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变化情况及变化因素

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变化情况

及变化因素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侵华战争，制造了民国以降，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出兵占领中国领土的先例。刚刚完成形式上统一的国民政府在建立伊始，就面临着外族入侵。中华民族的生存开始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为应对这空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对队内对外政策在“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而促成这些变化的因素又是多方面的，下面我就针对此问题做一简单的探讨。

一、国民党对外政策的转变

（一、）对日政策的转变

一直以来，我接触到的历史书对“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描述就三个字“不抵抗”，对此我也深信不移，并没有更深的探究过，然而经过这一段时间对史实的了解，我个人认为只用“不抵抗”这三个字定性“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是有失偏颇的。“不抵抗政策”这一说法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既指军事上的不抵抗也指政治上的不抵抗，可事实并非如此。“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确未能积极的抵抗日本侵略，以至东北迅速沦陷，说它奉行了“不抵抗政策”是有据可查的史实，在此我不再赘述。但在外交政治上国民党虽然对日政策不强硬，但至始至终并没有对日妥协，所以就不能说在政治上国民党也奉行了“不抵抗政策”。事实上，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依赖国联，寄希望于“国际仲裁”，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这一事件，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却不把国联放在眼里，所以“国际仲裁”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但国民政府毕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并没有一味的对日妥协，所以说它奉行了“不抵抗政策”是有失公允的。

综合“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的史实，我认为国民党对日政策应该是：从军事上的不抵抗、治上的消极抵抗转变为对日本侵略者的全面抵抗。

（二、）对国联及英美的政策转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联的调停，可以说在政策上，国民党政府是依赖国联调停的。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致电国际联盟和非战公约个签字国，要求有关各方面对日军侵略东北之事“主持公道”。9月20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大会上演讲，要求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里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次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民众书，申明对日政策：“政府现时即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在外交依赖国联，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此次事变。但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事件是不可能的。但日本的步步进逼和国内抗日呼声的不断高涨，国民党

政府见国联调停无望，便转而寻求英美等国的帮助，希望借英美等国对日施加压力，并对中国施以援手，而英美也因在华利益受到威胁也乐于帮助国民党政府。

二、国民党对内政策的变化

（一、）国民党对共产党政策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并没有因此转变，还是坚决的实行剿灭政策，对外则宣称“攘外必先安内”。11月31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的宣誓仪式上为“安内攘外”政策辩解说：“安内攘外”政策辩解说：“攘攘外必先安内，统一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敌。故今日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剧，国内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彻底断送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民党开始了与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

（二、）国民党对国内抗日爱国人士政策的转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内群情激昂，爱国救亡运动此起彼伏，国民党政府坚持“安内攘外”政策，逮捕爱国人士、破坏学生运动，对爱国救亡运动采取了镇压政策。后经宋庆龄等一些民主人士斗争和共产党的努力，这一政策在西安事变之后发生。在国共两党西安谈判中中共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政治犯，并最后达成协议，至此国民党对国

内抗日爱国人士政策发生了转变，虽然并没有彻底改变，但至少不再进行公开的镇压。

（三、）对国内经济、工业的调整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的侵略威胁国民政府设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又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着手进行国防重工业建设。随着资源委员会在内地的大规模重工业建设，中国工业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均发生了最大变化，即有战前的轻工业为主，向着轻重工业平衡发展转型，有民营工业为主，向着国营工业为主转型；由沿海地区为主向内地为主转型。国民政府对工业的调整，使得资源配置向着有利于国家的方向发展，加强理国家对工业的统制，使得国家的经济向着战士经济发展，增强了中国持久抗战的实力。

三、促成国民党政策发生变化的因素

（一、）日本的步步进逼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国民党政策发生转变最根本的因素，正是因为日本对中国的进犯，国民党迫于国内外的压力才对其政策进行了一些列的调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步步进逼，不顾国联的干涉，使得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事变的希望破灭，最终转向军事抵抗。若“九一•八”事变日本满足于既得利益，不再进逼，国民党政府肯定会一边与日本政府通过外交交涉，一边加紧对共产党的军事围剿，继续实行“攘外安内”政策，而不会转向于国产党合作。

（二、）西安事变的关键作用

促成国民党政策转变的关键因素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最终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6项条件，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爆发是如此突然，甚至连日本也在震惊和茫然之下，对国民政府保持了短暂的平静时期。蒋介石回南京，宣布抗战，许多人欣喜地看到了全面抗日的希望。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了国共合作，致使国民党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三、）中共的努力

1936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反帝统一战线，使得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左”倾关门主义，转而寻求联蒋抗日，中共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以“抗日救国”为准则，同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联合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践行宣言，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最终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6项条件，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并与国民党第二次携手合作，共同抗日

（四、）国际形势的变化

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的掌权，对苏联形成了威胁，苏联的共产国际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口号，为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1934年11月14日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中共中央在抗日反蒋口号下，积极主动地联合统治阶级内部反日反蒋派别，改变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根本改变“左”倾关门主义，促使中共政策向联蒋抗日转变。

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结盟，成为远东的战争策源地，更对美、英构成严重威胁。美、英于日本矛盾加剧，鼓舞理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亲英美派，他们重新燃起“联合美英，抵抗日本”的希望之火，自然也影响到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国共两党都产生了影响，促使其政策发生了转变，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以上四点是促成国民党政策发生转变的主要因素，当然，促成国民党政策转变的因素还有很多，如国内抗日救亡运动和舆论的压力、中间党派的努力、国民党内部的抗日进步人士的努力、蒋介石个人的因素等，这些还有待于我门做进一步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