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芜英雄路
摘要：长篇小说《天行者》以20世纪后半叶广泛存在于中国乡村的民办教师作为表现对象，既展示了中国底层知识分子的坚韧与执着，又传达了他们面对命运的不屈与抗争，同时也对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化启蒙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它体现了刘醒龙极为强烈的人道关怀和忧患意识，折射了作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面对底层群体生存困境的深切体恤。
关键词：刘醒龙；《天行者》；民间英雄；精神苦旅；荒诞
从读者最为熟悉的《凤凰琴》、《分享艰难》等一系列作品开始，刘醒龙就表现出对社会公共空间里各种尖锐生存状态的积极观照。这一方面体现了作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良知的自觉维护，同时也传达出社会公共问题日益尖锐以及亟待解决的严峻现实；另一方面，通过对底层民众生活图景的真实描摹，创作主体极为强烈的道德吁求的作用也不可抹杀。可以说，从写作伊始，刘醒龙就善于捕捉那些公众视线之下的特殊群体的艰难生存，这不仅表现在他对城市底层生活的倾情书写上，更表现在他对乡村沉重现实的稔熟和逼真传唱。他对于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各种卑微生命的同情、悲悯、讴歌，对于那些被社会和时间遗忘的民间英雄的灵魂冥思和价值拷问，对于亟待解决的公共问题的疼痛反省和虔诚希望，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多见。这一点，在他的长篇新作《天行者》里再一次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重建乡村：知识分子的精神苦旅
在一篇谈及中国知识分子耳熟能详的“德雷福斯案件”的文章中，学者萧翰指出：“在知识分子做出行动的背后隐含着某种超越现实物质性功利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理念，具体的讲就是真理和正义。他们认为，人类有必要深入到更加深刻的意义和价值这些具有普遍性的领域中，他仃]对f超越性的真理和神圣事物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和敏感。他们常常自认为是真理的捍卫者，是某些恒定不变的道德标准的守护神。就像德雷福斯案件中的左拉们一样，他们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入，有义务关注最基本的社会公正，因为这是社会得以存在和稳定的基础。”在这里，萧翰强调_，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可以说，这段话虽然是针对法国“左拉”等人所引发的知识分子良知的总结，但是，它鲜明地道出了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某种精神本喷，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萨义德也认为：“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在长篇新作《天行者》中，刘醒龙就是利用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特有的话语方式，努力介入历史和现实的深处，通过对普通生命真实境况的再现，明确地体现了自身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公正性，而勇于坚持主体的批评姿态。
《天行者》由“凤凰琴”、“雪笛”、“天行者”三卷所组成。从第一卷的“凤凰琴”开始，刘醒龙就为读者抛出了一颗手雷，它直击乡村社会中极为敏感的“教育”板块的严酷现实，将“民办教师”作为画龙点睛的问题炸响整个社会，弹唱出如怨如诉的情感音符。其后，刘醒龙又把这种情感一吼到底，从“凤凰琴”如怨如诉的动人故事，到“雪笛”的百般婉转空茫，终于有了“天行者”结尾那一声不乏深意的仰天长啸。这三个部分，正如文学中常见的“三部曲”，无论从内容的连贯性或者是精神意蕴的融通性来讲，它都是一部汇聚了多声部的激情之作。
这种审美气度，主要得益于作家对小说结构的精妙安排和独到的驾驭能力。小说从一只沉睡已久的凤凰琴人手，通过对一群民办教师尴尬的生活图景的真情剖白，引出他们之间一场场矛盾纠葛，并借此抛出了最能体现乡村知识分子境况的民办教师处境堪忧的现实。作者将思维的触角推延到边远山区一个叫“界岭”的小学，让它在几番风雪摧残的形势下最终走向黎明前的曙光，其用意之一则是要以一斑而窥视全豹，凸现了即便是世纪之交，知识分子在乡村的存在，依然是何等的沉重与悲凉。
一直以来，乡村基层教育以及民办教师问题，延伸来看，根本就是知识分子在乡村的命运，都是社会阳光难以照耀的所在。且不说民办教师栖身的那些风雨飘摇的学校，从来就是春风不度的不毛之地，作为知识分子阶层最下游的他们，也成了难以被社会接受的一个群体，可以说，他们是游离在体制之外的一个群体，是生存价值被遗忘的一个群体。但是，正是因了他们的呕心沥血，才有了中国的初等启蒙教育，也正是这支庞大的队伍充实着大批中国人的学养，并挑起中国基础教育的脊梁。从某种意义上说，《天行者》在深化对历史进程中个人价值探求的同时，沿袭了其前期作品那种承担社会公众问题击鼓手角色的风格。
纵观刘醒龙的写作历程，无论是《凤凰琴》还是《圣天门口》，无论是《大树还小》或者是《痛失》，刘醒龙总能对当下社会精神这一敏感问题进行率先介入，如对暴力革命的反思，对乡村苦难由来已久的苦思，以及对大面积社会腐败一定是源于文化腐朽的反思等等。他执着于探寻底层空间众多人物的生命轨迹和精神走向，在纷繁复杂的人事缠绕中守望道德和灵魂。在谈及《天行者》的创作时，他说：“事隔十几年，当我写完长篇小说《天行者》时，我发现自己的内心里充满感恩。因为，我看得见，如果没有那些可以被后人认为是水平不高的乡村教师哺育，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乡村心灵，只能是一片荒漠。文明的坚守传播，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必须是代代相传的薪火，一天也不能熄灭。‘民办教师’是一段谁也绕不过去的沉重的历史。作为最典型的乡村知识分子，一切的乡村奇迹的酝酿与发生，本应当首先归功于他们。然而，荒诞让历史与现实一次次地无视其伟大得不能再伟大的贡献，以至于沦落为作为名词都不被理解的地步。这一点也正是时代正在流行的顽症。”具体到《天行者》，我们看到的是遥远山村一处寂寞的风景。三位贫弱无力的民办教师苦苦撑起一座最为落后最为蒙昧地区的小学，在自身生活捉襟见肘的同时，在教师身份不被充分尊重的前提下，他们仍然不忘肩上的责任与道义，毅然用疲惫的双肩扛起基层教育的大梁。这一点也正是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和作为社会良心守护者的知识分子，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反过来向社会证明了，哪怕是最不像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们的存在价值与理由。
然而，小说并非在叙述的表层游弋，而是通过精妙的结构安排，层层深入到人物内在的精神层面。
故事一开始，作者就安排了高考落榜生张英才毫不情愿的民办教师之旅，通过一个愤愤不平初来乍到的年轻人的视线，将界岭小学三位民办教师的生活情状尽收眼底。接下来又陆续走来了支教生夏雪、骆雨，和民办教师中最年轻的蓝飞，通过他们前后观念的渐变，将生活在山区的三位民办教师身上的清贫、善良、智慧、痛楚、道义……不露痕迹地展示出来。同时，他们的到访，也为人人望而止步的乡村小学灌注了新鲜的血液。作者让我们看到：小说中三位孤独的乡村教师，从“民办”转为“公办”的梦想的破碎，到一
番风雨周折，再到最后本应皆大欢喜尘埃落定，偏偏又走向更为荒诞的终结。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非将笔墨全部挥洒在探讨乡村知识分子及民办教师的生活出路以及命运走向问题之上，而是将大量的文字倾注在几位乡村教师围绕转正问题而引起的一系列矛盾波澜之中，除了他们以人格作为最有力的也是唯一可靠的武器，同村长余实为首的乡村基层强权之间智勇抗争之外，还重点通过他们自身的矛盾、情感以及灵魂挣扎来突出他们身上的人性光辉以及日常道义。刘醒龙就是要通过人物自身的精神困顿，展露民办教师身上的光辉和朴素，进而探究他们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贡献、价值和意义。
因此，我们才能看到小说中三位孤独的民办教师，在面对每一次真真假假的转正消息时的敏感和脆弱。捉襟见肘的生活迫使他们私下里保持着矛盾和竞争，尤其是邓有米和孙四海，平素不啻为一对儿“天敌”。但是，每当遇到界岭小学的大灾大难的时候，他们却又总是“化敌为友”，自觉地坐在一起开会、讨论、商量对策。在转正指标稀缺时，他们暗中较劲，彼此思想着如何压倒对方，但当仅有一个转正指标时，他们又毫不犹豫地一致推选余校长。而余校长，也会隗疚地毫不含糊地考虑其他人。正如孙四海在得知蓝飞私自占有唯一一个转正指标的真相后所说：“除非让上面让我们三个人一起转正，否则谁也当不成公办教师。”难能可贵的是，三个人谁电当不成公办教师的原因却不是窝里斗，而是因为无奈的谦让和真诚的大爱。除了三位男民办教师之外，小说中其他几位女性也都各自被转正一事弄得精神恍惚甚至性格扭曲。成菊在丈夫转正后竟然患上了精神病――癔症；乡教育站站长的老婆李芳因公办教师名额简直成了河东狮吼；而最为让人震悚的则是老民办教师明爱芬，她因转正未果而半生卧病床榻，身体垂危却死死不愿离去，当她终于等到转正机会时，却在填完相关表格后，便安静地死去。
一只凤凰琴牵连出知识分子在乡村的诸多问题。无论是工资的严重拖欠，还是转正的迟迟未果，或者是世纪之交真实发生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转正活动的规则背后，却必须掏出远高于民办教师收入的金钱，实际上等同于买指标的黑幕，刘醒龙都了然于胸。而制造这些的最直接祸首就是乡村的基础强权。小说中的民办教师蓝飞，通过不道德的手法让自己转正了，马上能以公办教师的优势地位，将村长余实形象地比喻为“村阀”，并在课堂上公开教育学生，待有了公民权后，直接用选票将这类“村阀”扫除掉。“村阀”一词颇为微妙地指出乡村内部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任何基层事务都要靠“村阀”、“乡阀”、“县阀”等来解决，即便是百年树人的教育大计，也免不了与之发生瓜葛。这实际上传达出刘醒龙对待乡村基层问题的洞察。《天行者》明显表露出对这些只会玩弄权术、只有当儿子要升学时才想起来要对老师好一点的强权者的强烈批判，这实际上是刘醒龙对基层问题的敏锐和关怀，而这也恰恰证明了他对重建乡村精神的殷切。可以说，《天行者》是刘醒龙对乡村知识分子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特殊贡献，和这一类在乡村发展史上被当成弱势群体的人群，所形成的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悖论进行的深刻反思和精神抚恤。
二、价值提升：民间英雄的回访之旅
《天行者》作为一部反思之作，其重要性还在于通过这部小说，对被历史和时间淹没的平凡生命，所进行的深情的精神缅怀。
刘醒龙在一次专访中谈道：“我自己以为，以往的写作，身份不是特别明显，但现在写作，我觉得我的身份的确是明确了一些，我越来越倾向于真正的民间。”在这里，刘醒龙一方面表达了他置根于民间的创作理念，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近年来的审美理想：拒绝充当简单的社会公众代言人角色，深入到社会生存的内部，以自己的有效思考来书写沉默已久的民间，展示人类存在的艰辛与复杂。如果说刘醒龙将目光投射到底层生命的身上，通过他们在平凡生活中痛苦的精神挣扎，来表现他们对于生的理解和信念，进而表现他们对道德的恪守以及人格尊严的话，那么到了小说《天行者》中，这种瞩目达到了极致。在《天行者》的扉页上，刘醒龙明确地写道：“献给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的确，《天行者》虽然是对普通生命的铺写，但是它的初衷显然不仅仅是表现他们的生活现实，恰恰相反，它要表现的是这群普通生命身上不可超越的人格魅力。更为重要的是，刘醒龙对这种力量进行了价值提升，具体到小说而言，就是作者将普通的乡村民办教师追认为“民间英雄”。这一方面符合乡村基础教育的现实情况，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刘醒龙对中国乡村知识分子的价值肯定和毫无保留的颂扬。
长期以来，因为没有一个妥善的保障机制在基层社会运营，致使乡村民办教师的存在价值得不到公众应有的尊重。首先，在外在的生活上，他们于贫困线上苦苦挣扎。其次，在内心的奔突上，他们还要忍受各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折磨，特别是在长期的辛苦努力下，而价值却得不到应有的承认，不仅转正总是显得遥遥无期，更可怕的是那各种身份的强权者，随时随地都能折断其手中教鞭的威胁。即便如此，他们仍然用自己微弱的力量点燃乡村的知识星火。
这种悖反情结，在《天行者》中主要通过作者精心打造的一系列细节进行了艺术的呈现。在小说中，三位民办教师在自己的生活十分困顿的情况下，仍想着给学生改善伙食，周末亲自护送学生回家。不但在生活上给他们亲人般的关怀，而且在知识的传播上鞠躬尽瘁，并且对他们进行精神抚育。每天都要举行的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与其说是遵守上级规定，更像是对以自身为代表的乡村精神的神圣守护。为了及时改善学校的校舍，他们不惜提前卖掉本想用来改善自身生活的药材，甚至和“村阀”余实进行各种“绞尽脑汁”的周旋。这还不够，他们甚至还感染身边的“家眷”，引导她们自觉参与到这种保护乡村知识星火的平凡行动中。更令人感佩的是，无论面临多么严峻的现实，他们依然怀着同一个梦想：尽力不让学生失学，不让外面的人说界岭人“苕”，让界岭真正拥有自己的大学生，给界岭改一改风气和形象。他们在疲惫中坚守，于困难中坚持，饱经磨难却不改教育的初衷，他们是国家教育的伟大启蒙者，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民间英雄――真实存在却又被时间和社会遗忘的民间英雄。他们身处社会底层，却于平凡中孕育着伟大，正如小说中的王主任所说：“民办教师是当代最伟大的民族英雄”，“这三十年来，大半个中国的孩子，全靠你们这些清瘦的民办教师进行精神抚育啊!”这实际上也是刘醒龙要通过《天行者》表达的个人感念，它代表着一个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底层生命的价值拷问。
有趣的是，刘醒龙非但没有把“英雄”写得像“英雄”，恰恰相反，他赋予了他们“人”的各种情态，甚至构造了他们的各种世俗性情。孙四海和邓有米明争暗斗，亳不相让；蓝飞和张英才为了个人私利也都辜负过众人；孙四海为苦涩的爱情辗转反侧，邓有米为转正筹款偷伐红豆杉……这些都是作者在《天行者》中还原出的乡间生命的真实风貌。这种对人物形象的精妙塑造，使整个小说显得鲜活而丰实。
按照福斯特的说法，塑造人物首先就是要遵照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界限把他们与我们分隔开来，他们之所以真实，并不是因为他们像我们一样(虽然他们可以像我们一样)，而是因为他们可信。”回顾刘醒龙的整个创作过程，无论是《圣天门口》中的“梅外婆”还是《凤凰琴》中的“明爱芬”等，刘醒龙一直紧贴着人物走，表现出刻画人物极其深厚的功力。他自己也说：“在写作中我会毫无还手之力地受到作品中人物的摆布，觉得我被他们牵着走。当他们要做什么事情时，我是毫无办法的，只好顺着他们。”这种雄厚的写作功力驱动着他在人物塑造的天地里自由奔驰。在《天行者》中，我们会看到张英才从郁愤进入界岭小学，再到愧疚离开，最后又义无反顾的回归；看到孙四海和邓有米像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一样互相骂笑；看到孙四海和王小兰多年来不乏温情的苦恋；看到余校长的憨厚朴实以及在困境中的艰难奔走；看到蓝飞面对利益时的不择手段、夏雪的浪漫忧伤、骆雨瘦弱的身躯，甚至叶碧秋的“苕”母亲手捧小学课本时的恍惚……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感到真实和亲切。
应该说，在对民办教师这一特殊群体的价值追认中，刘醒龙一开始就避免了他们作为民间“英雄”的一面，而是重点展示了他们作为民办教师人性里的复杂。他们有着普通人的鼠肚鸡肠，同时又具备“英雄”的大义胸襟，他们的性格具有两面性，而小说中作者重点突出了他们作为灵魂抚育者的“英雄”人格，和作为普通人性格里的各种冲突和对峙。这种复杂的双重性格是小说刻画人物的独到之处，正是有了普通人身上的瑕疵，人物身上的人格光辉才更加熠熠。
米兰・昆德拉曾说：“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他是存在的勘探者。”“小说家是一位发现者，它一边探索，一边努力揭开存在的不为人知的一面。他并不为自己的声音所迷惑，而是为自己追逐的形式所迷惑，只有符合他的梦幻要求的形式才是属于他的作品。”在这里，昆德拉极力强调作家对“存在”的探索，不仅包括对人的社会环境的体察，还包括对人与自然、人的生命本身等内涵的全面勘探，是作家对人的生活的全面的艺术探寻。有时，远离公众价值则更具有审美上的穿透力。对比刘醒龙的写作，我们也会发现，《天行者》就是凭着这种人物内在的性格冲突，揭示他们内心有过的思想搏动和精神挣扎，进而将他们作为灵魂的抚育者的人格光辉进行必要的价值提升，从而肯定20世纪后半叶民办教师这一庞大的特殊群体对于整个社会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这一层面来讲，《天行者》可谓是民间英雄的再现之旅。
三、黑色幽默：荒诞中的真实追问
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曾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按照郁达夫的认识，我们并非可怜的民族，因为我们拥有无数“伟大的人物”――抚育大部分中国人的乡村民办教师。但可悲的是，我们对这些“民间英雄”视而不见，这正是一种令人困惑与焦虑的现实。刘醒龙无疑也意识到了这种悖谬性的现实所带来的深层危机，所以他渴望改变这种境域。他说：“我相信，我们这个世界还没有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这是一种信仰的力量，人可以不做圣徒，然而不可以没有圣洁的精神。对真诚和善的信仰是生命中最了不起的力量。”正是这种对平凡生命的深深敬畏和对“真诚与善”的深刻认知，使得刘醒龙不可避免地要将这种认知融人他的写作之中。于是就有了《天行者》结尾那种略带希望的小尾巴，但是，整个故事的发展却渗透了创作主体的悲情意识，以及作者对那种乡村知识分子命运的荒诞性思考。
在《天行者》中，我们看到了乡村知识分子真实的生命状态：邓有米、孙四海、余校长三位民办教师历经转正的三起三落，最终等到了上面下发的红头文件。然而，始料未及的是，他们必须交一大笔钱才能买到工龄，才能真正实现由民办转为公办。对于一身贫寒的他们来说，这无疑是命运所开的一个“黑色幽默”式的玩笑。他们一辈子活在对转正的“痴迷”之中，终于迎来希望却又因“囊中羞涩”而却步。这种充满尴尬的现实境域，在叙事上形成了一种尖锐的反讽――既是对于乡村知识分子命运的反讽，也是对“漠视英雄”的现实体制的尖锐质疑。这种黑色幽默式的结局，直指现实伦理的荒诞，也直指存在的荒诞。
从艺术上说，荒谬的主要特征是“一切近乎于逻辑结构的东西，近乎于在理论上能站住脚的论点中概念与概念之间相互联系的东西都被抛弃了；相反，生活经历中的非理性内容被搬上了舞台”。这也就是说，荒谬的产生是由于现实的无逻辑性。因为我们不能选择和改变现实，无法实现自我与世界的完整统一。因此，荒谬就成了与我们生命密切相关的存在状态。而在《天行者》中，这种荒诞性则更有深义：三位乡村知识分子的一生都活在“转正”的企盼之中，不料三次转正，却一次比一次艰辛、无奈。最后迎来转正机会时，却必须面对“花钱买工龄”的体制“潜规则”。
这种来自体制内部的荒诞不经的现实法则，让他们无一例外地被命运“幽了一默”，也让我们看到了孱弱的个人与强大的社会体制之间无法协调的悖谬。在这场悲壮的抗争过程中，刚刚转正的邓有米被开除了公职，孙四海转向对乡村基层权力的夺取，成菊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以及不得不上演的“苦肉计”，……他们为活着而奔波，为尊严而抗争，虽然他们知道，作为“黑色幽默”的主角，他们无法战胜这种由体制带来的命运，但他们仍然像西西弗斯那样绝不放弃。刘醒龙正是让人物在这种极不合理的荒诞现实里反复盘旋，顽强挣扎，以自身的荒诞命运来凸现文明内在的某些反逻辑本质，从而传达创作主体对现实和历史内部各种沉疴的不遗余力的追问。
值得关注的是，面对这种充满荒谬感的故事，在叙述上，刘醒龙一直保持着高亢的激情。他潜入现实生存的隐秘部位，借助人物的执着行动，展示了他们的心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错位，并由此一步步向生存的荒诞本质发出质疑、追问和思考。同时，刘醒龙又没有失却一个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情怀，总是让人物在凤凰琴、雪笛的悠扬声中寻求爱的慰藉。诚如福斯特说：“爱，如同死亡一样，为小说家所乐于采用，是因为它能很方便的结束一本书。”在小说的结尾，张英才等人的回归，为界岭小学增添了后备军；蓝飞爱情事业双丰收；李子、叶碧秋过早地懂事成熟了……随着小说尾声里那一声不乏隐喻意义的长嚎，作者终于给《天行者》里这些无望的民间英雄摆脱荒诞的命运，提供了一种爱的抚慰，也是一种“善与真诚”的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