 空间感流动、通透, 视野开阔。整体设计借湖面的自然形态, 展示空间层次和序列, 使“洞庭天下水”和“岳阳天下楼”互相阐发。

正像中国建筑强调整体联系, 中国语言也强调整体情境。

置身于汉语世界, 最忌胶柱鼓瑟, 泥于一端。个别的语言符号, 必须汇入一个更大的系统, 作为一个被整体认知的对象, 才能提供完满的说明。也就是说, 当中国人借助语言去体认世界的时候, 不注重对句子单位的零星分析, 传统的语言研究不注重句子结构的层次分析, 甚至也不十分注重句际关系的逻辑推衍, 而是特别讲究从有机整体的审美关联中去观照对象。如同建筑中的个体必须汇入“关系”才能显示其价值, 个别的语言符号也只有汇入特定的关系, 才具有可分析性。这种“关系”, 在广义上可以理解为:言语形式之间的联系; 言语形式和言说者之间的联系; 言语形式和文化语境之间的联系等。一句话, 语言的意义, 在各种关系网络中存在。中国语言以它的词汇系统凝固了主体关于世界的常规经验, 这种经验一般不是经过逻辑切割的碎片, 而是有机关联的完整构成。例如:

在中国古代礼仪系统中, “左”为尊位, 故汉语“左席”意为尊席; 但在古代职官系统中, “右”为尊位, 故古语“右署”, 意即高级官员。顾炎武《日知录》称“古人之坐, 以东44

向为尊。”《风俗通》却又认为“西者为上”。作为个体存在形式, “左席为尊”、“右位为尊”、“东向为尊”、“西者为上”, 这些表述似乎都合理, 但是当它放到一起的时候, 似乎又互相“消解”、互相“颠覆”, 实际上它们因受着不同的观念支撑, 而在一个更大的系统内体现其存在的合理性。概括地说, 即:

1. 从阴阳观念出发, 中国古人尊左卑右;

2. 从权力崇拜出发, 中国古人尊右卑左;

3. 从太阳崇拜出发, 中国古人尊东卑西;

4. 从神秘崇拜出发, 中国古人尊西卑东。

如果出于1. 2. 双重视点, 则左右皆等; 如果出于3. 4. 双重视点, 则东西皆贵。由于左右的方位确定随主体的视点移动而变化, 东西的方位确定不随主体观点的移动而变化, 因此, 当主体面南或面北的时候, 尊左或尊右的内涵是不同的。又由于尊左和尊右的背后, 有着不同的观念支撑, 因此, 当不同的观念作用于人们的方位意识时, 便可能引发出崇左尚右和尊东贵西文化关联的复杂对应。我把这种复杂现象归纳为:

尊左卑右/尊东卑西　　主体面南:尊右卑左/尊西卑东

尊左卑右/尊西卑东　　主体面北:/因此, 孤立地解释汉语方位词的文化蕴含, 古代城门一般东城门高于西城门———, 二者的方位确定, :前者从阴阳观念出发, 尊左卑右, 尊右卑左, 连及尊西卑东(与古时右) , 才能有效地解释:“左、右尊”的观念显现而被肯定, 同时又可以作为“卑”的

④。

中国语言的认知完形, 在我们读解作为符号集合的动态话语序列时, 显得更为重要。最具民族特色的汉语修辞策略“互文”, 就很能说明问题。理论界对于汉语中的互文现象, 比较多地提醒人们应该怎样理解文意。而较少去追究为什么必须这样理解文意。如果从逻辑层面解析互文, 我们会发现, 对于互文的意义追寻, 存在着两个步骤:整合, 以人们熟知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为例:

　　重组:秦时明月汉时关=秦时明月秦时关+汉时明月汉时关

　　整合:秦时明月秦时关+汉时明月汉时关=秦汉明月关

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空, “秦汉明月关”在“立象尽意”的过程中凝定为一种审美化的表述:“秦时明月汉时关”; 又在“观象寻意”的过程中, 被置入一个语义互渗的场制约之中, 以获取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形式意味———“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审美信息, 远远多于“秦时明月秦时关+汉时明月汉时关”。认知方式上的整体把握, 对应于汉语思维浑然一体、未经切割的整体模式。轻个体意味, 重整体完形, 是汉语的灵魂。

(下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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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basic tendency and feature of mor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in 21th century

J IAN G Bing

(Department of Marxism T eaching , Fujian Hua Nan Women s college , Fuzhou 350007, China ) Abstract :With the arrival of knowledge economy has brought the great challenge to the tra 2di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pattern of talent s nature. The moral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should renew the moral concepts and improve moral contents manufacture and method to adjust to the challenge. K ey Words :Moral is the basis ; compound character ; moral system ; Method (上接第45页)

①J ・Deely. Introducing Semiotic.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②笠原仲二. 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 , ③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1241④谭学纯. 左、右/东、:社会科学战线, 1994(5) :259—266.

(责任编辑:叶　普)

Architecture of China and Chinese Language :the cultural Creations that are same in structure

and different in character

TAN Xue 2chun

(School of Chinese L anguage and Literature , Fujian Nomal Univ. , Fuzhou 350007, China ) Abstract :Architecture of China reflects the space place of Chinese in nature through visible figures impression , and Chinese reflects Chinese people s speech order in social relations net through invisible consciousness abstract. As the cultural creations that same in structure and dif 2ferent in character , architecture of China and Chinse have set and developed through different channels , but they are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in culure all along.

K ey Words :Architecture of China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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