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资本论简介

(一)：收入不平等成焦点

财富分配已成为时下最广泛讨论和颇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但是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其漫长的演进过程呢？私有资本的不断积累真如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预言的那样，将导致财富被少数人掌握吗？或者如西蒙·库兹涅茨在20世纪所设想的那样，增长、竞争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博弈将会逐渐降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促进其更加和谐地发展？我们对财富和收入从18世纪演变至今真正了解多少？当下，我们从中又可以汲取怎样的经验呢？

从马尔萨斯到李嘉图

经典政治经济学诞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法两国，关于社会分配问题的讨论贯穿始终。人口的持续增长——这是以前不曾出现的情况——再加上农村人口的外迁以及工业革命的来临，使每个人都深深意识到激烈的变革正在进行。这些剧变又是如何影响财富分配、社会结构以及欧洲社会政治稳定的呢？

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原理》一书中明确指出：人口过剩是影响财富分配的首要因素。他建议要立即停止所有给穷人的福利资助，严格控制贫困人口的增长速度，否则这个世界将会因人口过剩而变得混乱而痛苦。

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主要关注的是土地价格和土地租金的长期演进。和马尔萨斯一样，他的著作几乎没有进行过真正的统计。尽管如此，他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知识是非常精通的。他受到马尔萨斯模型的影响，但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对以下逻辑悖论十分感兴趣。一旦人口和产出开始稳步增长，相对于其他商品，土地会越来越稀缺。根据供需原理，这意味着土地的价格会不断上升，支付给地主的租金也会上涨。如此一来，地主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而提供给其他人的份额就会减少，从而破坏社会平衡。李嘉图认为，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政治上来说，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是稳步增加对土地租金的税收。

这一悲观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土地租金在较长时间内仍将居高不下，但最终，随着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下降，相对其他财富形式，农田的价值不可避免地下降了。在19世纪初期，李嘉图没有办法预测未来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或工业的发展。就和马尔萨斯一样，他不能想象人类会从食物需求中完全解放出来。

然而，他对土地价格的洞察仍是有趣的：他提出的“稀缺性原则”意味着某些价格可能在几十年后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这可能足以动摇整个社会。价格体系在协调数百万个体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现今新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有着数十亿人。问题是，价格体系既不能发挥约束作用也不能体现道德观念。

在21世纪，对于理解全球财富分配来说，忽略“稀缺性原则”的重要性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了更具说服力，我们可以用世界主要国家首都城市房地产价格，或者石油的价格来代替李嘉图模型中农田的价格。在这两种

情况下，如果将这一发生在1970～2010年间的趋势推导至2010～2050年或2010～2100年，将导致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相当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失衡——这将使我们不可避免地想起李嘉图的预言。

可以肯定的是，原则上有一个相当简单的经济机制，可以使经济恢复到平衡的轨道上：需求和供给的机制。如果某种商品的供给不足，价格太高，那么，对该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这将导致其价格的下降。换句话说，如果房地产和石油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搬到乡村或者骑自行车出行（或两种都做）。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明白，绝不能排除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在涉及某些相对价格发生巨大变化的财富分配上，会有大而持久的分歧的可能性。这是李嘉图稀缺性原则的主要含义。

马克思的光辉超越时空

在马克思于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也就是李嘉图的稀缺性原则发表半个世纪后，经济和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问题不再是农民能否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或是土地价格将疯狂的上涨，而是如何理解现在正迅猛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

当时最引人注目的现实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但在人口增长和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大环境下，大批农村人口外迁，导致大量工人涌入城市贫民窟。工人们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非常低。新的城市悲剧发生了，更为明显，更让人震惊，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旧制度造就的农村悲剧更加悲惨。《萌芽》、《雾都孤儿》和《悲惨世界》并不是来源于其作者的想象力，而是来自于在工厂工作的那些根据法律限制仅大于8岁（1841年的法国）或在矿山工作的大于10岁（1842年的英国）的童工们。

事实上，今天我们所掌握的所有历史数据表明，直到19世纪的下半叶——甚至是到后三分之一时间才出现了工资购买力的显著上升。从19世纪的第一到第六个10年中，工人的工资停滞在非常低的水平——接近甚至不如18世纪及其之前的水平。据我们的观察，英国和法国在这漫长的工资停滞的阶段停留了更久，因为在这一时期他们的经济增长正在加速。我们在1870～1914年间看到的充其量是一个稳定在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不平等，以及在某些方面不平等程度的螺旋上升，尤其是财富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很难说如果没有因战争引发的重大经济和政治冲击，这个轨迹将会向何处发展。借助历史分析和一点远景预测，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些冲击视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强大到足以减少不平等的唯一力量。

无论如何，资本在19世纪40年代繁荣发展，工业利润增长，但劳动收入却停滞不前。这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当时还没有出现完整的国家统计数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一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起来了。他们的中心论点很简单：如果经过半个世纪的工业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还是和之前一样悲惨，而立法者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禁止工厂雇佣8岁以下的儿童，那么工业发展的好处在哪里？技术创新、辛苦工作以及人口流动的好

处又在哪里？现有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破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想知道其后的长期演变：你们到底还能说些什么呢？

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设定的任务。1848年，在“民族春天”运动（这是指在那年春天爆发的欧洲革命）爆发的前夕，他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一篇简短而强有力的文章，它的第一章由一句名言开始：“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文章第一部分以同样著名的革命预测结尾：“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接下来的20年里，马克思写了多卷的论述文章对这个结论进行论证，同时第一次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及其崩溃的原理。

和李嘉图一样，马克思将他的研究重心专注于对资本主义体系内在逻辑矛盾的分析上。他因此寻求将自己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区别开，马克思认为这些人只是一味地谴责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却不曾为解决他们的实际经济困难提出真正的科学分析。总之，马克思将李嘉图的资本价格模型以及稀缺性原则作为强化资本主义动态分析的基础，当时资本是工业设备（比如机械、厂房等）而非固定资产主导，因此原则上累积资本数额没有限制。事实上，他的主要结论可以被称为“无限积累原则”，即资本将不可逆转地不断积累并最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个没有天然界限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终将灭亡预言的分析依据：资本收益率稳定降低（这样将遏制资本积累并导致资本家之间的激烈冲突）或是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无限制地增长（这迟早将变成工人运动的导火索）。不论发生何种情况，社会经济均衡或是政治稳定都将变成奢望。

尽管存在局限性，马克思的研究在很多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首先，他以一个重要问题开始（关于工业革命期间空前的资本积聚），然后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现代经济学家都应该以他为榜样并从中受益。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提出的无限积累原则表现出其深邃的洞察力，它对于21世纪有效研究的意义毫不逊色于在19世纪的影响。

不平等问题应重回核心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显著增加，尤其是美国，其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收入集中的程度回到了——事实上甚至略微超过了上世纪的第二个10年。因此，理解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收入不平等为何以及如何下降至关重要。可以肯定的是，贫穷和新兴国家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很可能会被证明是一种在全球层面减少不平等的有效力量，这与1945～1975年间发达国家的发展情况类似。但是这一发展过程让新兴国家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在发达国家产生的焦虑则更甚。此外，最近几十年在金融、原油、房地产市场观察到的令

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失衡，自然引起对于索洛和库兹涅茨“平衡增长路径”必然性的怀疑，他们认为所有经济变量都以相同的速率在变化。到2050年或2100年，世界会被交易员、高层管理者和超级富豪所拥有，还是会被石油生产国抑或中国的银行所拥有？又或者世界可能将被避税天堂所拥有，因为上述角色中会有许多去那里寻求庇护。如果不问谁会拥有什么，而只是从一开始便假定增长在长期是自然而然“平衡”的，这种想法是很荒谬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21世纪初所处的阶段就好似我们的先辈在19世纪初的状况：我们正在见证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经济的变化，并且很难知道这些变化的广度，或者说几十年之后全球财富在一国内或多国间将如何分配。19世纪的经济学家将分配问题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致力于研究其长期趋势，鉴于此，他们理应得到极高的评价。他们的答案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但至少他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

我们没有任何根本的理由来相信增长是自动平衡的。我们从很早就应该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提出19世纪就已经出现的类似问题。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忽视了财富分配问题。如果不平等问题重新成为中心议题，那我们就必须开始收集足够广的历史数据，以便更好地理解过去和现在的趋势。只有通过耐心地积累事实和样本，再在不同的国家间进行比较，我们才有希望识别出发生作用的机制并对未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预见。

(二)："拼爹资本主义"在21世纪重现

“拼爹”在21世纪重现？

美国当下主要的特征是：创纪录的劳动收入不平等和与传统社会或1900～1910年欧洲相比不太极端的财富不平等水平。它们可能在未来的这个世界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如果是这种情况，未来将出现一个新的不平等世界，比以前的任何社会都更极端 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描写得再清楚不过了。拉斯蒂涅是一名身无分文的年轻贵族，从外省来巴黎学习法律。阴暗角色伏脱冷打算引诱拉斯蒂涅杀人，好去染指一大笔遗产。在此之前，伏脱冷给拉斯蒂涅上了一堂极其可怕的课，详细讲述当时法国社会年轻人可能面临的各种不同命运。伏脱冷对拉斯蒂涅说，认为在社会上通过学习、天赋和勤奋就能成功，那简直是异想天开。伏脱冷为这位年轻朋友详细描绘了他面前的各种事业前景。结论非常清楚：即使他在班里名列前茅，历经许多委曲求全，很快进入光彩照人的法律生涯，他依然只能靠平庸的收入生活，没有指望真正成为大富大贵。

对比之下，伏脱冷向拉斯蒂涅建议的成功策略的确更加有效。年轻的维多莉小姐也住在公寓里，眼里只有英俊的拉斯蒂涅。娶了她，马上就可以染指100万法郎的遗产。他可以在20岁时就拿到每年5万法郎的收入，马上达到他梦寐以求的检察官薪水的10倍，而要当上检察官，还得10年以后。这笔收入也相当于当时巴黎最富有律师50岁时的收入，可当律师还得靠几十年的刻苦努力和阴谋诡计。

成功靠工作还是吃遗产？

19世纪法国的收入和财富结构就是如此，法国最富裕之人的生活水平是仅靠劳动生活的人无法企及的。有这样的条件，为什么还去工作？做事为什么必须遵守道德？既然社会不平等本质上是不道德、不正当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变得彻头彻尾的不道德，使用一切手段获取资本呢？

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的法国，靠继承财富及其收入而获得的舒适水平，只靠工作和学习的确达不到，这种情况尽人皆知。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也非常

诚然，劳动收入也不总能得到公平分配，但把这个社会正义问题简化成是劳动收入重要还是遗产收入重要也是有失公允的。虽然如此，民主现代性的基础是认为源于个人天赋和勤奋的不平等比其他不平等更合乎情理，或者至少我们希望向这个方向发展。

其实，伏脱冷的教导在20世纪的欧洲一定程度上不再管用了，至少一段时间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继承来的财富不再重要，并且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工作和学习成为出人头地的最可靠路径。今天，多数人依然相信，自伏脱冷教导拉斯蒂涅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依靠学习、工作和职业成功，不仅更加道德，也更有钱可赚。

伏脱冷的教导让我们关心两个问题，第一，从伏脱冷那个年代以来，我们是否能够确信，劳动收入与遗产收入的相对关系已经彻底转变？如果是，程度有多大？其次，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认为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那么它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还会被逆转吗？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必须先介绍几个基本概念，以及不同社会不同时期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基本形态。收入一直可以表示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总和。工资是一种劳动收入，从定义上讲，在所有社会中，收入不平等都是这两部分的总和：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这两部分中每种收入的分配越不平等，总收入的不平等就越大。

第三个决定因素是这两方面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拥有高劳动收入的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也享有高资本收入？从技术上讲，这个关系是一种统计相关性，其他因素相等的情况下，相关性越大，总的不平等程度越大。实际上，有的社会里，资本不平等严重，资本所有者根本没有必要工作，那么这个相关性经常很低，甚至为负数。那么今天是什么情况，将来是如何呢？

现实劳动收入差距严重

在多大程度上，劳动收入不平等是温和的、理性的或者今天已不再是个问题？的确，劳动方面的不平等总是比资本方面的不平等小得多。然而，忽视它们也是相当错误的，首先是因为劳动收入一般占国民收入的2/3到

3/4，其次是因为国家之间劳动方式有显著差异，这表明和国家差异对这些不平等和许多人的生活条件有重大影响。

在劳动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比如1970～1990年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上层10%的人拿到总工资的约20%，最底层50%拿到约35%。在工资不平等处于平均水平的国家，包括当今的多数欧洲国家，最上层人群占有总工资的25%～30%，中间阶层人群约占30%。

相似。工作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财富的多寡，不管是靠继承还是靠婚姻。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各个地方几乎都是这样，而一战成就了过往世袭社会的自我毁灭。

在多数最不平等的国家，最上层10%拿到工资总额的35%，最底层50%只拿到25%。换言之，这两个群组的均衡状态几乎被彻底逆转了。在最平等的国家，最底层50%在总收入上接近最上层10%的两倍，然而在最不平等的国家，最底层50%比最上层10%还少拿1/3。如果过去几十年在美国出现的劳动收入日益集中还要继续下去，那么到2030年，最底层50%拿到的总报酬只是最上层10%的一半。这种演变显然不一定真的持续下去，但这一点说明，近期发生的收入分配变化决不是毫无痛苦的。

具体地讲，如果月平均工资是2000欧元，平等分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结果是最上层10%每月拿到4000欧元(最上层1%为10000欧元)，中间40%每月拿到2250欧元，最底层50%每月1400欧元。而在更不平等的分配方式中(美国)，则形成明显陡峭的层级：最上层10%每月7000欧元(最上层1%每月24000欧元)，中间的40%为2000欧元，最底层50%只有1000欧元。

对受惠最少的半数人口而言，这两种分配方式之间的差别也不是无关紧要。即便考虑税收和转移支付，如果一个人每月收入1400欧元而不是1000欧元(额外增加40%的收入)，那么对生活方式、住房、度假、项目投资、子女花费等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

这两种分配方式的差别对高收入人群的影响也很大。一个一辈子每月挣7000欧元而不是4000欧元的人，不会花钱买同样的东西，不仅会对所买的东西而且对他人也会产生更大影响：例如，这个人可以雇用收入不高的人来服务于他或她的需要。如果美国的那种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到2030年，收入最高的10%会每月赚9000欧元，中间的40%每月挣1750欧元，最底层50%每月只有800欧元。收入最高的10%因此可以用一小部分收入雇用许多最底层50%的人充当家庭佣人。

显然，这一同样微薄的工资和上述两种非常不同的劳动收入分配方式是不矛盾的，但却会给不同的社会群体带来迥异的社会现实。在一些情况下，这些不平等可能激起冲突。因此，了解决定劳动收入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非常重要。

资本收入拉大贫富差距

虽然劳动收入不平等有时被视为温和不平等，不再会激起冲突，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资本所有权分配相比较的结果，而后者在每个地方都是极端不平等的。

在财富分配最平等的社会(还是20世纪70、80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富裕的10%占有国民财富的50%。当下，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在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

最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在所有这些社会里，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最贫穷的50%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

如同工资不平等的情况，重要的是要很好把握这些财富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设想有一个每位成人平均净财富为20万欧元的社会，当今最富裕的欧洲国家大体属于这种情况。这一私人财富可以划分成两个大致相等的部分：一方面是房地产，另一方面是金融和商业资产。

如果最贫穷的50%占有财富总额的5%，那么从定义上讲，这一群组的每个成员平均占有全社会每个成员平均财富的10%。在上一段落的例子中，这意味着最贫穷50%中每人平均占有净财富2万欧元。这不算小数目，但与社会其他财富相比就非常少了。

具体而言，在这样一个社会，最贫穷的半数人口一般都是庞大的数目(一般占总人口的1/4)，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财富，或者顶多几千欧元。实际上，有些人仅拥有负的净财富(他们的债务超过资产)。其他人拥有少量财富，约6万到7万欧元，也许还多一点。这些情况，包括存在大量绝对财富接近于零的人员，导致最贫穷的半数人口平均财富约为2万欧元。

对这一半数人口来说，财富和资本概念是相对抽象的。对数百万人来讲，“财富”加起来不过是支票账户或低利率储蓄账户里几个星期的工资、一辆汽车和几件家具。无法逃避的现实是：财富非常集中，社会中大部分人几乎意识不到这种情况的存在。

在天平的另一端，最富裕的10%占有总财富的60%。因此，该群组每个成员平均拥有该社会平均财富的6倍。

总收入不平等或更极端

最后，让我们转向总收入不平等问题，即劳动收入加资本收入。不出意料，总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居于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之间。也请注意，总收入不平等更接近劳动收入不平等而非资本收入不平等，因为劳动收入一般占国民总收入的2/3到3/4。具体地讲，在20世纪70、8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平等社会里，收入层级的最上层10%占有国民收入的约25%(当时的德国、法国是30%，现在则高于35%)。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里，最上

层10%占有国民收入的50%(最上层1%占有约20%)。旧制度及美好时代之时的法国和英国是这种情况，当今的美国也是这种情况。

我们有可能想象出财富集中度更大的社会吗？可能不会。例如，如果最上层10%占有年产出的90%(和财富分配一样，最上层1%占有50%)，革命就可能发生。说到资本所有权，这样高的集中度早已成为严重政治紧张的源泉，用全民公投通常难以调和。

即便如此，也没有理由断言最上层10%永远不会占有国民收入的50%以上，或者这种象征性门槛一旦越过，一国经济就会崩溃。实际上，现有历史数据还不够完善，这一象征性极限已被突破也并非没有可能。尤其是，在旧制度下，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夜，最上层10%可能已经占有国民收入的50%，甚至60%还多。其他传统农业社会也可能已经是这种情况。如果劳动收入不平等继续像最近几十年一样渐增，那么美国在2030年左右就可能创下新纪录。最上层10%那时会占有国民收入的约60%，而最底层半数人口只拿到区区15%。

在这一点上，我坚持认为，重要问题是不平等的合理性而不是大小。这就是为什么分析不平等的结构非常重要。一个社会的总收入分配达到非常不平等(最上层占有约50%，最上层1%占有约20%)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达到这种高度不平等的第一种方式是“超级世袭社会”(或“食利者社会”)：在一个社会中，继承财富非常重要，财富集中度达到极端水平。那么，总收入层级由非常高的资本收入主导，尤其是继承资本。这是我们在“旧制度”下的法国和欧洲所看到的格局，各国总体上差异很小。我们需要弄清，这种所有权结构和不平等是如何出现和持续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只属于过去(当然除非它们也与未来相关)。

达到这种高度不平等的第二种方式相对较新。这主要是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间创造的。这里我们看到，非常高的收入不平等可能是一个“超级精英社会”的结果。人们也可以称之为“超级明星社会”。换言之，这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但是收入层级顶端是非常高的劳动收入而非继承财富收入。

实际上，我们发现这两种逻辑在每个社会都起作用。美国当下主要的特征是：创纪录的劳动收入不平等和与传统社会或1900～1910年欧洲相比不太极端的财富不平等水平。

(三)：收入不平等导致金融危机

美国收入不平等迅猛扩大

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1950～1980年间达到了最低谷：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占到了美国国民收入的30%～35%，与法国今天的水平大致相当。保罗·恋旧地称之为“我们所爱的美国”。

然而，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就开始迅猛扩大。最富的10%人群的收入份额从上世纪70年代的30%～35%上涨到本世纪头十年的45%～50%。这让人很自然就会想到，这样的快速膨胀到底还能持续多久？

对于这种变化，我们有必要停下来做出几点说明。首先，我所基于的数据，只考虑了在所得税表格中的申报收入，并没有对任何由于各种合法和非法因素造成的资本收入低估进行矫正。通过对多种可得的资料的比较分析，可以估计，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最富10%的人的收入略超过美国国民收入的50%。

其次，还要注意，在过去三四十年里，股市的狂飙和资本收益只是最富10%的人收入份额结构性上涨中的一部分。可以肯定的是，资本利得在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7年也是如此：这两个时期，资本利得一项就为最富10%的人的收入份额增添了5个百分点，这一数额是巨大的。之前的纪录是在1928年，即1929年的前夕，那时也不过是3个百分点而已，但这种水平难以长期持续下去。如果我们简单忽略掉资本利得（鉴于这种类型的收入在美国的重要性，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法），仍会发现最富10%人群收入份额的增量很大，上世纪70年代为32%左右，2010年上升到超过46%，增加了14个百分点。上世纪70年代，资本利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1%～2%，到2000～2010年间为2%～3%。因此结构性上涨在1个百分点左右：并非一点不重要，但与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额上升的14个百分点相比，这确实不算什么。

通过考察不含资本利得的数据序列，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识别美国不平等扩大的结构性特征。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2010年，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额（不含资本利得）的上涨表现得相对稳定乃至保持恒定：上世纪80年代在35%的水平，到90年代达到40%，到世纪之交达到45%。更引人注目的是，2010年的水平（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额已超过国民收入的46%，当然这剔除了资本利得收入）已经明显高于2007年即金融危机前夕的水平了，而且2011～2012年的早期数据显示，这种增长仍在继续。

短期波动未改变长期趋势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事实清晰表明，不能指望这样的金融危机本身来结束美国不平等的结构性扩大。可以肯定的是，股市崩盘的直接后果是不平等的扩大总会随之变得更为缓慢，就像它总在股市繁荣时期扩大得更为迅速一样。2008～2009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就像2001～2002年第一次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在股市上获利已风光不再。这些年份的资本利得确实下降了。但是这些短期的波动并没有改变长期趋势，因为长期趋势是由其他力量决定的。我现在必须阐明这些因素的逻辑机制。

进一步的分析很有必要将收入最高的10%人群分解成三组：最富有的1%，紧接着的4%，和底部的5%。不平等增长的大部分来自“1%”，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上世纪70年代的9%上升到2000～2010年的大约20%（资本利得的波动使得年度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总体增加了11个百分点。可以肯定的是，底部的“5%”群组（2010年家庭收入介于10.8万美元至15万美元之间）以及“4%”群组（收入介于15万美元至35.2万美元）也经历了大幅增加：前者占美国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1%增加到12%（1个百分点），而后者从13%升至16%（3个百分

点）。很明显，这意味着自1980年以来，这些社会群组的收入增长大大高于美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而且高出的程度不容小觑。

美国学院派经济学家也算是高收入组的一员，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美国经济运行得相当不错，特别是它准确而恰当地给才能和功绩以物质回报。这种反应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事实是位于他们之上的社会群组更厉害：国民收入增长的15%归于10%的人；其中的约11%，或者说近3/4属于那“1%”群组（2010年收入超过35.2万美元）；这其中又有大约一半归属于那“0.1%”群组（年收入超过150万美元）。

正如我刚刚展示的，金融危机本身似乎并未对不平等的结构性上涨产生影响。是否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呢？有没有可能是美国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助推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呢？美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收入份额在上个世纪两次达到峰值，一次是在1928年（在1929年经济危机前夕），另一次是2007年（在2008年危机前夕），考虑到这些特征，上述疑问很难避免。

美内部不平衡是全球四倍

在我看来，毫无疑问，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国家的金融不稳定。原因很简单：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一个后果是，美国中下收入阶层的购买能力发生实质停滞，这必然增大了普通家庭借债的可能性，而那些不择手段的银行和金融中介机构免于监管，并渴望从流通到体系中的巨额储蓄中赚取优厚利息收入，进而就慷慨提供了日益增长的授信额度。

为支持这一论点，我们必须要注意到，1980年以来，美国国民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大约15%）从最穷的90%人口转向了最富的10%人口。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危机发生前30年（即1977～2007年间）美国经济的增长情况，就会发现最富的10%人口占据了增长总额的3/4，这一时期最富的1%人口就独自占据了国民收入增长的近60%。因此，对于剩下的90%人口，收入增长率每年不足0.5%。很难想象，在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如此极端分化的情况下，这个经济和社会如何能够持续运转下去。

很明显，如果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伴随着异常强劲的美国经济，情况将大不一样。然而不幸的是，这并非事实。与过往几十年相比，美国经济增长更为缓慢，这导致中下收入阶层的实质停滞。

还要注意，这种在社会群体内部的收入转移规模（大约占到美国国民收入的15%）大约是美国本世纪头10年贸易逆差规模（大约占到国民收入的4%）的四倍。这种比较的意义在于，这一巨额贸易逆差（对应着中国、日本和德国等的贸易顺差）经常被认为是造成“全球不平衡”的关键因素，而这种不平衡使得多年来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体系变得不稳定，进而导致了2008年危机的发生。这是有可能的，但要知道的是，美国的内部不平衡是全球不平衡的四倍。这提示我们，要探索很多问题的根源及应对措施，更应关注美国国内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归咎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

综上所论，如果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或者更一般意义上的全球金融体系长期不稳定的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是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这种说法总体上是过头的。在我看来，这种不稳定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资本/收入比率的结构性上升（在欧洲尤为如此），加之国际资产头寸总量的大幅增长。

（四）：继承财富在21世纪如何演变？

财富集中于老年人

正如《人间喜剧》中伏脱冷对拉斯蒂涅说的那样：通过勤奋工作和努力学习未必能过上舒适高贵的生活，唯一现实的途径是迎娶维多利小姐以获得其继承的遗产。

在19世纪的法国，年度继承额大约是国民收入的20%～25%，在19世纪末时该比例有小幅抬升，这反映出几乎所有的存量资本都来源于遗产继承。因此在19世纪的小说中遗产继承总是热门话题，这显然不仅仅是因为债台高筑的巴尔扎克们对遗产继承问题有特殊癖好。这是因为遗产继承在19世纪法国社会是属于核心议题，其重要程度与经济活动和社会运行不相上下。此外遗产继承的重要性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削弱。恰恰相反，在1900～1910年间，遗产继承的规模反而较伏脱冷、拉斯蒂涅和伏盖公寓所处的19世纪20年代变得更高(从国民收入的20%上升到了25%)。

随后在1910～1950年间，继承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出现了大幅下降，但从1950年开始该比例又持续回升并在20世纪80年代有明显的加速上涨，在整个20世纪有较大的波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每年遗产和馈赠额对国民收入的比例相对稳定，但在1910～1950年间却跌到了最高水平的1/5到1/6(最低时继承额仅占国民收入的4%～5%)，但在1950～2010年间又恢复到占国民收入15%的水平。

1914～1945年间继承额的萎缩程度几乎是私人财富缩水的两倍，因此遗产减少并不完全是由整体财富缩水所引起。从舆论看，民众普遍认为遗产盛行的年代已经结束。1950～1960年，遗产和馈赠额在国民收入中仅占若干个百分点，因此人们自然认为遗产效应几乎消失，因而尽管资本整体重要程度较过去有所下降，但现有财富几乎都是个人通过这辈子的勤俭奋斗而积攒下来的。在这种条件下成长起了几代人，尤其是那些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所谓婴儿潮一代，这批人自然会认为通过当世勤劳而不是靠祖先庇荫致富已经是“新常态”。

与此相对，当今世界由“70后”“80后”组成的年轻群体却有不同感受，他们感受到(或多或少)遗产继承的重要性将会重新在他们的生活或者亲朋好友的生活中凸显。以房产为例，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来自父母的赠予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能否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在什么年纪住上自己的房子以及房子的位置面积如何。至少与上一代人相比，来自父母的赠予对当前年轻一代人来说更加重要。遗产继承对年轻一代的生活、职业以及个人和家庭选择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对婴儿潮一代人的影响。

从理论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继承财富的重要性会下降，因为财富的重要性在下降。然而现实情况的发展却并非如此，或至少没有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从19世纪到20世纪，土地资本变成了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房地产，但资本的重要性依然无损，当前资本/收入比似乎正在恢复到一战前欧洲“美好时代”以及此前的历史最高水平。

如果人类平均死亡和遗产继承时间都向后延伸，这是否意味着继承财富的重要性在减弱？答案是：未必。这是因为在世的人之间的相互馈赠日益重要，部分抵消了老龄化效应，此外也可能是因为尽管继承期向后推，但所继承的财产额也在增加，因为在老龄化社会，财富会随着年龄增长。换言之，死亡率的下降趋势，尽管从长远看不可避免，但该效应也会因年长者相对财富的增加而有所抵消，因此继承财富量依然不会有多大变化或至少不会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急剧下滑。

总之，遗产继承在老龄化社会中会延后，但财富也会随着年纪增长而增加，后者会抵消掉前者的效应。人均寿命延长意味着生命重要时点的全部后移：人们的学习时间变长、参加工作时点后移、继承遗产时间后移、退休年龄后推、直至死亡年龄的后移。然而，遗产对于工作所得的重要性却未必会发生变化，至少不会像人们有时想当然认为的那样。诚然，遗产继承的时间点后移，这意味着人们

相比过去更必须要有自身的职业发展。但这又被遗产数额增大或馈赠数额增大的效应所抵消。不论如何，遗产重要性的变化是微乎其微的，而不像人们有时所想象的如文明变迁般剧烈。

二战之后财富复兴

在1914～1945年间，由于资本和资本所有者多次受到冲击，这样的自我维系机制崩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之一就是造成了重新创造财富的热潮。数据显示，1940～1950年间出现了迄今为止仅此一次的财富现象，即逝者离世时的平均财富要低于在世者的平均财富。191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80岁群体的财富是50岁群体财富的2.5倍。1931年，高出的幅度只有50%。而到了1947年，50岁年龄段的财富反而比80岁年龄段的平均财富高出40%。更令老者寒心的是，当年40岁群体的财富都超过80岁群体了。这是所有旧有规律都开始失效的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几年内，财富的年龄段分布忽然出现了钟形曲线，而处于顶点的正是50岁群体。只不过在现实状况中，大部分老人的财富并未趋近于零。这与19世纪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当时财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线性增加。

这种明显的财富再造的解释其实很简单。所有财富都在1914～1945年间承受了多次冲击，包括房产毁灭、恶性通胀、企业破产以及强制征用等等，因此资本/收入比就出现了迅速下降。如果粗略看，那么有人可能会猜想，所有的财富都承受了相同程度的破坏，因此各年龄段财富分布还是不变。但事实上，那些在战乱中无所失去的年轻群体反而在战后迅速崛起，而不像上了年纪那样的人难以东山再起。假如有商人在1940年时是60岁，他

的财产在随后的轰炸、强征和破产中消失殆尽，那么他将很难再白手起家。他或许会活到七八十岁，在五六十年代死去，留给子孙的财产极其有限。但与此相反，假如某人在1940年时才30岁，同样也在战火中失去了一切财产(可能本来就没多少)，那么当战争结束后，他还有充分的时间来重新积累财富，因此在50年代，当他到了40多岁时，他的财富可能要超过第一个例子中说的那个70岁的老者。战争让一切归零或接近于零，这必然会产生财富再造的热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次世界大战确实是在20世纪将所有旧世界的瓜葛一笔勾销，由此也造成了人类终于克服了资本主义的错觉。

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遗产继承额会变得如此之低：那些本应在1950～1960年间继承遗产的人并未见到多少遗产，因为其父母一辈没有时间来重整河山，其父母在去世时留下的财产相当稀少。

具体而言，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遗产继承额的下跌要超过财富本身的缩水，实际上遗产继承额的跌幅是整体财富跌幅的两倍。但最为关键的是，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重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过渡阶段，而不是代表人们所想象的结构性变化。在1950～1960年间，随着资本的重新积累以及资本/收入比 值的重新抬升，财富又开始朝着高年龄阶段集中，由此衡量逝者平均财富与生者平均财富的比值 又开始上升。财富的增长与财富向高年龄段集中几乎同步，因此就为遗产继承重要性的强势回归奠定了基础。到1960年，1947年的景象就已经成为历史：60岁和70岁年龄段的财富超过了50岁群体。80岁年龄段的转机则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在1990～2000年间，各年龄段的财富分布愈发陡峭。2010年时，80岁年龄段的财富比50岁年龄段要超出30%。如果把生前的馈赠也算入各年龄段的财富分布，那么2000～2010年的分布图将更为陡峭，基本与1900～1910年的状态接近，即七八十岁年龄段的财富是50岁年龄段群体的两倍，只不过现在的死亡年龄要大大延后，这更使得 值变高。

遗产继承依然重要

鉴于遗产继承额在近几十年的快速增长，自然有人会问，这种快速增长是否会继续下去。

21世纪的遗产继承状况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经济、人口以及政治因素，而历史证明这些因素往往会有规模宏大但难以预测的变化。不难想象，在其他不同情境假设中，结局也会不同：比如说人口或经济增长的明显加速(这种情况发生可能性较小)，或针对私人财富和遗产的公共政策有了显著调整(这种情况倒是很有可能发生)。

然而，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2010～2100年间的储蓄行为应该与过去相差不大。尽管个人行为千差万别，但我们发现储蓄率与收入和初始财富呈正相关关系，但不同年龄段之间的储蓄行为差别却不大：笼统来说，无论年龄如何，人们的储蓄率都很相似。按照财富生命周期理论，年长者会在最后的岁月大量消耗储蓄，但这种现象在现实中似乎并未发生，无论平均寿命会增加多少。这种现象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家族财富传承的动机

(没有人希望在去世的时候真的一无所有，即便是在老龄化社会中)，其他原因还包括纯粹的储蓄偏好以及安全感之需，财富不仅意味着特权和实力，也能让人安心。财富的高度集中(即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群体总是能占有全部财富的50%～60%以上，即便是在各年龄段内也是如此)是解释所有这些现象的关键。自1950～1960年以来财富分布又重新出现集中的趋势，这可解释年长者消耗储蓄行为的缺失(大部分的财富都属于那些不用售卖资产也可以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人)，因此高遗产的状况得以继续，而新的均衡也得以传承，由此，具有社会积极意义的贫富流动就变得有限。

最核心的结论是，在给定的储蓄结构条件下，随着资本回报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率下降，财富积累过程会逐渐加速并变得更加不公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解释了为何 值在1950～1970年间增长相对缓慢。反过来说，缓慢的经济增长也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富逐渐向年长者集中以及继承遗产的重新崛起。从直觉上判断，当增长率较高时，例如工资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那么这将有利于年轻人积累财富并与年长者在财富拥有量上竞争。但如果工资增速下降到了1%～2%的低水平，那么年长者势必会将现有的大部分资产抓在手里，其财富也会按资本回报率的速度增长。这个简单但重要的过程充分揭示了 比值的变动以及年度遗产继承额。

暂不考虑不确定性因素，如此精准的模型自然会让人想到，这些模拟也可用来推断未来。从理论上看，在存在大量储蓄行为情况下，如果增长率低于资本回报率，那么 值的增加可以完全平衡死亡率m的下降，因此最终 m的结果是不受平均寿命影响的，完全是由代际年龄差决定的。那么最核心的结果就是，如果增长率是1%，那么跟零增长率也没有大的区别：因为无论如何，认为老龄化人口会将储蓄花完然后导致遗产财富消亡的这种想当然的结论是错误的。在老龄化社会中，遗产继承者在继承时的平均年龄会延长，但其继承的财富量却在增加(至少对于那些有所继承的人而言)，因此遗产继承对财富的重要性依然保持。

5编辑推荐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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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大热引发阅读热潮，大众读者圈疯狂传阅“如何假装读过《21世纪资本论》的神贴”； 6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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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财富分配已成为时下最广泛讨论和颇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但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其漫长的演进过程呢？私有资本的不断积累真如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预言的那样，将导致财富被少数人掌握吗？或者如西蒙•库兹涅茨在20世纪所设想的那样，增长、竞争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博弈将会逐渐降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促进其更加和谐的发展？我们对财富和收入从18世纪演变至今又真正了解多少？当下，我们从中又可以汲取怎样的经验呢？

以上问题我都将在本书中一一进行解答。我也必须承认，书中的这些答案并不完善，但相比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答案采用了更加广泛的历史资料和对比数据，覆盖了近三个世纪、20多个国家，同时运用新颖的理论架构进行深度解析。现代经济增长与信息传播虽然规避了马克思理论演进结果的发生，但是并未改变资本深层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的现实——至少不像“二战”之后十年中一些乐观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尽如人意。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以民主社会为基础的精英价值观。然而，民主可以重新控制资本主义并且保证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保持了经济开放度，同时避免了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在本书后面的章节，我从这个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这些观点是基于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本质上是对事实的一种客观陈述。 无数据之争？

关于财富分配的争论学术和政治争论，长期以来总是充满偏见并且缺乏事实依据。 每个人都会对所处时代的财富收入水平有自己的直观认识，哪怕他缺乏理论框架或数据分析。可以肯定的是，绝不应该低估这种直观认识的重要性。电影和文学作品，尤其是19世纪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关于不同社会阶层财富和生活水平的详细描述，尤其是对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合乎情理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进行刻画。简•奥斯汀和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小说生动描摹出1790~1830年间英国和法国社会财富的分配情况。两位小说家敏锐地捕捉到各自所在社会阶层的财富层级，他们抓住了财富隐藏的轮廓，以及其对男性和女性生活必然的影响，包括对于婚姻的态度、个人期许和失望的源点。他们和其他小说家用逼真而有力的笔触描绘了社会不平等的影响，而这些都是数据统计和理论分析无法相比的。

当然，财富分配的重要性决定了它必须融合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哲学家的观点。幸运的是，每一个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那些具体的、真实存在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也自然会激发尖锐但又矛盾的政治评判。农民和封建领主，工人和雇主，员工与资本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同时观察到重要的方面——其他人的生活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权力与支配存在的关系有着自己独特的观察，并依据这些观察形成自己

的是非判断。因此，这种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基本主观和心理维度的认识，必然会造成科学分析无法缓和的政治纷争升级。所幸，民主永远都不会被共和所代替。

然而，分配问题也值得进行系统和规范的研究。如果没有精确定义的来源、方法、概念，我们可能会看清一切，也可能什么也看不到。有些人认为不平等总是会增加，整个世界因此变得更加不公平；还有人认为不平等呈自然衰减态势，和谐会自动慢慢生成，我们无须做任何事来冒险打破这份完美的平衡。每个阵营都在指责其他阵营的思维惰性，却同时也暴露出自己的思维惰性相互之间完全是一种“聋子式的对话”。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研究工作——即使不是完全科学的，但至少是系统的、有条理的研究将非常有用。专业分析不会因社会不平等导致的暴力政治冲突而终结。社会科学研究总是会充满试验性和不完美因素的。没有人会要求将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转化为精准科学学科。但是通过耐心地搜集事件和样本，冷静地分析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机制却有可能解开谜团，它可以宣传民主辩论、聚焦正确问题。它有助于重新定义辩论框架，廓清先入为主或欺诈的观点，专注于经常性严格审查。在我看来，这是所有学者（包括社会学家）都要扮演的角色，就像公民更加崇拜那些坐拥财富但无所事事而不是潜心研究的人们一样（即使被支付了报酬——一种符号特权）。

但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财富分配的社会科学研究经过长时间发展，多是基于各种各样的纯理论推测，而确定的事实依据支撑则相对有限。在追溯源头的更多细节之前，我曾为了写这本书搜集了大量相关信息，我希望可以为以上思考的这些问题给出一个直接的历史性观点。

本书的理论和概念框架

在继续之前，我想再多说一些本书的理论和概念框架，以及引导我写这本书的一个思维过程。

我属于这样一代人：1989年我18周岁，那一年不仅仅是法国大革命的二百周年，还是柏林墙倒塌的一年。我们这一代见证了苏联东欧解体，并且对于这种政治制度或者对于苏联没有丝毫的喜爱和怀念。我一向对“反资本主义”那些传统而粗糙的论调免疫，有些论调直接忽略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的失败，很多则与超越它所必需的理性手段有道而驰。我没有兴趣去谴责不平等和资本主义本身——特别是，只要是合乎情理的，社会不平等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正如1789年《人权宣言》第一条宣告的，“依据公共利益而出现的社会差别”。（尽管这个社会公正的定义不严密但吸引人，它根植于历史。我们暂且接受它，我随后会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相比之下，毫不谦虚说，我更热衷于讨论组建社会的最优方式，以及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最合适的机构和政策。此外，我希望看到在法律框架下实现有效而高效的公平正义，法律应该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并且是通过民主辩论而形成的大众都能理解的法规。

也许我还应该补充一点，在我22岁的时候，我体验了一次美国梦，那时候我刚获得博士学位，受聘于波士顿附近

的一所大学。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次经历对于我都是决定性的。这是我第一次踏足于美国土地，且我的工作很快得到认可，这种感觉非常好。这是一个懂得在它需要时如何去吸引移民的国家！但是，到我25岁的时候，我很快意识到我想要回到法国和欧洲。从那时起，除了一些短期的旅行，我再也没有离开过巴黎。我做出这个选择的一个重要原因与这本书有直接关系：我发现美国经济学家的工作并不是那么有说服力。诚然，他们都非常聪明，我在那个时期也结交了许多好友。但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清楚地认识到，我对世界经济问题一无所知。我的论文都是由一些相对抽象的数学定理组成，但同行们都喜欢我的工作。我迅速地认识到自库兹涅茨之后，再也没有同行花精力去收集不平等的动态变化的历史数据，反而是在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大量生产纯理论的结果，并期望我也这么做。回到法国后，我开始收集这些缺失的数据。

坦率地说，目前的经济学科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这种幼稚的做法应该被摒弃了。经济学家们往往沉浸于琐碎的、只有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问题中。这种对数学的痴迷是获取科学性表象的一个捷径，因为这样不需要回答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那些更复杂的问题。在法国做一个理论经济学家有个很大的优势：在这里，经济学家并没有受到学术界以及政界、金融界精英的高度重视，因此他们必须撇开对其他学科的轻视以及对于科学合理性的荒谬要求，尽管事实是他们对任何事情几乎都一无所知。无论如何，这正是这一门学科和所有社会科学的魅力所在：从零开始更有希望获得重大进步。我认为，在法国，经济学家略微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让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非学术圈的人们相信，他们在做的事情很有趣（尽管他们并不总是成功的）。我在波士顿教书时的梦想是到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书，那里的教员里有好些重要人物，如吕西安•费夫尔、费尔南•布劳岱尔、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皮埃尔•布尔迪厄、弗朗索瓦丝•和瑞提尔、莫里斯•古德利尔。我敢冒着被认为有些盲目爱国的风险，承认这一点吗？自20世纪70年代起，社会科学已经对财富分配和社会阶级问题丧失了绝大部分兴趣，尽管我对此深感遗憾，但比起罗伯特•索洛，甚至是西蒙•库兹涅茨，我也许更加钦佩上述学者。在此之前，关于收入、工资、价格和财富的统计在历史和社会研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管怎样，我希望专业的社会科学家和所有领域的业余爱好者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有意思的东西，那些声称“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但对于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有着强烈看法的人也可以从这本书受益。

事实上，经济学并不应该试图与其他社会科学割裂开来，只有与它们结合起来才能获得进步。社会学科共同特点是知之甚少却把时间浪费在愚蠢的学科争吵之中。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财富分配的历史动态和社会阶级的结构，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务实的态度，利用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我们必须从基本的问题开始，并试图去回答它们。学科争论和地盘之争是没有意义的。在我眼里，这本书是个经济学作品，也同时是一部历史学作品。

正如我之前说明的，我的这项工作从收集资料、建立与收入和财富分配有关的历史时间序列开始。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有时会借助于理论和抽象的模型和概念，但我尽量少这样做，除非这个理论能够加深我们对观察到的变化的认识。举例来说，收入、资本、经济增长率和资本收益率都是抽象的概念——是理论概念而非数理推导得来的确定性概念。然而我会证明这些概念可以帮助我们以有趣的方式来分析历史现实，只要我们对于精确性有限的衡量标准保持清醒和批判的态度。我也会使用一些数学公式，例如a=r×b（国民收入中的资本份额等于资本收益率和资本/收入比的乘积），或b=s/g（资本/收入比在长期内等于储蓄率除以经济增长率）。我希望不精通数学的读者耐心一些，不要马上合上这本书：这些是基本的数学公式，解释起来简单直观，不需要具备专业的技术知识就能理解。不管怎样，我想象的是，这个很小的理论框架已经足够对所有人都认识到的重要历史发展给出一个详细的解释。

7媒体推荐 编辑

《21世纪资本论》是本年度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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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一书具有许多优点。它对当今人们最为关心的经济问题之一进行了清晰而透彻的分析，对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问题提供了一种简明的解释。皮凯蒂认为，财富增长速度通常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此外，由于财富越多，积蓄与投资机会就越大，财富自然倾向于集中，而抵御趋势的经济势力并不多。因此，没有经济的异常迅速增长，没有1914~1945年令人厌恶的两次世界大战，经济不平等应该会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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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岁的皮凯蒂凭借新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鸣惊人，至少在经济学界是这样的。他的书抨击了人们之前对高级资本主义的仁慈的假设，预测在工业化国家财富会越来越不平等，这将对公正和公平的民主价值观产生深刻而恶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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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的书表明，美国梦正日益成为一种神话。他指出，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确实比欧洲更为平等。而如今美国的财富分配则比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地方都更不平等。此外，在美国累积财富产生的回报太高了，越来越多富翁手中的财富是通过继承得来，而不是亲手创造出来的。皮凯蒂就像当代的托克维尔一般，迫使美国人直面他们的

社会存在的矛盾。

——英国《金融时报》

作为一本研究收入和资产分配的历史著作，《21世纪资本论》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契合了美国乃至全球对财富不平等现象的忧虑。作者认为，财富不平等现象一直存在，并在历史上造成了不少危机。他试图通过数据构建历史进程并解释在比较长的历史阶段收入和财产分配的演变过程。这项社会科学的研究，过去从经济角度没有人去做，在目前财富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这本书才引起了关注。

——《参考消息》

市场不是万能的，必须通过制度优化财富分配。在全球30多个发达国家里，日本、韩国、德国、法国、北欧五国的贫富差距都不算大；而美国、英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法系则要大得多，几个并不发达的金砖国家反倒基尼系数很高，这都与它们的经济制度休戚相关，特别与它们的经济分配制度相关。比如，更低的资本税必然导致贫富差距过大，而对促进经济增长几无帮助。对该问题，在欧美炙手可热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所述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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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通过他的新著，延续了政治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讨论，他重新提出了一个老命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或市场）活动与人的社会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个关系到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命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充斥着各类假设和模型的主流经济学界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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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引用大量数据，否定库兹涅茨曲线和相应的良性资本主义观点，认为现有资本主义制度并不能解决贫富差距不断增加的社会危机。他的主要论点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半个多世纪中，劳动力获利超过资本的“良性资本主义”，实在代表了历史的一个例外。他批评库兹涅茨曲线建立这样“例外”的短期历史数据上，而并非真理。皮凯蒂认为，整个世界目前正在向“拼爹资本主义”回归。在这种典型的资本主义下，贫富差距必然只会加大，而不会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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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目录 编辑

译者序

中文版自序

导言

第一部分 收入和资本

第一章 收入和产出

第二章 增长：幻觉与现实

第二部分 资本/收入比的动态变化

第三章 资本的变迁

第四章 从旧欧洲到新大陆

第五章 资本/收入比的长期变化趋势

第六章 21世纪资本—劳动划分

第三部分 不平等的结构

第七章 不平等与集中度：初步关联

第八章 两个世界

第九章 劳动收入的不平等

第十章 资本所有权的不平等

第十一章 功劳财富和继承财富的长期变化 第十二章 21世纪的全球贫富差距

第四部分 21世纪对资本的监管 第十三章 21世纪的社会形态

第十四章 反思累进所得税

第十五章 全球资本税

第十六章 公共债务问题

结论

注释

9作者简介 编辑

皮凯蒂（Thomas Piketty），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主任，主要研究财富与收入不平等。

1971年生于法国上塞纳省，18岁进入法国高师，学习数学和经济学。22岁以一篇关于财富重新分配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1993~1995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院任副教授。

1995年，加入，担任研究员。 2000年，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研究主任。

2002年，荣获法国最佳青年经济学家。

2006年，联合创立了巴黎经济学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后在法国总统竞选中，担任社会党候选人塞格琳•罗雅尔（Ségolène Royal）的经济学顾问。

2007年至今，在巴黎经济学院执教。

2013年，荣获两年一次的Yrjö Jahnsson奖，该奖项颁发给45岁以下、对经济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欧洲经济学家。

10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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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巴曙松）

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从危机中逐步喘定之际，如何反思这场危机进而相应改进从国际经济治理到微观市场监管体系等各个方面，促使全 球经济顺利从危机中复苏，成为全球决策者和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课题。从政策决策的角度

看，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促使研究者和决策者反思经济金融体系中的深层次缺 陷与不足，从而在新的经济环境下采取新的、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在这个背景下，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迅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 论。一本数百页的经济学著作，不仅持续在欧美主要的网络书店畅销，而且从我在纽约看到的情况，这本书还被迅速摆上了飞机场书店以及街头巷尾的大小书店。甚 至有人调侃说，现在在曼哈顿吸引进步青年的做派之一就是随手带着一本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托马斯•皮凯蒂在伦敦等地的公开演讲，其现场气 氛的热烈程度，堪比热门摇滚歌手的演出，千人大会场依然是一票难求。

对于这一现象，不同人士有不同的解读。有研究传播的学者认为这是网络和媒体全 球化的产物，有研究政治的学者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如美国）大选在即、即将展开角逐的双方都在寻找理论支持的结果，更多的则是从经济金融角度的分析，认为托 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的流行，揭示了全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于收入差距拉大等不公平问题的高度关注。正是因为这本书击中了当前全 球经济政策的“痛点”之一，所以无论读者是否赞同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的看法，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关注这本新著。

在这本书中文 版结束翻译、进入反复校订阶段时，各方面的评论已经纷至沓来，这些海内外先后涌出的、立场各异的书评，本身就从特定的侧面证实了这本书的讨论价值。从我搜 集的各种书评看（其中有不少书评我专门刊发在我的公众微信号“巴曙松研究员金融政策研究”中），其数量应当也足以出版一本与《21世纪资本论》同样篇幅的 著作了。正由于此，在该书中文版的序言中，我们只是客观地介绍相关的背景，具体的评判就交给读者了。

经济学界的70后新锐

托马斯•皮凯 蒂，1971年生于法国，算是经济学界的70后新锐，他18岁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学习数学与经济学，22岁那年以一篇关于财富分配的毕业论文获得伦敦政 治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前述在伦敦的堪比摇滚演唱会的千人演讲，就是他返回母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演讲时的盛况。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度过一段短暂的助理 教授时光后（1993-1995），皮凯蒂于1995年重返法国，先是在法国国家科学院任职，其后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自己本科毕业的母校ENS任 教。2006年，作为ENS社会科学系的主任，皮凯蒂在其博士导师格斯奈里以及后来一度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知名学者布吉尼翁的协助下整合了 ENS、EHESS、CNRS等诸多法国大学的经济学研究力量，创办了巴黎经济学院。这本书的广泛影响，客观上不仅为作为70后的皮凯蒂带来了强大的专业 声誉，也在短时间内让这所创办仅8年的不大的学校知名度迅速提升。

皮凯蒂在欧洲和美国高校的经历与他经济学研究的风格是大体一致的。据他本人表 示，美国经济学界的最大问题在于对数理模型的过度沉迷，以及由此引发的和现实世界的脱节。另外，由于经济学这门学科在美国受到过度热

捧，导致美国经济学界 对于其所属的社会科学阵营中的其他学科存在程度不同的轻视和鄙夷，而这进一步导致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互动明显不够，阻碍了其在许多问题上的有现实感的深 入研究与进展。鉴于皮凯蒂所要研究的领域（即财富分配）恰恰是一个需要经济学者深入研究现实和挖掘历史文化制度的研究领域和方向，皮凯蒂认为美国经济学界 在这个方面的不足直接影响到其对财富分配、公平与效率这个古老的经济学问题的关注。也部分因为这个原因，皮凯蒂返回法国，着手于挖掘历史数据来填补这个领 域自库兹涅兹之后一定意义上存在的研究空白，因此他也将这本书更多的定义为经济方面的“历史书”，而非一本单纯的经济学著作。

从皮凯蒂回到法国之 后，可以看到他在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上进行研究的演进脉络。从2003年起，皮凯蒂就开始以其前期收集的数据为基础，在一些有影响力的国际经济学杂志上持 续发表相关论文：按其简历所列，第一篇相关实证论文题为“法国的收入不平等，1901~1998”，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同年紧随其后的一篇论文继 而探讨美国1913~1998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发表在《经济学季刊》。随后皮凯蒂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财富积累和累进税的问题研究中，他于2006年在 《美国经济评论》杂志上相继发表了两篇论文，分别探讨法国历史上的财富积累问题和最高收入群体的演进，2007年又在《经济远景杂志》发表文章，探讨了美 国的联邦税收系统的累进程度。2009年，皮凯蒂将原先的研究问题拓展到了目前全球范围内广受关注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印度和中国，探讨了这两个国家在 1986-2015年期间的收入不平等和累进收入税问题。在发表这些学术论文的同时，皮凯蒂也曾将其阶段性的成果以专著的形式出版：除去他在法国当地出版 的著作，在2007年他在牛津出版社出版了《20世纪的高收入群体：一个基于欧洲大陆和英语国家的对比》一书；2010年他又尝试将原先的视野拓宽到全 球，出版了《高收入群体：一个全球视角》。因此，可以说皮凯蒂的研究重点基本上都紧密围绕着财富分配的主题，也一直延续了他结合历史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风 格。而这本《21世纪资本论》，就是其多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一个集成，可谓其个人研究成果的一个汇总缩影。

《21世纪资本论》讲了什么？

因为本书的读者群体知识背景跨度很大，为了便于读者的阅读，先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简介如下：

本 书第一部分为“收入和资本”，主要介绍了一些贯穿本书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包括国民收入、资本和资本／收入比，以及简略描述了全球资本与产出的分布是怎样 演化情况。第二章对于自工业革命后人口增长率和产出如何演进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分析。这部分内容，为本书后续章节的分析作了铺垫。

本书第二部分为 “资本／收入比的动态变化”，包含四个章节，主要分析资本／收入比长期演进的未来趋势和21世纪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全球分野。第三章聚焦自18世 纪以来的资本变化，先是以英国和法国的案例为主，第四章介绍了德国和美国的案例，第五章和第六章则将地理覆盖范围拓展到全球范围内，试图从所有这些历

史经 验中总结经验教训，以预测未来资本/收入比的可能演进以及资本和劳动要素的相对比重。

作者在此部分着重描画了一个引起普遍关注历史观察，即资本的 回报率从长期来看总是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尽管在“二战”时期由于政府的强制干预导致这个比值显著下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作者惊讶地发现，这一指标于 近几十年又出现了快速攀升的势头，几乎要与20世纪初持平。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20世纪至今的数据基本都印证了这种趋势，德国尽管总体上资本占比的水平 不如英国、法国等国高，但是资本/收入比的变动趋势依然是大体相同的。按照皮凯蒂的分析，资本回报显著高于收入增长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尤其是当经济发展 相对进入停滞，因此这种回升势头预示着较为悲观的未来财富分配格局，值得忧虑。

第三部分为“不平等的结构”，包括六个章节。第七章重点分析不平等 程度的级别，这些级别的划分一方面是基于源自劳动的收入分布，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源自资本的资本所有权和收入分布。第八章紧接着分析了这些不平等的历史演变 过程，先是从对比法国和美国开始。第九、十章则将分析拓展到了全部国家，分别审视源自劳动和资本的不平等。第十一章研究了继承财富的重要性在历史上的变 更。最后第十二章关注了21世纪头几十年全球财富分布的趋势。

皮凯蒂在该部分继续深入探讨了不平等的现状及其本质，他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机 制是催生这种根源性不平等的温床：与通常教科书中强调的市场机制能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看法相反，在皮凯蒂的分析框架下，市场越完备越有效率，资本再投资 就越有可能获得较为丰厚的回报，如果整个经济体的增长在彼时非常缓慢，这往往就使得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那些原本的高收入群体只 需投入原有财富积累的一小部分，其资本收益就能跑赢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较低收益，令他们与一般收入者之间的财富鸿沟越来越大。

与这个逻辑相一致的一 个经验证据就是，近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经济的低迷反而使得1%的高收入群体拥有了更大的国民财富占比，而这其中又有越来越多的人是仅仅靠着继 承财富而跻身前列的。这个现象在欧洲主要经济体（如英国、法国和德国）都比较明显，而在美国则更甚。皮凯蒂指出，这部分还要归因于近几十年来美国所发展出 的超级经理人制度，即这些高阶劳动者正在获取和他们自身生产力不匹配的成倍于其他人群的薪酬。而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其中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由于这些 管理者事实上具有制定自己薪酬的权力。 第四部分为“21世纪的资本管制”，包括四个章节，意在从前三个部分总结具有价值评判和政策意义的结论。第 十三章检验了一个与现状相匹配的“社会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第十四章提出了一个关于累进收入税的新的思考。第十五章描述了皮凯蒂所认为的、可能适合于 21世纪的资本累进税应该是什么样的，并将它与其他可能的管制类型进行了对比，包括欧洲的财富税、中国的资本管制、美国的移民改革和其他国家保护主义的复 兴。第十六章研究了和公共债务相关的问题，以及关于自然资本在减少时最优化公共资本积累的议题。

在此部分，皮凯蒂主要提出了实施全球资本累进税的 政策建议，他认为尽管要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协作障碍重

重，但如果能够全球协作成功，其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它能将财富有效置于民主的监督之下，这 对银行体系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有效监管都是必要的；其二，对资本征税能够在保证经济开放和竞争格局的前提下，积极促进公共利益而适度矫正私人利益，而如果这 个主张和举措仅仅在一个国家层面开展，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当然，为了实现这样的政策目标，皮凯蒂对于政府在未来国家经济运行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一直抱有相当 高的期望，不仅要求其在税收和社会开支的体制上做出重大改革，也要求其建立起长效的经济干预机制，不仅作为调和资本主义根源性不平等的工具，也是促进国民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剂良方。

促进全球经济界对公平与效率的再思考

皮凯蒂这本书基于广泛的历史资料与数据，覆盖了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 20多个国家，同时采用不同的理论架构进行分析。作者试图通过经济分析和大量数据重新理解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并试图解释在较长的历史阶段收入和财产分配 的演进过程和特征，由此汲取经验。可以说，这是一本试图通过经济历史的进程，以历史的眼光与经济学的分析，重新理解历史并得到新结论的著作。

《21 世纪资本论》英文版出版以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赞成者有之，批评者有之，期待着有之，担忧者有之，但是这本书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也表明财富分配以及 与此相关的公平与效率的古老话题，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课题。事实上，纵观全球经济学界，皮凯蒂并不是第一个、或者说唯一指出欧美以及全球财富不平等正 在加剧的研究人员，但此书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产生如此大的冲击，一方面是由于目前金融危机过后大多数欧美国家增长陷入停滞或者缓慢增长， 在反思金融危机的根源、希望对经济金融体系进行改进时，人们越来越多关注社会不平等与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以十分简洁的分析框架挑战流 行于欧美的主流认知，提出这种不平等深植于西方社会所仰赖的资本主义体制，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同时告诫如果不加限制，这种不平等在未来只会进一步恶 化而非得到缓解。

翻阅对于这本书的各种书评，可以看到不少赞美者，例如曾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布兰科•米兰诺维奇称这本书是“上具有意义的著作之一”。获得者保罗•克鲁德曼在连续发表评论称，这本书是“最近十年来最重要的经济著作”。

与 此同时，本书自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指出书中数据有显著缺陷、对资本的定义过于简单和模糊、难以用一个单一的资本回报水平代表实际上回报水平差异巨大 的各种资本等。也有专家学者指出，皮凯蒂的论证过程中忽视了政府对穷人转移支付的部分，忽略了金融体系在整个逻辑链里所起到的作用。另外，皮凯蒂关于实施 全球资本累进税的政策主张更是被斥为“难以操作的空洞政策”。同时，也有不少研究者强调，在全球化的今天，仅仅单独考察欧美国家而不对应地将新兴经济体结 合起来考察，也不能反映资本收益率等变动的主要因素，例如20世

纪80年代以来大量制造业向新兴经济体的转移，极大地改变了这些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回报水平 等。还有批评者认为，法国目前实施的许多收入分配政策，实际上就带有皮凯蒂的经济分析的影子，但是实际效果有目共睹，法国的经济增长依然疲弱不堪；有批评 者说，皮凯蒂在对市场机制提出批评的同时，对政府的行为给予了非常大的期望，但是他忽视了经济学上经常讨论的政府也常常失灵的话题，而且政府失灵时往往比 市场失灵对经济的冲击更大。

当托马斯•皮凯蒂这本书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时，其中文版的出版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本书尚处于翻译校订阶段时，《参 考消息》报就邀请我们提供了部分译稿，并连续摘要刊登了该书主要章节的一些判断。我以为，中文版的出版至少可以让中文读者了解全球范围内经济思潮演变的趋 势及其部分原因，同时，如果可以引发关于公平与效率的深入思考，也是更值得期待的。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开始进入转型阶 段，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正在平稳放缓，如何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为经济转型提供良好的经济社会支持，是经济界越来越关注的课题。尽管中国有着与欧美 不一样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但是在继续强调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如何公平地分配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样是值得思考的重要课题。同时，这本书引发的许多 争议在中国同样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例如，根据皮凯蒂的分析，任由资本不断再投入可能确实会导致社会群体间收入与财富差距的扩大，但当政府特别是还处于较 低发展阶段的政府如果限制资本投入，这种差距是不是就一定能得到缓和？有没有可能资本管制对收入分配所带来的正面作用事实上明显不及经济增长因此受到打击 所带来的负面作用？这些都需要结合不同的国情进行深入分析。

另外，皮凯蒂这本书重点探讨了资本回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较少分析资本回报的可能规 律（例如其分布与波动周期等）。皮凯蒂确实提到资本回报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为什么资本的投入最后落实到实体经济的增长这一部分显得 如此之少以至于资本的回报率与国民经济的增长率之间存在如此大的鸿沟？抛开一些可能的乘数效应以外，是否还有可能和资本投入的行业与行业有关？如果确实存 在相应的规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金融体系的改进来引导资本进入那些更能催生实体经济增长的领域，从而使得经济增长与资本回报之间的差距收敛？因此，我 更愿意强调的是，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应当是在新的全球环境下重新提出了关于财富分配以及与此相关的公平与效率的重要课题，但是对于这一课题的回答，则需要 结合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历史传统等进行具体的研究，就如同皮凯蒂研究法国等国家的历史经济数据一样。

是为序。

巴曙松

2014年7月 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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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告诉世人：我们不仅已经踏上了收入水平回归19世纪的道路，而且还正在向“世袭资本主义”回归。在“世袭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制高点不是掌握在有才华的个人手中，而是被家族王朝所主宰。

——保罗•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著作之一。

——布兰科•米兰诺维奇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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