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维新派人物群体经世观的主要特点论析

　　摘要：以谭嗣同为代表的近代湖南人物群体对传统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学风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他们以今文经学为武器，将变法与经世结合起来；既注重宣传，又躬行实践，将理论阐发与变法实践结合起来；他们提出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教育上、社会风俗习惯上进行变法维新的主张，因而其经世内容非常广泛；在改良失败时，他们不怕流血牺牲，断然倡言流血革命，以唤醒世人的觉醒。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与他们的先辈们一些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维新人物群体；经世观；主要特点；变法雏新；流血革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3—0141—04　　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精神，这种学术精神，在不同的省份、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对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心理以及人物成长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在湖南，它作为一种思想、学术、文化传统被湖南士人一代一代传承，从未间断，发展到近代，特别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人物群体崛起后，逐渐突破经世致用的学理层面，转化为一种士人学者的学术心理、学术传统和学术与政治取向的标准，凝集为一种经世务实的文化精神，成为近代湖湘文化价值取向和近代湖南人才政治价值选择的决定因素，成了连接古代湖湘与近代湖湘文化的桥梁。　　以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人物群体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后，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的戮力经营下，清政府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同治中兴”的局面，他们学西方、办工厂、制造枪炮船舰、办学校、派遣幼童出洋留学，的确很是热闹了一阵子。但是，一方面，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学习西方的深入，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在中国产生和发展，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也应运而生，他们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他们不满意清政府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等遏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形式，迫切要求政府保护其经济和政治利益，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在虚假的同治中兴局面下，清政府的统治危机不仅没有消除，而且暗藏着更大的危机。先是1872年日本侵略台湾，清政府以赔银了事，接着1884年中法战争，清政府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仍以签订不平等条约结束，这都极大的刺激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胃口。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湘军、淮军相继败溃，新建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赔款、割地，把中华民族推到亡国灭种的边缘。在这种形势下，以康有为、梁起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以春秋公羊三世学说和进化理论为武器，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湖南独步全国，成为最具声色、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省份。　　由于以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改良派所处的时代与魏源、曾国藩等所处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而且他们没有象曾国藩等那样身居高位，因此，他们的经世观呈现出一种新的特点：　　第一，以今文经学为武器，主张通经致用，将变法与经世结合起来。　　今文经学将儒家经典看作政治学著作，通过阐发其微言大义来为现实政治服务。自魏源开始治今文经以后。到19世纪末，今文经学在湖南得到广泛传播，当时几乎参加维新变法运动的湖南学者都是今文经学的信仰者和传播者。他们治经，不在于纯粹研究其义理，而在于通经以致用，皮锡瑞说：“通经所以致用，汉人治经，皆切于时用，故经学奠盛于汉。以《春秋》断狱，以《禹贡》治河，以《诗》三百五篇当谏书，以《洪范五行传》警人主，此皆汉儒微意。若谓谈经学不必及时事，则五经真同刍狗，而经义可废也。”王闿运说：“治经致用，莫切《春秋》，非谓其政法多矣。多为其法者，《周官》是也；不立一法者，《春秋》是也。”他们不满意于空谈义理和溺于考据词章，认为：“行与学分，由士君子不能辩学故也。六经兴于孔子，九流生于六艺，质性有偏，宗主各异，要之九家皆通经之人。而汉后治经者初不得经之用，训诂、词章、性理、考据、经义、演说，等级自有高下，其无关经学一也。而取士者以为权衡，求进者以为羔雁，所学虽极为通博，了不关其行事，茫茫昧昧，一任身世之遭逢而已。”王先谦亦重今文，治学重求实，反对空洞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他说：“窃谓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尊宋。以汉学苦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学，能人所难，宜无病矣。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人。所务在名，所图在私，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因此他们极力主张：“本汉人治经之法，求汉人致用之方，如《禹贡》治河，《洪范》察变之类”，如此则能使“两汉人才之盛必有复见于今日者，何至疑圣经为无用而以孔教为可废哉！”　　那如何才能做到通经致用呢？他们接受今文经学关于“变”的理论，通过变法达到致用的目的。谭嗣同认为，孔子见三代以后“君权日盛，民权日衰”，才惧而作《春秋》，它的主旨是倡改制，兴民权。唐才常说“《春秋》为素王改制之书，上本天道，中用王法，下理人情，治通三流，礼存四代”，它与近代公法之理相通，证明“素王改制垂世之公心，经权互用，不以古今中外而有阂也”。樊锥认为：“《易》、《春秋》二书，为圣人治运之大权，其道极于乾坤毁灭而不可易，其谊通于往来无穷而靡不包。《易》为《春秋》之内，本隐之显者也；《春秋》为易之外，推见至隐者也。穷变通久之理，质文乱平之法，无非所以总循环之运，寓宜民之道焉。故孔日：作《易》者其有忧患，庄日：《春秋》经世先王之志”。皮锡天赐也认为：“《春秋》一经为圣人经世之书，更须先通大义微言，方知孔子创教，实有素王改制之事。”所以他们积极倡导变法，认为“变法为天地之气运使然”，“今五洲通而为一，乃古来未有之奇变，天地之气运一变致此，人何能与天地相抗，能迎其奇而自变者，其国必昌，不能迎其机而变者，其国必亡。”将变法看做是国家兴亡的关键。这样一来，变法就成了维新改良派经世的主要内容和手段。　　第二，既注重宣传，又躬行实践，将理论阐发与变法实践有相结合。　　以魏源为代表的嘉道经世派擅长著述，却疏于践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经世派重践行，理论阐述又略显不足。以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改良派兼采两家之长，既重理论阐述，又躬行实践，积极参加到变法活动中去，将理论阐述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办报刊，鼓吹舆论。谭嗣同认为：“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学堂之所教可以传于一省，是使一省之人游于学堂矣；书院之所课可以传于一省，是使一省之人聚于书院矣；学会之所陈说可以传于一省，是使一省之人晤言于学会矣。且又不徒一省然也，又将以风气浸灌于他省，而予之耳。而授以目，而通其心与力，而一切新政、新学，皆可以弥纶贯午于其问而无憾矣。”在维新变法期间，维新派先后于1897年和1898年创办了《湘学新报》和《湘报》。《湘学新报》以“讲求实学”为宗旨，除登载谕旨及有关新学的章奏外，所刊内容共分史学、掌故、舆地、算学，商学、交涉六门。很多宣传变法维新的文献如粱启超在时务学堂的讲稿、徐仁铸的《酋轩今语》、熊希龄的《京师大学堂西学课程》、唐才常的《交涉甄微》、《各国种类考》等文章以及《陈中丞招考时务学堂示》、《湖南开办时务学堂大概章程》、《郴州学会禀》、《法律会章程》、《湖南办理不缠足会叙》、《论湘中所兴新政》等都刊登其上，同时还以大量篇幅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情况，涉及外交、银行、币制、铁道、学校、航运、水利、刑律、近代国际公法等方面。《湘报》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旨，内容分八类：论说奏疏、电旨、公牍、本省新政、各省新政、各国时事、杂事、商务。“本省新政”栏中对湖南维新时期的大事逐日反映，时务学堂的规章课程、湖南各学会的活动启事、南学会的讲演问答都有登载。“各省新政”栏中则对全国维新运动的发展情况，如保国会的成立、京师大学堂的创办等都加以详细报道。由于《湘报》创办于湖南维新运动高涨之际，宣传“爱国之理”，“救亡之法”，倡导变法改制，言辞十分激烈，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樊锥作《开诚篇》、粱启超的《论湖南应办之事》等，极力主张主张“西法与中法相参”，“民权与君权两重”，“中教与西教并行”，疾呼“用天下猛峻之大药”，“起四海之豪杰，行平等平权主义”；求开办类似西方议会性质的学会，先兴绅权再兴民权。除《湘学报》、《湘报》外，还办有《湖南公忠报》以及各地方一些小报。这些报刊流传城乡僻壤，有的甚至在全国流传，如《湘学报》，对推动湖南维新变法运动的深入开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是办书局，销售有关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和宣传维新变法的书籍。为了推动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维新派人士在全省创办了大量书局。全省在维新变法期间究竟创办了多少书局，没有确切统计数据，仅以长沙而论，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开办的书局就有新学书局、湖南实学书局、维新书局、强亚书局、广益书会、经书书局、学战公司等，在这些书局里“发兑各种算学时务书籍”，如《列国变通兴盛记》、《公法总论》、《测地绘图》、《万国史记》、《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天文地学歌略》、《欧洲八大帝王传》、《经济策论汇纂》、《民约通义》、《中西学门径书七种》、《日本书目志》、《日本变法考》等以及《湘学报》《湘报》、《时务报》等二十余种省内外报刊。　　三是王闽运、皮锡瑞、谭嗣同等为传播今文经学，阐发孔子改制的微言大义，写了大量的著作。如王闿运著有《周易说》、《尚书义》、《春秋公羊传笺》等著作，皮锡瑞著有《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等，王先谦先后编纂《苟子集解》、《续古文辞类纂》、《十朝东华录》等，校刊《群斋读书志》、《合校水经注》等，自著《虚受堂文集》、《虚受堂诗存》、《虚受堂书札》、《葵园自订年谱》等，终其一生，著、编、校，注、辑、刊的书籍共达五十种，计三千二百余卷以上。人称其为“季清巨儒”，“平生著书，尤有功于楚学”。谭嗣同著有《仁学》等。这著作都强调了变法和学习西方的重要性。如皮锡瑞就认为，“自变者昌，代变者亡”；王先谦在维新运动初期也呼吁“百度维新”，“力图自强”，将学习西方看作是“于万难之中求自全之策”一条自救自强的出路。谭嗣同更是在他的《仁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变法思想和主张，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谭嗣同等不仅积极鼓吹和宣传变法主张，而且还积极参加变法活动。著文章、办报刊、立学会、行讲演，他们无一不参与其中。《湘报》创刊时，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为董事，樊锥、谭嗣同、唐才常等为撰述。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王先谦率先改订书院课目为经学、史学、掌故、算学、译学五门，为湘省书院设置新科目开了风气。1897年春，在谭嗣同、唐才常、刘善涵的倡议和欧阳中鹄、江标、陈宝箴的支持下，又建成浏阳算学馆，除算学外，“余时温习经史，阅看外国史事、古今政事、中外交涉、算学、格致诸书及各新闻纸”。年初，湖南士绅就由王先谦领衔呈请设立时务学堂，以熊希龄为提调。1898年2月南学会成立，皮锡瑞被聘为学长，熊希龄、谭嗣同等负责议定会中事务章程。南学会以“专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义”为宗旨，定期举行演讲会，每月四次，由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三，立足于本土，结团体，办学会，广人才，以集体的力量进行变法救亡。　　魏源倡导“变”、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是单个人的呼吁，没有形成集体力量，因而影响也就十分有限，以致《海国图志》不能在国内流传。曾国藩组织了湘军，能以团体的力量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但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这个问题上，他没有能将湖南士绅团结起来，只能在远离家乡的外省、以自己的政治身份进行学习西方的活动，以致他想在湖南创办新式企业的愿望难以实现，欧风美雨没有以曾国藩为媒介传人湖南。以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维新改良派不同，他们立足于湖南，通过办学会、结团体的方法，将各种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在湖南开展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活动。　　维新派人士认识到，“开辟风气莫如多购西书，陶冶人才莫如多开学会”，“学会成，则向之不得入学堂、书院而肄业焉者，乃赖以萃而讲焉。然而，学会设于会城，会城以外无由致其观听，而况于外县，而况于外府？是必更有推行之妙术，不啻一一佛化百千身，一一身具百千口，一一口出百千音，执涂之人，而强聒不舍而后可也。”L91418因此，在变法期间，维新派人士在湖南各地创办了南学会（设长沙）、湖南不缠足总会（设长沙）、延年会（设长沙）、积益学会（设长沙）、学战会（设长沙）、公法学会（设长沙）、法律学会（设长沙）、群萌学会（设浏阳）、任学会（设衡阳）、舆算学会（设郴州）、致用学会（设龙南）、明达学会（设常德）等，这些学会多以联通群力，振兴新学，以拯救中国于危亡，将湖南各界人士都团结起来。特别是南学会，入会者先后达一千多人，不仅有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激进维新派，也有湖南现任地官员如陈宝箴、江标等，王先谦、王闿运、皮锡瑞、欧阳中鹄等人士也吸引进来，这就极大的减少了维新变法的阻力，有利于湖南变法维新活动的深入开展，这也是湖南成为维新变法活动最具朝气的原因之一。《国闻报》曾这样评价说：“湖南风气日开，较之江海各省，有过之无不及也。自上年前学使江建霞文宗创立湘学会于校经书院，为多士讲学之地，近则日新月异，继长增高，后来名目，有所谓南学会、群萌会、延年会、学战会、法律会，不半载之间，讲堂之场，居然林立，或哲僦书院屋舍，或另赁街市民房，人尽愤发，士皆淬厉，为楚有材，于斯为盛。新学之盛，此邦殆其嚆矢欤！”从此以后，结团体、办学会就成为湖南爱国人士从事经世救亡的主要手段和方法之一，对以后湖南人才的兴盛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四，经世内容的广泛性。　　谭嗣同等维新派突破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藩篱和传统农本思想束缚，其经世扩展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具有广泛性的特点。　　在政治上，主张兴民权，将西方议会政治制度引入中国¨”。维新派人士认为：“中国所以不可为者，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官之权独搅，官之权独尊”，因而“方今急务在兴民权”；而兴民权一则则在于“起民权，撰议会，开国会”，使人人有自主之权。二则在于实行地方自治，官民上下同心同德，“自治其身，自治其乡”，对地方兴革事宜如学校、水利、商务、农事、工业、治安等共同加以讨论，而“去郡县专制之弊，由一府一县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可以近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专制主义君权统治。　　在经济上，主张发展近代工矿商业，不但主张办工厂，开矿山，建铁路，通轮船，还主张农业也实行新的经营方式，“大农当以商举之”，“合一大公司，兴讲农事”，有的并建议成立中国商业总会，以讲求中外商学商务，振兴全国商业，表现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樊锥就向往着“手工尽化机器，物质喷于瀛海”景象的实现。　　在文化教育上，主张开明智，废除八股，设新式学堂，与帝国主义各国展开学战。认为“保种保教均必先开民智”，而要开民智就必须废八股，维新派人士斥责八股为无裨实用，锢人心智，是专制统治者用来“塞智摧权腐心之鸩毒”，“使吾四万万人宛转圈牢，徐供刀俎，靡可解脱”，因而其“滔天之罪，擢发难数”，必须彻底改除。谭嗣同强调：“变法必先从士始，从士始则必先变科举，使人人自占一门，争自奋于实学，然后人才不可胜用，人才多而天下始有可为矣。”他们主张设新式学堂，译西书，兴实学，“创学堂，改书院，以造英年之髦士，以智成材之宿儒也。然而学堂书院之容积，犹有限量，自余之不得人而肄业者，以国量乎泽若蕉。顾安所得长裘广厦而遍覆翼之，而遍讲论之乎？”呼吁“共相勉为实学，以救此至危急之局”，并提出要与帝国主义各国实行学战，曹典球在《湘报》发表《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一文，湖南并相继设立学战会、学战公司等，以图通过振兴新学而强国御侮。　　在社会风俗方面，禁止妇女缠足，并设立湖南不缠足总会，在《简明章程》规定要革除缠足风俗，人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凡八岁以下缠足的一律“解放”。谭嗣同又撰《湖南不缠足嫁娶章程十条》，规定“凡同会皆可互通婚姻，除会外人亦系不缠足者仍通婚姻外，余不得与通婚姻”。还提倡女家不得向男家“需索聘礼”，男家不得嫌女家“嫁奁不厚”。会者还应出资随地倡立女学塾，提高妇女文化水平。　　第五，行流血革命，以唤醒世人的觉醒。　　变法失败后，清政府大肆捕杀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纷纷避难日本，谭嗣同曾劝梁启超去日本使馆避难，自己则坚决不走，慷慨表示：“大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何足惜。且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者。中国变法流血，请自嗣同始。”他随时准备为变法事业献身。同时还联络江湖人士积极营救光绪皇帝。被捕后，在狱中赋诗道：“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时，他面不改色，巍然屹立，高声喊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听，快哉快哉！”慷慨就义，梁启超高度评价谭嗣同是“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并指出：“谭浏阳之《仁学》，以宗教之魂，哲学之髓，发挥公理，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冲重重之网罗，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实禹域未有之书，抑众生无价之宝。”不愧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　　谭嗣同的血没有白流，他的死，的确是“崭火犹传死后功”，唤醒和振奋了千百志士仁人的革命精神。高歌“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邱”的谭嗣同的密友唐才常，“对于满清已有十分之绝望，恨不即时扰乱满清之全局，组织新政府以代之”。他从维新变法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决心“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效法谭嗣同，于1899年在上海组织正气会，举起讨贼勤王的旗帜，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爱国忠君之实，以济时艰。”1900年正气会改为自立会，自立会便转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会党中迅速发展组织，吸收会员，并成立自立军，详订《自立军现在之布置及其将来兵事》，集二万余众，准备发动起义。1900年8月9日，秦力山领导大通起义揭开了自立军武装起义的序幕。唐才常、林圭也准备在汉口起事，但由于叛徒出卖，唐才常、林圭等被捕，起义失败。当唐才常被包围时，他对都国陈士恒说“：事既难，有死而已，毋庸捆绑，当与尔偕往。”表现出与谭嗣同一样的英雄气概，临难前赋诗日：　　新亭鬼哭月昏黄，我欲高歌学楚狂。　　莫谓秋风太肃杀，风吹枷锁满城香。　　徒劳口舌难为我，剩好头颅付与惟？　　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束总为斯。　　唐才常喋血就义，不避锋刃，“就义之时，神色不变，慷慨如平时。临绝大呼‘天不成吾事者再’！”　　谭嗣同、唐才常的就义及自立军的失败，以血的教训呼醒了世人，促使他们从改良主义的梦幻中清醒过来，走上革命反清的道路。所以有人说：自立军“固可断为勤王、革命之一大鸿沟也”，自此而后，革命和改良“各张旗帜，亦自兹始”。所以谭、常的流血及自立军的失败，就成了革命与改良的分水岭和转换器，对推动湖南历次革命的高涨，起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也为湖湘经世学风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形式。　　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湖南维新经世派，他们的经世思想以及由此开展的维新变法运动，不仅开放了湖南社会风气，使湖南人民受到了第一次近代思想解放的洗礼，而且对造就湖南人才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通过兴学校、创业学会、办报刊，“使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受到影响，在不同程度了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民主、参与之类的观念也渐植其思想中，这样就形成了一批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成为变法后湖南社会政治变革的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