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之子忆胡乔木:收集江青恶行材料交给邓小平
2012年06月26日 09:09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贺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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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果断地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为元、王洪文。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全国亿万军民，…[详细]
核心提示：接着，他告诉我收集江青的材料，除了要注意安全外，还必须遵守三条原则：一是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能道听途说；二是要反映人民群众最迫切最真实的呼声；三是不能涉及国家机密。
本文摘自《中国文化报》2012年6月12日第4版 作者：贺捷生 原题为：太阳下的赤子——忆胡乔木同志
时间是最大的神偷。不经意间，乔木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了，离开我们也有二十年了。几十年来，我们的国家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到他生前难以想象的阶段，我们追思他，怀念他，对他的历史贡献，他精深的思想内涵、高尚的品质情操，他不可多得的文字才华，都有了新的认识，新的理解，新的发现。在我们各自的心里，对他不平凡的一生，也有不同的感叹和感悟。他能如此长久地让我们放在心里，并不断去谈论他，回想他，从他身上吸取生活的力量，说明他是伟大的、杰出的。这就是我们纪念他的意义。
乔木同志比我年长二十三岁，我叫他乔木叔叔。因为长期担任毛主席的文字秘书，为毛主席和党中央起草过大量纲领性文件，同时又像尊重毛主席那样尊重我父亲贺龙，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个高大的人，深邃的人，有着周公吐哺般的胸怀，让我深怀敬仰和崇拜。然而，他又是个谦卑的人，慈善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中谨言慎行。他留给我的记忆，是热情、谦虚、和蔼，每次见到我都直呼其名，如同时刻能给我温暖的亲人。我不敢说我是他的朋友，但在上世纪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当他把我拉入那条与江青暗中较量的政治战壕后，我不得不承认，在我们之间，有着比普通朋友更纯粹，也更值得珍藏的情谊。
我和他，先是在距离上走近，然后才在政治上逐渐靠拢的。那时，我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到南长街他的住所充其量只有两站路。工作不忙和午休的时候，经常会走路去看他。他也希望经常见到我，和他推心置腹，对我和我的家人的遭遇满怀痛惜之情。听说我女儿向阳在他家附近的六中读书，中午跟着我在单位食堂吃饭，他和夫人谷雨及女儿木英坚持让孩子去他家吃饭。
他说，孩子正在长身体，不能亏待她，甚至专门腾出一个房间供她午休。他不仅亲自过问孩子的功课，给她讲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还准备了一只闹钟，天天自己上弦，到了时间就叫醒孩子去上课。一个老人对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后代，甚至后代的后代，这样关心，而且关心到体贴入微的程度，让我感动至极。到后来，我也常去他家蹭饭，把他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和女儿一道在他家出出进进。在酷热的暑天，或风雪交加的冬日，我没有及时赶过去，他还让大儿子胡石英骑上车来接我。
实话说，我还算是个有点见识和胆量的人。在人人自危的日子里，有一次，竟让石英和他的小儿子和平陪他悄悄地到革命历史博物馆，请他去看我们馆刚布置的红军长征展览，希望他提出批评和建议。当时的革命历史展览“左”是难免的，充满空洞的政治说教和口号，他却看得格外仔细，格外认真，把我们对他的希望和恳求真当一回事。他说，红军长征展览，就要理直气地宣传红军精神，应该多放一些实地收集的文物，让历史自己站出来说话。在那个年代，以他当时的处境，要说出这种意见，是需要勇气的。
要知道，他当时还处在类似软禁的状态，心情压抑，人人避之不及，每天郁闷地坐屋子里读书看报。冬日院子里阳光灿烂，也懒得走出去晒晒太阳。望着他孤独的身影，不禁感到辛酸。因此我对他说，乔木叔叔，你得出去走一走，长时间窝在不见阳光的屋子里，会憋出病来的。他说不会的，即使有病，那也是别的原因引起的，不是在屋子里憋出来的。他从延安开始贴身跟着毛泽东，长达二十多年，和伟人一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夜以继日，把思想与智慧融入到了党和国家的肌体与血液中。
但在他经验最丰富，思想最有创造力的时候，却被遗忘在南长街这座冷清的院子里，无异于鹰囚樊笼，龙困浅滩。我常去看看他，和他说说话，聊聊外面发生的事情，就是想减缓他精神上的孤独，内心的郁闷。不过我很快就发现，这其实是对他的误解。因为他的心里始终装着大事，脑子里什么时候都在思考问题。即使没有人用他，他也在关注党和国家的命运，为国家正陷入的那场内乱忧心忡忡。
我看见他天天读《人民日报》，并且是反复地读，反复捉摸那些指桑骂槐的文章，对他说：“这是张什么报纸啊，无事生非，颠倒黑白，有什么好看的？”他忽然严肃起来，认真地说：“我们看问题可不能这么简单，这里的学问大呢。因为这是江青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你每天看着他们在做什么，说什么，发表什么谬论，就能看出他们具有怎样的政治野心。”说着，他拿起桌上的《人民日报》，当场教我怎样读这报，怎样观察报纸透露的政治动向。有一次，他读完“四人帮”写作班子炮制的一篇文章，啪的扔在桌上，气愤地说：“人做事，天知道。江青他们违背党心，不得民意，迟早要倒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预见江青他们的未来，心里受到极大震撼，仿佛听到一声早春的惊雷。
这是一九七四年深秋，“文革”进行到了第八个年头，国家已被“四人帮”拖入灾难深重的泥潭。在我熟悉的文艺界，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泱泱大国只剩下一个作家，一个诗人；戏剧家们都不敢写戏和演戏了，八亿人民翻来覆去地看八个样板戏。“四人帮”却利用独霸的两报一刊，高举批判利器，批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批无标题音乐，批晋剧《三上桃峰》，批《一匹枣红马》……总之，只要是违背他们的意愿，什么出来批什么。人民群众喜爱的电影，被批得体无完肤，全部被打入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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