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教贤街

　　万州教场坝旁边有一条小河叫纸房溪，是苎溪河的一条支流。从教场坝菜市场过纸房溪上的小桥后，那一带地名就叫纸房溪。纸房溪有一门坊，是通往开县那条古道的起点。这条万开古道实际上是一条蜿蜒于群山间的山路，从纸房溪的门坊往上走，就是教贤街。教贤街包括一条街两截梯坡，纸房溪的门坊到庙嘴是两米多宽的梯坡，然后是一条约有一百多米长的平平的街道，这是教贤街的中心，街两边都是木板房。街的尽头到叫花岩又是两米多宽的梯坡，叫花岩往上走是雷打石，雷打石再往前就是塘坊镇了。 　　教贤街最繁华的时期应该是我外婆年轻的时候。 　　我外婆是一个普通人，在我母亲十来岁时就过世了。她的堂姊，我们称大姨婆婆的一个女人，却曾是教贤街最富有的人，街下排的木板房当年都是她开的栈房，来往客商都在她那儿歇脚、吃饭、住宿。那时的教贤街，不说是车水马龙，却也是人流、车马往来不绝。开县、巫溪、城口等地贩百货、桐油、猪鬃的客商和大姨婆婆都很熟。大姨婆婆人缘很好，生意也做得顺顺当当，但在万开公路修建后生意就一落千丈。解放后不久，大姨婆婆也因病去世，她的离去，似乎便是教贤街这条茶马古道繁华时期的结束。我没有见过大姨婆婆，但我的印象中总有这样一道风景：一个穿旗袍的五十来岁的女人，坐在青石路的街边，拿着水烟壶，呼唤两个在玩耍的小孩给她点烟――那两个小孩是我的两个哥哥。 　　我生活在教贤街的印迹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 　　那时的教贤街已不是当年的交通要道，而是一个普通居民社区。街上的门面基本没有了，都成了居民住房。我家的房子在街的下排的中心。街下排的房子大多相同，临街的房子由门面改成了堂屋，我们叫灶屋，因灶和厨房的东西都在这间房子里而得名。里面是一楼一底，楼上是父母住的正屋，楼下则是小孩住的地方。房屋本来的结构是吊脚楼，楼下的房子应该是后来加修的。我们家孩子多，把很大的灶屋改成了两间，一间也成了“房屋”。其实教贤街的居民住得都很挤，每家没有超过三间房的。 　　教贤街小学在庙嘴上面，是由一座不知什么年代建成的庙改的。我读书时已改叫万县市集中第一小学。教贤街小学大门前是一坡石梯，石梯下面是一个坝子，坝子两面是“石骨子”崖坡，很陡。学校坝子不大，但我们可以在这坝子上踢足球，只是球容易掉到两边的坡下，我们按足球比赛规定，谁踢出线(踢下崖坡)就该谁捡球。球滚得最远的是滚到了苎溪河里，捡球来回要跑二十分钟。更不幸的是找不到球，那是要赔球的。有一次我将球踢在一个同学的身上后滚下崖坡再也找不着了，于是我俩卖连环画和废铁来攒钱，赔借的人家的足球。这坝子上有三棵黄桷树，都是百年老树，中间一棵很特别，树下像房子一样有石头砌的基脚，树中间是空的，可容纳两个大人，像一间小房子，下雨时可在里面遮风躲雨。学校这个坝子是我们孩子玩耍的天堂。那时的学习只在上课时完成，多的是时间玩。弹弓是枪，红苕藤是子弹，包谷核是我们的手榴弹，“打仗打游击”，我们玩得“硝烟弥漫”!学校的房子、黄桷树、我们的坝子，是孩提时代的永远的怀念。万州画家张心佛有一幅题为《教贤街》的油画，画的就是我们曾经的学校和黄桷树。 　　教贤街不仅住着城镇居民，还有郊区农民。街周围就是郊区公社的菜地，郊区公社集中大队的队部就在教贤街上。郊区公社的农民也吃商品粮，但副食供给的待遇要差一些，也就是说郊区公社的社员身份等级是介于城市居民和农村社员之间。 　　70年代的教贤街人很穷。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算是有最好的职业，在教贤街收入是最高的。集体企业的职工的工资收入也还说得过去，教贤街的小摊小贩多，赚钱很难。最穷的是住在郊区公社的农民家庭。住街尾的一姓王的剃头匠的家里，看上去是最穷的，老婆是郊区公社的农民，一家四口挤在十个平方的房子里，房子里灶、柴、床，什么都有。他家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的浑名就叫“叫花”(音gao hua)，女孩长得很清秀，但脸、手经常是黑黢黢的，从来都没有干净过。剃头匠平常挑着剃头担子在较场坝一带剃头，奇怪的是教贤街的人都不找他剃头。剃头匠有一怪病，到了夏天晚上，他的腿就疼痛难忍，于是深夜里他就在教贤街来回地走，来回呻吟，呻吟声很惨，让人听了难受。现在想来应该是风湿病，只是他无钱去治。那叫“叫花”的儿子，经常挨邻居的骂，不是他真正做了多少坏事，而是他又黑又脏又瘦的样子让这些邻居看不顺眼，都觉得那些惹是生非的事是他干的。有一姓文的女人，人高马大，她唯一的宝贝儿子常和“叫花”打架，又打不过，每次都是她出来帮忙，骂得“叫花”狗血喷头。有一次“叫花”骂了她儿子一句脏话，她抓住“叫花”又骂个不停不算，似乎还想动手去打。要不是隔壁王老娘拉开他们，后果不知是什么样子。这王老娘并不老，五十多岁就全白了头发，平时不多言多语，成天都在做事，做饭、洗衣，还经常去附近的山上捡柴禾卖。她对街上的小孩都好，不管是穷是富。要是哪家大人打小孩或欺负别家的小孩，她都要出来管一管。爱管闲事的还有我大姨，但她只动嘴不动手。所有的小孩她都不喜欢，除了我们家兄弟姊妹，谁都被她骂过。她因肺病病休，天天呆在家里。大姨很有大姨婆婆的遗风，没事就捂着竹编的木炭烤火篓子，搬把椅子坐在街边，边抽烟边数落那些玩耍的小孩。她喜欢喊我去她屋里，拿一些豆腐干、饼干等小吃给我。我知道她喜欢我，但怕她骂人，也怕进她那问住的房子。她住在一座吊脚楼里，走在木地板上就能感觉房间在动，我生怕哪天会垮塌。后来过了几年那吊脚楼真塌了，只是在这之前她已搬了出来。大姨虽然有个女儿，但已出嫁，很少回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大姨父，好像她向来就是一个人。 　　教贤街一个人过日子的还有邓伯伯。邓伯伯是我最敬佩的一个教贤街人。邓伯伯当时应该有六十岁了，我妈经常说我喊得不对，应该喊邓外公。什么理由我现在也不明白。但我习惯喊邓伯伯。教贤街有很多人都叫他邓老头，这并不是他不受人尊重，而是因为他成分低，是四类分子中的地主，不应该太尊敬他。他这个地主成分是捡来的，在解放前夕，他一个亲戚送他十担谷子的租子，解放后一查有租子，马上就定为地主。邓伯伯在搬运队当搬运工，接受劳动改造。邓伯伯以前就是劳动者，木工、石匠活他都会做，恁大年纪了，仍能挑煤、挑水、扛很重的东西。对接受劳动改造，他从没露过一点儿怨言，他对社会好像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他经常主动修补教贤街的石梯和路面，帮一些没有劳力的家庭挑水、挑煤。大雨山洪后，如

遇路面遭冲垮，不需谁通知，他早已默默地在那儿修补了。有次他修路，妨碍了几个郊区社员过路，他们骂他，还要打他。幸好有我母亲站出来打抱不平，把那几个人狠狠骂了一通。我母亲是居委会委员，成分是无产阶级，教贤街就算她是最大的官了。她负责组织开会、学习和打扫卫生，教贤街的大小事都可以管。但我发现她和四类分子们关系都好。“文革”最乱的那几年，她都没有组织斗过哪个四类分子。邓伯伯对我母亲佩服得很，经常对人说“她带那么多娃儿，个个‘抻抻抖抖’的”。邓伯伯喜欢小孩但从不言表，他常带着笑意看我们做作业、看书。他崇敬文化、崇敬书本，原因是他没有读过书，是个文盲，不识一个字。邓伯伯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到河南去了，小女儿他不认，理由是他老伴生病时，女儿没有去好好照顾。但据我们推测，真正原因可能是要小女儿和他这个四类分子划清界限。每次小女儿来看他，他都是发怒地赶走她。他很心痛他老伴，老伴因患“哽急病”去世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逢人就念叨：“她就想吃点好东西啊!”邓伯伯住在我家对面，他的房子本来是一楼一底，楼上三大间被政府没收，楼下归他们一家人住。楼下三间房，中间是堂屋，两边是房屋，左边有一间不到五平米的灶屋。他老伴去世后他把堂屋和一间房屋租给了别人。后来他没有了劳力，也没有了收入，他就把这两间房卖了，房款作生活费。最后他把剩的那间房屋也卖了，自己住进了那间小灶屋。他留言说他不带走一点财产，也不留给后人一点东西，死后请人把他烧了就行了，谁帮忙办后事谁就得他那小灶屋。他去世时他小女儿来了，哭得伤心欲绝。最后一刻父女俩是否已相互谅解，教贤街的人都不知道。我记得有一年回万州探亲，我抽空去教贤街看看时，想送他一点钱。谁知他坚决不接受，只收下了一点小礼品。我们离开时，他跟在邻居们后面默默无语地送我们到庙嘴，眼里一直有一种见到自家孩子样的喜悦。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邓伯伯，八十多岁的老人已是风烛残年，又瘦又矮，几根白胡须在下颚间抖动…… 　　70年代教贤街人生活都很苦，没有自来水，家家烧煤和柴禾。那时好像每年都干旱。我们世代依赖的那口水井一遇干旱，就只能一滴一滴地出水，井边往往排了二三十个水桶，挑一担水经常要等大半天。实在没水了，我们就去河坝挑“沙井”的水，“沙井”就是在河边沙石里挖一个坑，让河水渗进来，这水质量很差。一般是不会作饮用水的。等水、挑水，几乎是我们暑假里的“主要工作”。我们还要去挑煤，三马路不算太远，远的是南门口码头，挑一担煤来回要两个小时。挑回来后还要在太阳下用泥、水搅拌，做成煤饼，晒干后才收回家。不知为什么，现在回忆幼时的这种劳作竟有一种快意，而我记忆中当时也未觉得苦。半夜里挑水回来，喝一碗稀饭，吃一点泡豇豆，感觉非常惬意!天气一热，我们就不能在房间里睡觉了，整条街的人都在户外歇凉、睡觉。庙嘴的空坝是歇凉、睡觉的好地方。在睡觉前一般要摆龙门阵，鬼、怪、神、佛是这种龙门阵的主要内容，这是大人小孩都喜欢的节目。龙门阵就是说古道今，说古即是传说，道今便是新闻。中国五千年文明中不见诸典籍的有多少不是来自于这种传说呢!我知道大姨婆婆，知道桐油灯，知道教贤街，都是因之于这些龙门阵。 　　最能摆龙门阵的要算谢伯伯了。谢伯伯不是教贤街最有文化的人，但他熟读三国、水浒，讲起传说中的古代人物来如数家珍。他摆龙门阵颇有说书人的风格，说到精彩处他神采飞扬，或抑扬顿挫、铿锵有力，或刻意模仿，形色如真：“那太宗皇帝马陷泥潭，进也不成退也不成，回头一看，后面的盖苏文正拈弓搭箭，急马赶来。此命绝矣!太宗叹呼：谁人救得我唐天子，大唐江山平半分；谁人救得我李世民，你为君来我为臣!薛仁贵听得真切，大呼：我来也!”他还经常戛然而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然后他慢慢地品口茶，抽支烟，待我们央求他继续时他又才“娓娓道来”。他最喜欢讲的是《东周列国志》、《封神榜》和《说唐》，我最喜欢听的是《说岳》，二郎神、土行孙、薛仁贵，这些古代英雄在他的龙门阵里活灵活现，深深地震撼着教贤街少年们的心灵。我后来自己看这些书时才发现，很多内容与谢伯伯的龙门阵并不相符。谢伯伯是不是都看完了这些古代名著?我很怀疑。他看书非常慢，我记得他戴着老花镜，睡在躺椅上看《金陵春梦》，整整一下午只看了两三页，而且他看书的时间很少。我现在觉得他的那些龙门阵很有可能也是长辈人讲给他听的。有一点可以证明，他讲的“安老爷”的龙门阵肯定当时是没有书的，现在四川笑星吴文扮演的“安老爷”的电视剧的内容，他都给我们讲过。“安老爷”的故事肯定是民间传说，其实在我心中，“安老爷”要比阿凡提有智慧得多。因此，我有理由相信谢伯伯那些龙门阵就是民间传说。至今我仍认为，凡书上的内容与谢伯伯的龙门阵不同的，都是谬误，他摆的龙门阵才是正宗。 　　我很早就离开了教贤街，后来我父母也卖掉了房屋，搬离了教贤街。但我们每年都要回去看看。现在因为三峡工程的拆迁，教场坝、纸房溪都没有了，原来的纸房溪已为天仙湖所覆盖。教贤街依然还在，只是成了天仙湖中一个落寞的半岛，并且很快也将被拆迁。那条很多坡梯的古道已再无人行走。到教贤街去要改道走兴茂小区，再往下走。现在的教贤街已十分狭窄，木板房已换成了砖房，街两边约一米的屋檐下的地方已成了房子的一部分。屋檐下本是居民们小憩的地方。一到吃饭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喜欢端着饭碗坐在屋檐下，边吃饭边闲聊。不时，还会有小孩们童稚的声音“你屋吃的什么饭?――红饭；什么红?――灯笼；什么灯?――电灯；什么电?――水电；什么水?――大河水……” 　　走在教贤街的石板路上，我的脚步很轻。我探访的是逝去的教贤街昔日的景象。细微的脚步声是我虔诚的叩问，不知道在这大青石下有没有那些久别的灵魂?大姨婆婆、邓伯伯、大姨…… 　　责任编辑　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