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基因问题,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赢得一场辩论

“科学必将战胜蒙昧与偏见。”近日，当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国家医学院发布报告，宣布时，冯大辉老师的公众号小道消息如此评论道。

这篇名为《转基因作物：经验与展望》的报告共388 页，由 50 位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专家分析 900 多份、时间跨度长达 20 年的研究与数据得出的结论。

这份报告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有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农业部、FDA等机构都做出了类似的陈述——科学的声音似乎一直站在转基因的这边。

即便如此，表示接受并愿意食用转基因食物的人群，仍是少数。

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调查显示：88%的科学家认为吃转基因食物是安全的，而公众的支持率只有37%；67%的公众认为科学家对于转基因食品对健康的影响没有清楚认识；而84%的科学家则认为，公众科学知识的匮乏是主要原因。

那么问题来了：在一个不断见证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今天，究竟是什么使转基因技术在公众与科学家之间产生如此大的认知差距？

支持者的观点

转基因生物，白话地讲，就是指“DNA被改动过”的生物。

转基因技术的初衷，是人工把一个生物体中经过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的优质基因，导入到另一个生物体DNA中，从而达到改造生物(改变品种)的目的：它可以使植物产生特定的特性，如延长水果保存时间、提高食品维生素含量，或令农作物得以抵抗一般方法无能为力的疾病等——说白了，就是使得农作物更营养、更耐干旱，更抗虫害，而这有助于在全球变暖环境下为快速增长的人口提供足够的食物。

目前，最常见的转基因商业应用有两种：“抗除草剂”与“抗虫害”；最广泛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有三种：大豆、棉花和玉米。

领先科研机构得出的结论是：物种之间进行DNA交换，本质上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不成风险，而且我们还能够加之以可靠的审查。

基因工程的支持者认为，人类改造农作物的各种方法是“连续统一”的，基因工程是其中之一，而每种方法都有风险：

即使传统的育种方式，比如我们熟悉的“杂交水稻”，有时也会产生一些有毒的蔬菜品种。而且，这种危害的“预见性”很弱。比如，杂交水稻是用以前没有交配过的品系进行大规模的基因混合，一次杂交引入的新基因远多于一次转基因引入的新基因，其带来的新分子引起食物过敏的可能性也高于转基因食品。

因此，支持者认为，由于创造转基因作物通常要加入一个或多个基因，而每个这种基因都编码一种功能已知的蛋白质，所以，与杂交等传统方式（对许多功能未知的基因进行随机重组或人工变异）相比，基因工程的结果更有“可预测性”，更精确。

所以，在国家批准下进行的转基因作物栽培、转基因食品推广，其安全性并不低于一般作物和食品，对于生态的改变也大可不必因噎废食。

抵抗者的反驳

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一种本能的情感——厌恶。

第一种是对“风险”的厌恶：因为基因工程通常会将一个物种固有的DNA取出，放入与其关系较远的另一个物种中，或者“关闭”现有基因，因此对这种技术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它将基因修补提升到了一个危险性较大的新程度，并且其风险尚未完全明确。

第二种是对“商业利益”的厌恶：批评人士也对以孟都山为首的大型农业化学公司疑心重重——目前广泛种植的转基因作物没有几种，都是这些公司开发出来的。

第三种是对“违背道德伦理”的厌恶：在势头愈来愈强劲的健康食物和道德食物运动中，有机食物倡导者、环保人士和其他参与者，都将反转基因作为主要诉求——他们认为，不天然，就是违背自然规律，就是罪恶的。

那么，吃了转基因食品究竟是否安全？

转基因这个概念本身并不可怕——只是许多人一想到把这样的东西吃进嘴里，就吓得不轻。所以，像你我这样的普罗大众最关心的仍是最简单的一个问题：

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

最好的也是严谨的回答是：通过各个国家批准上市、拿到安全证书的转基因食物的安全性“不异于非转基因食品”。

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吃——如果你敢吃目前常见食品，也就可以吃转基因食品。

大众对于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担忧，是因为在基因转入过程中，由于不可预见的基因突变，可能会转化为会对人体产生危害的有毒蛋白质等诸多因素，所以涉及到转基因的安全问题。

必须要明确的一点是，转基因的危害不在于转基因本身，而在于“置入的基因”。

所以，“安全性”不来自于转基因技术，而来自于我们对基因的了解、把控能力。

根据上述背景，科学的做法是这样的：

（1）任何所引入的新基因的作用都提前明确；

（2）每次引入的新基因个数也相当少（一个到几个）；

（3）此外，各国对转基因食品都有安全性评价体系——并不是所有转基因作物都能直接投入实际生产生活中的。

基于这样的科学做法，转基因作物是相对安全的。

为什么人们仍会对转基因食品退避三舍？

尽管明确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很多人仍秉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观点。

在北京大学教授饶毅和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罗云波关于转基因话题所做的分享中，有一个问题很有趣，可能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心理：

“我们为什么不尊重天然的，一定要用转基因这种方法呢？”

教授们给出的回答是：

“农耕文明的始初，就是从纷杂百草中筛选出可以种植栽培的作物，而农业活动的实质，就是人类智慧对自然和环境的人为干预过程，从而逐渐地更少依赖经验，更多依赖技术。”

换句话说：我们现在食用的作物都不是天然的。

在过去的所有的育种方式中，植物DNA所发生的变化都是随机的，我们掌控不了。如今有了生物技术，转基因的过程开始变得精确、可控。

尤其是之前纷纷扰扰的争论与舆论导向，让转基因衍生成了一个情感而非科学问题。

人们在判断两者孰优孰劣时，会存在认知上的偏见，即“天然的一定是好的，而非天然的就是坏的”。

而任何事物，只要进行了人为干涉，都会被定义为“非天然”，比如转基因食品，尽管它们早已登上了杂货店的架子。

但是请别忘了，就像纽约客的记者迈克尔·斯柏克特（Michael Specter）说的那样：“农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驯化野生动植物的过程。借此，我们才有了生存所需的农作物和牲畜。”

但让科学家感到无能为力的是，很多人对转基因技术的数据来源并不信任——除了风险估计，“信任”的意愿，也是影响人们对新技术接受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们担心：

现在安全能代表50年乃至100年后安全吗？

那些科学上无法查明的风险怎么办？

万一科学家错了又怎么办？

这是在食品安全事故高发的当下，一种大众普遍的恐慌感。怀着对未知食物本能的恐惧的公众，希望得到的是“绝对安全“的保证，但科学界给不了——绝对安全的食物并不存在。

又或者，如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何光喜所说，“对转基因的不接受是公众对‘风险－收益’的感知失衡所致，人们普遍认为转基因食品危害人体和生态安全，对转基因收益、特别是对消费者个体的直接收益的认识不足。”

他指出，在多数受访民众眼中，如果说转基因作物有好处的话，也主要体现在粮食安全、生态环境等公共利益或对种植者的利益上，对消费者的直接好处很有限。

所以不确定下的质疑显然是最容易的选择。

当然，质疑是一项基本权利。任何人都可以质疑，但质疑不等于谣传——质疑只是基于一项事实的疑虑，但不代表质疑者否定或肯定该事实，如果人们在不基于理性的基础上，对研究数据来源都怀疑的话，那么研究对人们的评估就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如果人们对现有研究失去信心，只是迅速地去怀疑和否定，那他们也许永远都不会了解这项新技术。

而当质疑声盲目地认为这一切都是转基因科技公司的商业阴谋，也许亚当·斯密的话会是一种回答：

「市场经济的美妙就在于追逐个人的私利将会最终有助于公共福祉的达成。」

转基因之战真有输赢？

当然，除了每个人都有权做出自己的判断，政策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事实上，中国的转基因政策是目前世界上最保守的——其原因，可能一方面是受到国内舆论压力后“不敢进”，另一方面知道科学事实又“不敢退”。进退两难之下，变成了“可以进口国外生产的转基因作物，不能自己种植作为食品的转基因作物”，尽管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已经多年吃了转基因食品。

我国批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转基因作物有：大豆、玉米、油菜、棉花和甜菜。其中，大需求量的大豆和玉米只能依靠进口巴西、阿根廷的作物，其份额已经超过国内产量。而进口的大部分都是转基因作物。所以，我们不仅直接从大豆和玉米中食用了转基因作物，还间接食用了喂食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的鸡、猪等。

在食物以外，转基因技术早已渗透我们的生活。

目前在医学上，通过基因去治疗人类疾病，已经是医疗临床的重要部分：癌症的靶向药物的原理就是针对基因突变的染色体进行修复；基因的治疗也广泛运用在不孕不育的患者当中；而用于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更是第一个转基因产品。

转基因技术本身是没有对错的。就像冷战不是核武器的错, 二战不是飞机坦克的错一样。转基因技术在合理的管控下，甚至是更安全的。科学家们开发转基因技术的初衷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增加问题。

因此，“转基因”不是一项邪恶的技术，人类也不会因此绝育致癌、毒害土地、亡国灭种。

科学成果与社会接受之间的存在裂痕无可厚非，但倾听它在诉说什么，而不是一键转发转基因有毒等等的朋友圈谣言，就是平凡个体对已享有的科技成果最好的回馈，也是每个人对科技进步的最大支持与推动。

科技的发展需要科学家，同样也需要构成舆论的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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