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对中国证券监管的影响

　　摘要：近年来，资本市场的开放，越来越多国家的公司跨境发行证券和上市流通。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开放程度具有单向性，只允许本国企业到境外上市筹资，不允许外国公司来中国上市。随着开放程度的扩大，要求进一步开放中国的证券市场。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对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监管和外国企业直接进入中国A股市场两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证券市场需要金融监管部门跨部门联合监管来应对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趋势。

　　关键词：证券市场 国际化 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0-0061-02

　　证券市场国际化是以证券为手段的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从广义上理解，证券市场国际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证券业务的国际化；二是证券投资国际化；① 三是证券融资国际化。② 本文涉及的证券市场国际化仅指第三种情况――证券融资国际化，即以企业跨国上市③为核心的证券融资国际化对中国证券监管的影响。

　　一、对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监管的影响

　　就监管依据而言，中国证券立法滞后于证券市场的发展，除了《证券法》第238条对境外上市必须审批进行概括性规定外，对跨国发行与交易的具体规定则主要依据于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这些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层级较低，效力不高，内容不全，基本上属于应急性质，很不稳定。由于立法滞后，监管往往是靠仓促出台的政策，或靠行政措施干预。这根本不能满足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要求。因此，中国应完善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为证券市场国际化提供法律依据。“中国应在总结境外证券融资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由证券主管机构起草，国家立法部门审议，制定出一部专门性的境外证券融资综合法规，以使中国在海内外发行和交易外币债券、H 股、B 股、存托凭证以及改革 A 股、利用海外证券基金等各项活动，完全做到于法有据，依法办事，有法保障。”[1]

　　就监管机构而言，目前对境外上市的监管集中于对企业是否符合境外上市条件的审查及对符合条件企业的申请进行审批。由于中国对企业境外上市规定了苛刻的条件，这使企业为筹资和发展，不得不规避法律绕道境外上市。中国的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是国务院下属的事业单位，从法律上其权威有限，不具备国际上其他国家证券监管机构的准司法权性质，对企业绕道境外上市的行为不能及时有效的打击。梁定邦先生认为，强有力的监管机构应该至少享有以下五项权力：（1）调查权力，即有权调查任何涉嫌未能遵守任何证券法规的人士或机构；（2）指示的权力，即有权指示持牌人士或机构以监督管理机构指示的方式进行业务，以保护投资者或金融市场的健全性；（3）起诉的权力；（4）互相协助的权力，即监督管理机构可代表海外监督管理机构对涉及该海外证券市场失当行为的个人或机构进行调查，而这种协助双方均可提供；（5）制定规章的权力，即可详细说明证券法的某些条文如何遵循。因此，中国应赋予证监会行政机关的地位，并赋予其强大的监管权力。

　　中国证券市场长期以为企业融资、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有关。实际上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也都有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等组合职能，只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将促进经济增长的职能凌驾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职能之上[2]。国际证券监管机构甚至把保护投资者利益作为证券监管的最终目标。因此，中国的监管机构也应加强制度性的建设，重视后续监管，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在加强证券业自律性组织的作用方面，对境外上市的监管除了要靠政府公权监管的努力，还应充分发挥证券自律性组织在市场监控中的作用。政府监管机构由于管理行为的性质所限制，其监管难以涉及证券市场的方方面面，而且单凭监管机构的力量无法应对复杂多变的证券市场。中国应使证券业自律性组织发挥更大作用。尤其是在对间接上市的监管方面，通过自律性组织对其成员（中介机构）的监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绕道上市现象的发生。

　　二、外资公司直接进入A股市场的影响

　　从世界各国证券市场开放的发展历程来看，各国是否允许本国企业境外上市和外国企业境内上市，取决于各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程度、金融业发展水平和证券市场的发达程度，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制度。事实上，只有在实力相当的国家之间相互开放，才能实现双赢。对于长期积贫积弱、体制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对外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只能导致被动接受发达国家盘剥的不公平结果。20世纪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墨西哥在经济基础薄弱、宏观调控不力的情况下全面开放本国的金融证券市场，以致爆发金融危机，甚至殃及整个拉美股市。对于这类现象，已经有学者指出，“现在的金融体系及其自由化仅使那些已经享有并且主宰世界经济的国家受益，代价却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由它们当中最穷的国家承担。”[3]

　　对于外资公司进入A股市场的立法监管，从中国现阶段的法律规定来看，只有《证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于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规定，对于接受海外证券境内上市还是空白。中国需要制定调整境外企业境内上市的法规，而这一法规的制定不仅应考虑证券市场的成熟程度，还要考虑其是否与中国总的经济发展相适应，既要逐步开放，又要有效控制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

　　三、中国证券市场需要跨部门的联合监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不断显现。金融混业经营有利于资金的有效利用，利于发挥金融领域各方面的协同作用，利于风险的系统监管，是中国金融改革的目标之一。

　　针对混业经营、监管的趋势，在2006年第三届国际金融论坛年会上，部分专家提出组建超部委金融监管协调机构。成思危提出，鉴于“在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情况下，只要本部门没风险就不管，实际上是将风险赶到其他部门，对整个国家而言，其风险可能更大。因此建议成立超部委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并赋予其实权” [4]。这一观点的提出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院长王自力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一行三会①“伞形监管”优于“超部委金融大监管”。第一，职能冲突。中国人民银行在法律上定位是代表国家从事金融业协调和宏观管理，维护金融稳定的权威合法机构，它的视野不仅包括银行体系自身还包括证券、保险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它专门设立了金融稳定局，从宏观上组织统筹全国的金融稳定事宜。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增设一个“超部委的金融大监管”，此机构的行政规格就会高于人民银行和各部委，其行政权力高度集中必定会削弱各监管部门法定职能，也会使中央银行权威性和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大打折扣。第二，从许多国家和地区金融监管体制来看，主要有美国以美联储（FRB）为核心的伞形监管模式以及英、日、德等国的统一监管模式（又称功能性监管）。两种监管架构在提高监管效率、鼓励金融创新上都具有明显优势。尤其是美国伞形监管模式，构筑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各金融监管机构为组成的监控体系，有效地组织了对金融控股公司及其下属机构的外部监督和约束，顺应了金融混业发展的要求。伞形模式中的主监管者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专业监管部门的牵制，监管效率还不能达到最佳。统一监管则是一种新兴的监管理念，也是一种更高级的监管模式，由单一机构行使监管职能，能够很好地适应金融业务相互交叉的发展趋势，监管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但目前运行模式仍然不太成熟。从现行“一行三会”的实际情况看，中国现阶段将各监管职能统一到一个机构下，进行统一监管仍存在较大困难。因此，借鉴美国做法，近期内加快建立以人民银行为主导，由银监、证监、保监部门组成的类似伞形监管架构比较符合中国国情[5]。

　　中国2008年初进行了大部委改革，但并没有提到建立金融大部委，关于建立金融大部委的说法或将告一段落了。中国目前尽管没有建立“超部委金融大监管”的必要，但是多方面探讨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仍然是必要的。经国务院同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8年1月16日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国银监会与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银保深层次合作和跨业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备忘录旨在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健全监管协调机制，规范银行业和保险业之间开展深层次合作，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进一步提高跨业监管的有效性。备忘录的签署，是银监会和保监会为适应市场发展的要求，建立健全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协调配合的重要举措。中国证监会作为中国三大金融监管机构之一，应积极探索与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的合作监管机制，除签订备忘录是加强三部门合作监管的有效途径外，还应积极探索其他的、更有效的合作监管机制。

　　参考文献：

　　[1]周洪钧，张学森.国际证券业的规范运作[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125.

　　[2]何雁明.国际证券市场法律规范方式的创新对深化中国证券市场改革的启示[J].当代经济科学，2000，(3).

　　[3]刘明康.2000―2001年国际金融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156.

　　[4]中国发展门户网.中国尝试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EB/OL]..

　　[5]王自力.一行三会 “伞形监管”优于“超部委大监管”[EB/OL].21世纪网，http://www.省略/Content.asp?NewsId=5390，2006-

　　 10-13.[责任编辑 刘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