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及统一战线的孕育与形成

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及统一战线的孕育与形成

作者：陈静

来源：《河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05期

摘 要：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为二者孕育提供了肥沃土壤。从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踏上破茧的征途，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促使下，随着中共的孕育诞生而孕育、诞生，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形成的标志。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向社会下层的联盟，统一战线是群众路线向社会上层的扩展，二者凝聚共同的价值追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初始形成

中图分类号： D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4）05-0047-04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觉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工作路线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问题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党的根本路线。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与不同的阶级、阶层、政党和团体，在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政治联盟。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群众路线使党的事业有了深厚的基础，统一战线使党的事业有了雄浑的力量。尽管明确提出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并对其理论概括较晚，就其实质上，群众路线与统一战线是随着党的孕育、诞生而孕育诞生的。

一、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为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的孕育提供了肥沃土壤

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中国，在外国殖民侵略和国内专制保守势力的双重摧残下，为摆脱落后挨打和追求现代化，先进的中国人，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还是革命派，甚至是新文化运动乃至“五四”运动的先驱们，在依靠对象的选择上，不约而同地选择自上而下的“精英路线”，这和中国传统“肉食者谋之”一脉相承。屡次失败之后，“五四”运动爆发出的底层群众的力量和苏维埃俄国的建立，都给先进的中国人以启示：蕴含在群众中的力量是巨大的。在依靠对象的选择上，先进的中国人实现了美丽的转身，逐步自觉地选择自下而上的“群众路线”，这和中国历史上王朝末年农民起义依靠对象的历史传统接榫。传统中国社会农民起义领导人的依靠对象是农民，既没有其他阶级的选择空间，也不可能有宽广的眼光和思想；而此时先进中国人的选择既有了阶级空间，又有了思想理论的指导。这时候先进的中国人显然包括了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批知识分子，事实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也透视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内在驱动力。“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显示了伟大的力量”“那些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脱下学生装，穿上了粗布衣，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

工作”①。应运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自信掌握了打开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锁钥，开始了群众运动的历史，群众路线就从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踏上征途，并随革命实践逐步走向系统化、理论化，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的法门。尽管开始了眼睛向下，着力发动群众，但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为了独立和富强从来也没有放弃对“形形色色”精英的努力，从而尽可能地扩大积极的力量，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当然，他们本身就是中国的精英阶层，当他们将历史的“天命”不再局限到自身之时，扩展、争取精英的努力和行动毫无疑问就是初步的统一战线工作，统一战线是群众路线向社会上层的扩展。

从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的初步意义上来讲，宗法专制社会和家天下不可能成为二者社会制度和被强力拖进近代化的大清王朝，迟滞与专制社会分手的时间，一直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在风雨飘摇、四面楚歌的环境中得过且过。甲午中日战争将家国打碎，戳破了华夏中心主义的迷梦，中国人从“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中惊醒，先进的中国人基本了解了外部的世界，促进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甲午之战：中国大惊醒”[1]64-69，是中国真正走向现代化的转折点，从而为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孕育提供了思想土壤和社会基础，群众路线、统一战线从此开始孕育。甲午导致维新，可在维新中，“保中国不是保大清”触动了慈禧太后，酿成了戊戌政变，终止了甲午战争后维新变法者的努力，但开眼看世界并看清世界的中国人与大清王朝渐行渐远，改良派组织自立军与革命派着力在新军中发展力量，争取独立、自强的眼光自觉向下，并力求争取彼此的力量加入各自的阵营，1905年8月同盟会的成立是革命派自觉联合的结果。这些革命派逐渐走出家天下的藩篱而肩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清末历史发展的趋势使我们模糊看到了为群众路线与统一战线形成搭建的舞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就有对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原因这样的分析：“更没有去发动群众”[1]52。维新变法者已经具备发动群众的条件和可能，实际上，康有为、梁启超等开展的办学、办会、办报活动，谭嗣同所具有的帮会背景，维新派的“围园杀后”计划，王五与大刀会，乃至后来的唐才常与自立军，可以认定他们已经在发动群众，只是他们发动群众的方式、深度、目标、追求等方面存在时代和自身的局限性，但追溯群众路线，可以说在维新变法者的行动中已经有所体现，初显端倪。从另一个视角看，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维新派建议聘伊藤博文为维新变法的顾问，是否具有建立统一战线甚至国际统一战线①的初步意向？即使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从历史的长镜头看，争取更多的合作者和支持者的意向是明显的。群众路线与统一战线在苦难的19世纪中国已经开始孕育，经过戊戌变法和资产阶级革命者实践的推动，即将破茧而出。中国共产党同样孕育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并成为二者诞生的主体和依托，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基础和历史使命所决定的。

二、中共“二大”召开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的形成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加深，激起了更多具有民族意识的民众参与到救亡图存的社会洪流当中，民众（尽管有大量的阿Q）的参与，阶层、派系、政党、革命军甚至军阀的分分合合都令人眼花缭乱，这是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孕育到诞生前的历史阶段，而社会的混乱、民众的苦难就是孕育期间产生的阵痛，而共产党就是二者依附的主体，这一历史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孕育、诞生的重要历史阶段。“群众”一词，“1919年之前，使用很少……1919年之后，使用次数迅速增多……常用作„工农群众‟„劳动群众‟等”[2]。显然“群众”一词更多具有了底层民众的意

味，也昭示被重视以及自身的觉醒，这和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作用分不开，也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有关。与以前试图推进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的政治集团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就明确认识到群众在革命中的重要性，群众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坚持把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作为从事政治的活动。这种明确和自觉的认识和行动来自其指导思想中的唯物史观。共产党人笃信，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创造者，人民群众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其社会实践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就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人翁地位和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他指出，“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共同创造出来的”②。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认识到，组织共产党，“离开工界不行”，他们提出了“请钻进工场去吧”的口号[1]110。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大会在实际讨论工作计划时，决定首先组织工人”[1]112。1922年7月，中共二大明确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1]115。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共产党人从工、农两个方面领导、组织、推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掀起了第一个工人运动的高潮，在13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各地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者在30万人以上。1921年9月，经过共产党人沈玄庐③的努力，浙江萧山县衙前村成立了第一个农民协会，开展反抗地主压迫的斗争。1922年6月，共产党人彭湃在其家乡广东海丰县成立了农会，1923年元旦，召开了海丰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全县范围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国民大革命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更加积极自觉地投入到群众中去，“在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投入了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革命声浪之中……这样一番经历，既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的激情，也唤起其改造世界的普遍热望”[3]。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不自觉地把发动、组织群众看成改造中国为一个全新社会的方式方法了。联系以上历史事实，尽管群众路线一词还没有出现①，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采用了中国历史上政治派别没有采取的革命方法，即群众路线的方法，可以说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诞生。 与此同时，1922年5月下旬，中共出席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的代表回到国内，带来了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殖民地和民族问题的相关决议，以及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分子合作问题的决议。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和其他中共领导人②的署名文章，肯定了中国目前最大的敌人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③。鉴于敌人力量的强大和共产国际会议精神的要求，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④。并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从此开始了国共第一次合作。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发展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积极与北方爱国军事将领联络与合作，广泛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真正开始。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自然将其理论作为指导行动的“圣经”，从建党之初就尽力贯彻执行，这就是工农运动发展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另外一个方

面，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深受其影响，也深受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对深入发动群众和联合其他政治力量影响甚巨。1922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了解到国共两党力量相差悬殊的状况之后，接受马林的观点，要求中共„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4]。1922年8月28日至30日，马林与中共领导人集中到杭州西湖，说服中共中央领导人，会后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⑤。这种影响实质上也来源于党的指导思想和党加入的组织，即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第三国际），这是中共形成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的理论根源和组织根源。

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的共同价值追求

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在成立之初，就能使用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这样的法宝，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呢？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20多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培植了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的基础：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革命者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革命者长期艰难的斗争及反反复复实践，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都给他们⑥以启迪。特别是1919年爆发的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三罢”斗争，即五四运动，可谓波澜壮阔，取得了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和主要成员，正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和最活跃的参加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五四运动的延续和必然结果。当然，对于他们来说，五四运动最为主要的经验就是广泛发动群众、广泛联系社会各界共同奋斗。而他们主要是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其理论的信仰在革命的实践中更显坚定，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科学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的必要性。《共产党宣言》指出：“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制……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5]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先进的中国人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救国新工具的必然结果，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性，即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要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这就是中共能够在成立之初，以其博大的胸襟联合各派政治势力谋求国家独立的基因。当然，国家独立民族富强指向和最终落实，要体现在人民群众身上，即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尤其要体现在劳苦民众身上。为劳苦民众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才敢于到群众中去，也能够到群众中去，从而获得民众的认同、跟随、拥护，从根本上为了群众才能最终依靠群众。从产生之初看，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是实现对社会的有效动员的方法，社会的有效动员当然不是目的本身，只是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国家的独立是实现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的必然要求，而所有对国家、社会目标的追求，其根本目标还是为了群众（包含统一战线的对象）自身，即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和最高目标。

对群众路线、统一战线两条线孕育、形成的初始考察，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二者与中国共产党的孕育与创立相伴相生，二者具有历史的统一性；从实践上群众路线使要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向社会下层的联盟（建立农工联盟）；统一战线就是要团结、依靠党外群众，尤其是社会的一些“精英阶层”（国共合作），是群众路线向社会上层的扩展，是特殊的群众工作，二者具有逻辑的同构性。毛泽东同志用最通俗的语言对党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作出解释：让支持的人越来越多，让反对的人越来越少。也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党

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共同行动，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目标又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群众路线使党的事业有了更深厚的基础，统一战线使党的事业具有了雄浑的力量，二者凝聚的共同价值追求使中国共产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在革命年代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目标追求是国家独立和群众政治上的解放，而在和平建设年代，必将其导向富强、民主、文明。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成为民主的中国、富强的中国、现代化的中国的逻辑和路径。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强调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已命中注定，其方法手段——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也为其在最初的奋斗中提供实现目标的可能和力量，这是中共成立之初高远追求的现实发展和经验总结。

[参 考 文 献]

[1]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2]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539-540.

[3]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435-436.

[4]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6.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85.

【责任编辑 王雅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