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到的一个抗战老兵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一系列关于抗战老兵的宣传报道屡屡出现。国家领导人为健在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或其遗属颁发纪念章。在颁发纪念章的抗战老兵中除了有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各地游击队健在的老战士；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地方工作和地下工作的健在的老同志；还有曾在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战并于解放战争时期及其以后参加革命工作（或入伍）以及回乡务农的健在的老战士、老同志。

“9·3阅兵”式上，我们都看到了抗战老兵方队，他们乘坐墨绿色的敞篷中巴车,由国宾摩托车拱卫在前、后、左、右,呈箭头状护卫首先进场接受检阅的场景。现场直播解说：参加这次阅兵的抗战老兵平均年龄90岁，最年长者102岁。其中，共产党老兵主要从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等老战士中遴选，国民党老兵主要从参加过山西、湖南、云南、广西、贵州等正面战场作战以及中国远征军的老战士中遴选。

阅兵过去几天了，电视新闻还在报道，接受检阅后的抗战老兵荣归故里的一些新闻。看到这些，我不禁回想起了我曾见到的一个抗战老兵，虽然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但见到他的那一幕幕情景，在这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浓厚氛围中，到凸显得记忆犹新，迫使我不得不写下来。

这个抗战老兵，他姓余，是我们一个村二队的，我从小只知道他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并不知道他是一个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国民党老兵。因为我上学读书那个年代，一些出生成分不好的，象什么地主、富农、还要啥子坏分子等等的人，每逢全村（那个时候叫大队）开群众大会都要集中起来，由背着枪的民兵押着，站会场外面进行训话教育。当时我们一些细娃儿就最爱跑去看，也就知道了里面的每个人，是什么样的成分名称。现在我还记得，他挂在脖子上的牌子上写着“历史反革命”几个字。他当时应该有五十多岁的样子了，站在那里身板挺得直直的，不象其他那些人弯腰驼背的。回到家我问当（大队）会计的父亲，什么叫历史反革命，父亲知道是问的那个余老汉，父亲就说，他是当过国民党的兵，是国民党党员，还是一个团长的副官。后来在我心目中，就知道他是敌人一样的坏人，关于他的来龙去脉也不知道。

我记得上世纪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那些出生成分不好的人，都再不是管制的对象，出生成分全部改成了社员，用当时的话说是摘了帽子了。在读书那些年代，关于抗日战争，无论是老师讲的，还是书上看的，基本上说的八路军、新四军、还要东北抗日联军打日本鬼子的事，没有听说过国民党也打过日本鬼子。后来我高中毕业后，八十年代初到西北当兵，在部队看一些历史书籍，才初步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也才知道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共同抵御外敌。后来，国家一些宣传报道，影视作品，也开始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国民党阻击日寇的战斗事例。

我当兵退伍回来的第二年，我清楚记得是85年，当时我已招考为乡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这一年冬季征兵，乡武装部长去对报名参军的青年进行家访，带上了我这个曾当过兵的一路。正好这个余老汉的三儿子也报名参军，当时政策规定社员成分的子女也可以报名参军，但是对家庭历史要进行调查。。

大约是初冬的一个上午，我们走到他家。进屋余老汉很客气招呼我们坐，忙着倒茶双手递到我们手上。一番忙碌，然后坐下来接受武装部长的访谈。他坐下来的身体都是端端正正，双手放在膝盖上，当过兵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典型的军人姿势。当武装部长问到他的历史问题时，他马上去拿了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我接过来一看是当年9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面刊登是一篇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9月3日，《在首都各界人民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然后才开始说起他当兵的经历。他说：他当兵在国民党军川军刘湘的部队，是一个团长的副官。说到这里，他去里面的屋里拿来一张他当兵时的照片，照片上的他穿着国民党军官服装，很明显印有青天白日徽记的大檐帽，

腰间别着手枪，显得英俊威武，他说的是那个团我不记得了。他说：“卢沟桥事变”爆发，进入全国抗战，共产党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们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也向中央和全国通电请缨抗战。8月，各路川军组成二个集团军。邓锡侯是第二十二集团军，刘湘是第二十三集团军。我们是37年冬天从重庆上的轮船到的武汉，后来到了江苏、山东一带准备与日本鬼子开始干。第二年的3、4月份在台儿庄与日本人打了半个多月，总指挥是李宗仁，打我们川军参加战斗的有很多人，那简直是拼死拼活地在打啊！我们消灭了日军一万多人。他说到这里很是自豪和骄傲。他继续地说：抗战八年，我们都在给日本鬼子整，最后在45年终于把日本鬼子打投降了。他说这些象如数家珍，我们也象听故事一样。当后来我看电影《血战台儿庄》，终于印证了他说的拼死拼活。

他说完打日本鬼子的经历后，抿了一口茶，带着有些懊悔的口气说：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打内战，我们部队被解放军打败了，经过教育改造，解放后就回到了老家。回来后的53年我还当过乡政府的文化教员。文化大革命开始，什么阶级斗争扩大化，我就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接受人民群众的管制监督。但从回来我一直在生产队劳动，听从政府和干部的安排，没有干过任何坏事。他拿着那张报纸异常激动地说：这报纸上说了我们这些国民党兵打日本鬼子的事，他指着彭真讲话中的一段让我们看，那上面说的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正面战场，广大爱国的国民党军队包括东北军、西北军和其他地方部队的官兵，爱国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也为保卫祖国、抵抗敌人克尽了自己的努力，作出重要的贡献。特别是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卢沟桥战斗和淞沪、忻口、台儿庄等战役中英勇作战，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打破了敌人在几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神话”。我很清楚他当时的心情，除了是为了说明自己的历史应该不影响儿子去当兵，更为重要的是他因为历史问题多年受批挨斗，现在国家对他们国民党兵抗击日寇的功劳给予了肯定，终于在自己的历史中也有光荣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