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专题作文:探讨禅宗影响苏轼的几个表现
苏轼专题作文：探讨禅宗影响苏轼的几个表现
苏轼专题作文：探讨禅宗影响苏轼的几个表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
——《菩提偈》
引子
佛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烦恼即是我们自身的妄念，因为起心动念了，所以本来无一物，却因为心中的妄念而产生了物质，即是无中生有。然而一切事物都是变化无常的，我们称为‘诸法无常’。所以这就是‘空’的主要内容，我们看到的表面即为‘色’，而我们看到的都源自于我们自己的思想，所以我们看到的都不是真的。一切皆虚空。”
执着于“色”的人不明白“色即是空”，执着于“空”的人不明白“空即是色”，然而不管怎样，万物皆空，一切都将坏散，所以佛劝人们不要执着于万物，使身心不得自在。然而，在九百多年前，有一位大词人静坐阅读完了《般若菠萝蜜心经》后，却认为“耽静反为静缚”，他认为真正的静是“心静而非形静。”，它阐述的是人在最忙碌的时候，仍能保持一种静的心境，而不是被万物牵得心烦意燥。而这却不是躲在安静的地方，不听不想，就像用一个“静”字把自己束缚住，动弹不得。所以他就算是在读完了大乘佛教的禅宗之后，也没有变的清静无为，而是在此基础上令他的事业攀升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全新高度。用他的诗来形容，就是“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啊。
是什么令他的词的高度能像蓬莱与弱水一样遥不可及？我可以说就是他不可多得的并令人讶异的人生经历，然而这种人生经历虽能铸就一代伟人，却也能扼杀掉大部分天之骄子，所以非常凑巧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就有他这样的一个姓苏名轼字子瞻的人同时具有天子骄子的天赋和铸就伟人的能力，正因为是天子骄子，引人嫉妒，所以才在此后遭遇了常人不能及的放逐生活。而却又因为他自身的可塑性和柔韧性实在是太高了，就算是真金火炼，我想他就是第二个孙行者（„„这个比喻好像不太得当），然而是什么让他的身体变得能屈能伸，弹性十足？我想大乘佛教与禅宗的影响对他是不言而喻的。而我接下来要探讨的不是遭受贬谪前像一颗绊脚的石头，令那些老辈重臣叫苦不迭的天子骄子的苏轼，而是贬责到了黄州惠州儋州时的那种初心不忘，却又善于从各种学派中借力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的苏东坡。而这个禅宗到底怎样改变了（或许只是影响）苏轼？这也就是我接下来所要探讨的，禅宗对苏轼的几个表现。
表现一：此苏非彼苏
在刘小川的《品中国文人》中有一句描述苏轼的话令我影响深刻：“苏轼说：‘一夫进退何足道？’”此后他便隐藏了东坡居士，将这“屡犯世患”的苏轼再度粉墨登场。这句话彻底地剥离了苏轼的人格，一个是屡犯世患的苏轼，一个是闲情逸致的苏东坡；一个忠孝于国家，另一个则钟情于生活；一个屡遭贬责，在当地致力兴修土木，写的诗是句句肺腑之言，感人至深，而另一个则安然地享受地方的生活，发明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也同时写出了极具有超逸风格的诗，而最后被后世所铭记的，不知更多的是哪一个人格呢？
喜不喜欢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两个人”的性格一定是有差异的。先前的苏轼并没有苏东坡那样豁达。在乌台诗案发生后，他在押运进京的路途中几欲想要自杀，最后在狱中也随时准备好了服青金丸准备自尽。他和苏迈约定每天都只能送他除了鱼之外的食物，可有一天苏迈误送，他便哀恸不已，想到自己即将要死，遂写出了让高太后落泪的《狱中寄自由二首》：“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度伤身。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说实话，我更喜欢这样真性情的苏轼，这就是一条汉子啊！那时的他虽然不明白禅宗中的顿悟之道，但是却明白人间的义理之所在，可看出他受理学的思想影响是非常深刻的。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他就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他就是“把栏杆拍遍，吴钩看了”的辛弃疾，他就是“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苏轼（为什么我又把他自己给列出来了呢？因为据我所知苏轼是受理学影响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不列他列谁？！）。“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因为苏轼在受禅学影响之前就是一条活脱脱的硬汉，任狱中的官吏虐待殴打也不愿屈服破坏自己的正直，所以我想当苏轼看见这句诗可能会忍不住骂一句：“不忍闻就别闻！”
有个成语叫做“丰功伟绩”，而我相信可以这么形容他，纵使秦始皇能够创造世界的第八大奇迹，纵使隋炀帝能够下令开辟大运河，使得他“共禹论功不较多。”那又如何？这些都虽然是帝王之举，可仍是耗尽了无数的人力与财力，可谓劳民伤财且不讨当下的百姓好，最后都以暴君之名被推翻，这样的‘丰功伟绩’纵使像阿房宫那样声势浩大，最后仍是化成历史长河里的一炬灰。而就有这样的位职区区八品官的杭州通判，为后世开辟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谁可曾知，西湖子，竟然是苏轼长达三年之内不断地带领当地百姓疏通淤泥，费工二十万，才终于把西湖从荼草淤泥壅塞的危险中解脱出来，使得她终于可以“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云空。”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西湖变得烟水渺渺，绿波盈盈，当然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西湖才真正地被称呼为“西湖”。而苏轼让西湖至今千里赖通波就算了，还额外附送了后世一座使得西湖平添无限妩媚的“六桥烟柳”——苏堤。我不知道苏轼是因为模仿白居易修建的白堤还是出于他自己不加任何防腐剂的新鲜想法，但后人对苏堤的赞赏真是自古以来都是不绝于耳。“十里长虹，焕成云锦”“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山通”，苏轼在面对他自己的功绩面前如是说。有时候我觉得办大事的人真的极具高智商，不仅考虑到了当前，还为将来都已早早地做好了打算，“三潭映月”就是最好的证明，谁会想到“三潭映月”这个被印上人民币一元背面的著名风景，是当时苏轼为了以防西子湖再次遭到葑田淤塞而举的措施。尽管最后遭到了破坏，然而却很幸运地因为万历皇帝而重新被修建，看来这真的印证了古人的一句至理：“命中有时终须有。”谁叫苏轼他要名留青史，也就果真名垂青史，想摧毁也摧毁不了。痴心一点来说，苏轼的背上就算是没有刘邦的九条龙也应该有七条，因为他后来毕竟当上了帝王之师。
苏轼身上的性格的确是令人着迷的，或许在苏轼笑起来的时候真的是“氓之蚩蚩”，而苏轼生气的时候真的如帝王般“不怒自威”，人嘛，都有不同的多面，而先前的苏轼就像一颗玛瑙亦或是钻石，每一面都折射出绚丽夺目的光彩。虽然我要列举的是禅境，要说的人是苏东坡，然而我却说了很多苏轼的话，那是因为苏轼他早年的性格一定要提，而且不得不提，否则你又怎么会知道禅境对苏轼的影响是有多大？怎又会知道“此苏非彼苏”的差别是有多大？因为熙宁某年四十四岁的他，经历了乌台诗案的屈辱后，经历了自杀的未遂后，被朝廷丢弃到了黄州后，使得这颗玛瑙蒙受了尘埃，遍布泥泞，满身刻痕。而曾经的丰功伟绩就这样无情地被否定，曾经写过的诗就这样成为了他谋反的证据，所以他怎么还能将就着过？所以我们只能够双手合十，感谢那个时候苏轼在摸滚带爬中找到了禅宗这颗救命的稻草吧„„
可不可以大胆在地列举出这样的一个比喻？苏轼他自身的那颗明媚的玛瑙石从那以后的光彩就开始变得黯然，即使不像先前那样闪闪发光，但只要太阳折射就一定也会散发出光芒，而黯淡则是因为在黑夜里它也不再同先前一样在黑暗中熠熠生辉了。
“子瞻若能脚下担当，把一、二十年富贵功名贱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其实这很难啊！苏轼曾经可是官位三品的翰林学士知制诰及明殿学士兼侍读，也就是太子师，身居“内翰外相”的他曾经令那么多百官羡艳和嫉妒，可忽然要将那写官爵职位贱如泥土，实属不易啊！所以苏轼只能够把自己的光辉给敛收起来，在荆公、温公及高太后都撒手朝政的最黑暗的时代，他没有再焕发出更刺眼的光芒，而是感慨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小人得志，君子道消”，尤其是兢兢业业的王荆公去世了之后，这个王朝再也没有支柱，这个时代再也没有灵魂。不管怎样，王安石的生命持续一天，人们就仰望他一天，即使不再发号施令，可仍然是一面旗帜，一种标志，一个信号。人各有志，有人向往浅滩，有人向往大海，偏偏王安石是人中之龙，是热血男儿，然而王安石不会有一天变成王东坡，因为这条路就是一条要走到底的路，如果折戟，那就沉舟。这就是王安石生命的真谛，也就难怪他晚年“谢公陈迹自难追，山月淮云只往时。一去可怜终不返，暮年垂泪对桓伊”。而苏轼他作为一个后起的晚辈，王安石虽说很极端地在政治立场上要铲除它，然而却也非常爱惜他的才华：“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所以啊，这个苏轼在和罢相后的荆公携手聊了几天之后回去朝廷就反对司马温公要全部废除新法的决定，把温公气得直跳脚。所以只要有太阳，像王荆公这样的太阳，就可以给苏轼再次折射出他自己独有的光芒。然而这样的太阳被那个时代的日食给吞并掉了，苏轼无能再从前辈君子的跟前说自己的见解，不再和一个固执的孩子一样在叔伯面前胡闹，他现在只能背对着那些扎堆的小人，敛收其自己的光芒，其实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苏轼在那些小人面前只能笑而不语，任其流放？却不曾和对待他的长辈荆公温公那样气得他们跳脚呢？在小人面前表现的就像一个“他强任他强，明月照大江；他横任他横，清风拂山岗”的禅宗大师，而在长辈面前绝对像一个得理不饶人的，有三寸不烂之舌的纪晓岚前世？所以自黄州以来，苏轼是避小人避之而不及，来到中央做事就遭殃。一旦被小人陷害，他就会选择原谅。然后就马不停蹄地奔向别人给他的远方，那就像一只不系之舟。他说那问佛吧，而佛说，“我也曾如你般天真，然而你必须学会放下才能够自在，不要被尘世蒙蔽了双眼，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世间万物皆是化相。故你看到的或许都不是真的。”
表现二：此境非彼境
在《般若波罗蜜心经》中佛家提出了“色即是空”这一究极奥义。而佛教为了说明“色即是空”的根本命题，它在大部分的佛教文献中往往都采用了一种相对主义的辨证之法。这种辩证之法着重强调事物之间的独立性和非联系性，也就是意在消除世人因为纠结两件物品之间而造成的蒙蔽。因为一般人对事物的判断往往采用“是A”，“非A”，“是A非B”的思维方法，但禅宗更多采用的是“是A亦非A”，“非A亦非A”或“非A亦非B”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则更加贴切地解释了性相的问题，而具体的本质或是表象，这是凡人都无法辨别出的，为什么佛祖能够参透世间的真理之所在？因为一定条件下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两者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是世人不断地被自身的烦恼所纠缠，却不知放下烦恼就会种出代表觉悟、智慧的菩提树。佛曰：“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砂一极乐,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一念一清静。”只是想要告诉我们，当你心中有了佛性，就不必再去纠缠于佛的外表，不会再以声色行为来见佛，因为万物都有它自己的佛性，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罢了：一朵花就是一个宇宙。一个人身也是一个宇宙。万物渺小或者宏大，都是一个世界。当你有了随时转换微观和宏观的眼界时，你就会发现自己不过是大千世界的花朵上的一只蚂蚁；当你意识到万物和自己都同样有欢乐与痛苦时，你就会宽容与满足，不会再去计较小小的利益得失了。
当时苏轼贬谪黄州后所拜给的门派是佛教里的当时比较流行于大众的一个分支——禅宗，这个佛学门派对此辩证之法更是极为重视。这个宗教为了更突出此心即佛的命题，于是进一步加强泯灭物我的分别，以此来强化这佛学的相对主义的辨证之法，所以在苏东坡的很多文章中，都有出现类似的辩证法的影子在里面，比如他的佛教赞文中的《磨衲赞》就有写过：“当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长，非重非轻，非薄非厚，非色非空。一切世间，折胶堕指，此衲不寒，烁石流金，此衲不热。”为的是表达这副袈裟的奥妙与神奇，以外表来看，这件袈裟怎样看都无法来用词语形容，也就是将表象都给否定了，所以最后才有“非色非空”这一句精髓之所在。而从内在来说，在天气极其寒冷的情况下，这件袈裟也不会因此冰冷，即使是在极其炎热的情况下，这件袈裟也不会因此沾染上热气，所以这更加体现了大乘佛教的“无穷般若心自在，语默动静体自然”这一核心思想。即无论怎样，万事万物都不能影响到个人内心的修行，这种思想到后来贯穿了东坡先生的后半生。
我们以佛家的宏观世界的眼光来看待苏轼被贬谪到黄州惠州儋州这段时间，苏轼是有烦恼可寻的，他是一个彻头彻尾都改不掉的理学家，人间之义理充斥在他的胸膛，而以佛教来讲，理学就是一个自寻烦恼的学问，所谓的爱国（宋朝）、激情、正义、争执、不屈„„其实都正好与佛教相悖，因为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如果没有卖国，就没有所谓的爱国，如果没有冷漠，也就没有所谓的激情，如果没有和平，也就没有所谓的和平，所以如果没有逆来顺受，也就没有所谓的不屈。然而这些当然也不是佛家最关键的一点，佛家会继续对此阐释道：其实所谓的冷漠，和平，或是逆来顺受，其实都只是一个人内心的谬误或者是众人一致的谬误，这只是被表象所迷惑之后人们内心产生的扭曲的微观表现，而人的心是不断地在变化着的，所以那就不会是风动，也不会是幡动，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心。所以，冷漠也不一定会真的是冷漠。热情也不过是与冷漠相对之下的罢了。如果能够突然顿悟，超脱，原来这些理学的至深思想也不过是宏观世界里的一花一叶罢了。大概是苏轼在参悟的过程中，也逐渐明白了佛教中对于微观世界的阐释，所以他对于理的感觉不再是那么的强烈。当然，聪明的苏轼也能够分辨得出这面哪一些
是积极的，可以供他入世的，哪一些是消极的，拉他出世的。佛教虽要人们勘破生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生命与生存一味持颓废消极的否定态度。正像袁宏道《与刘云峤祭酒》所云：“吾儒说立达，禅宗说度一切，皆赖些子暖气流行宇宙间，若直恁冷将去，恐释氏亦无此公案。”他的意思是，因为禅宗对于佛教其他分支来说由于更强调贴近生活，所以从本质上他说对生活持有一种满足与享受的态度，认为运水搬柴，喝粥洗钵，以至拉屎撒尿，无非妙道，皆为神通，都是值得用功的，只不过在享受这种生活时应该顺其自然与自性，以一种闲适自足的态度去作一个“寻常无事人”，而不要刻意人为地“百种思索，千般计较”。所以苏轼最能悟得这种生活之趣，最善于以一种“但近凡心”，闲适而从容的态度去享用生活。所以在禅宗的辅助下，苏轼渐渐地拨开了眼前的迷雾，逐渐看见了对岸的真理，也找寻到了使得人生更加美满的智慧。
“身如浮云，无去无来，无亡无存，则夫所谓不朽与不死者，亦何足云乎？”苏轼多次批评那些不能够将生死了之的和尚们，虽然他只是一个槛外客，然而一路南行的放逐之旅早已让他在佛教中实践出了真知，所以所达到的境界要比一般法门的和尚们都要高。就像当代的一名作家八月长安在《橘生淮南》中写道：“知道很多道理，然而却仍过不好这一生。”和尚们剃度出家，无非是为了寻求世外的道理，然而每天的敲木鱼念经还不如这位东坡大师的来得多。苏东坡在屡遭贬谪后一再表白道：“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这最开始是在黄州说的。到了黄州后的苏轼的内心痛苦矛盾，这令他有了“归诚佛僧”的决心，于是他在定惠院一间偏僻干净的斋房闭门谢客，自我反省，专心研究佛经，用禅宗来洗刷自己的灵魂，矛盾的想法和纷乱的思绪，最终找回了六根清净的归属，所以才会有“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古愁”这一说。而后他在接近十年之后再而写出了以下诗句：“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他觉得这么老了还贬谪到南岭的南方惠州，在这种湿热的南方土壤地区生存想必也回不去了，然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还假设如果你是一个惠州秀才，虽然你每次科举考试因地区偏远都无法中第，但却也免除了宦海的沉浮。其实我并不知道苏轼在高太后诏令回京的那风光的十年里苏轼有没有将他的禅宗思想给暂时抛开，因为那个时候他一直在升官进爵，一直都非常忙碌于政事，一直在和温公作对，所以如果突然又被贬谪，这种心境的逆转实属不易的。到了惠州做了很久的地方官，后来被诏令回京，然后走到一半突然又被贬谪到更远的儋州，其实一般人在短期之内遭受这种打击真的只能被逼疯，这只在有对相对主义辩证法了解的非常透彻的时候，才能化身以一个极其有韧性的橡皮，才能将破坏力减至最轻。苏轼这一次也并不理所当然地扛住了，过雷州海峡的时候在船上还是放好了一副棺材，就让勘破生死就的行动来证明吧！“将至曲江，船上滩，欹侧，撑者百指，篙声石声荦然，四顾皆涛濑，面无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变亦多矣，置笔而起，终不能一事，孰与且作字乎？”经过多年宦海沉浮的苏轼在佛教义理的感化下，已经了悟了万事本空的道理，对禅理、人生的理解也达到了一种适意自由的大自在境界，加之其本身性格开朗旷达，在经历了人生大难后心态变得平和，逐渐给人以“世路如今已贯，此心到处悠然”的心灵感受，令人尤叹观止。
在禅宗思想中，人是具有超然之心的，人生态度上也不是为求出世而消极随缘，而是因为出世而入世，并且是以超然心态入世：以平常心为道，强调人对世界真实面貌的追求。因此，当苏轼在被贬谪之后陷于入世与出世、执着与虚无的矛盾时，禅宗思想也就成了他自我解脱的武器。禅是一种人生哲学，当人们在仕途受挫后，心灵饱经忧患后，往往顿悟禅机。“人生如梦”的观点便会变成“亲自”的体验。所以苏东坡不会再将贬
谪到什么地方看作是有多么重要的事情了，所以他才会在《定风波》中写道：“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劝人不要执迷，不惧忧患，苦乐随缘。苏轼多次遭贬，却依然做到坦然面对，因为他有这种不为穷通所扰，处惊而不变的乐观精神和旷达的人生态度，所以才会对柔奴有那么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产生共鸣。一如圣严师父所说：“心随境转是凡夫，境由心转是圣贤。”此境遇非彼境遇，此境遇亦非彼境遇，吾心亦痴心。
表现三：此佛非彼佛
你或许会有这样的感叹，苏轼在学习佛教的过程中仍然是不改自己大多数身为凡人的秉性，可谓“酒肉穿肠过，佛祖留心间”，那么切记，这句话流传甚广，几乎成为一般俗人和不知佛法者劝人吃肉饮酒的依据。若见有人吃素或忌讳什么，则劝说何必执着呢，但是世人仅知济公的此句，却不知还有后句“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致使前述谬说流传至今，招致口业，贻害非浅。所以这句话是对佛教弟子的莫大耻辱，当然也不可能用在苏轼身上，因为苏轼他根本就不是佛门子弟。
苏轼只是来借力，并不是拜在佛教的门下，他不需要佛教的戒律、形式，他不需要伪禅宗里面不着边际的空谈大论，也不需要它带来的消极与堕落性。其实有时候还会惊叹苏轼太会挑选、取舍，说得夸张点，但没有诋毁禅宗的意思，就像是在菜市场里买菜细细地挑拣那些完好的鲜嫩的菜叶，把那些被虫蛀过的则丢到一边，完全没有说面对这些菜就像西方人一样先双手合十向阿门祈祷一番再庄重地挑选或者是开吃，也就像那些一心想要破入佛门成为大弟子的那些和尚一样，痴呆地打坐、念经，佛教里的一些谬误或是不大合理的地方反而听不出来也看不出来倒是自我洗脑自我熏陶一心向佛，说不定苏轼在旁边还捂嘴偷笑呢。
所以总结来说，他采用的最核心的佛教学说只有两个，一个是上文我一直阐述的辩证思维，另外一个便是实用性。他在《答毕仲举书》中就解释过这种粗浅而实美的思想精华：“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也就是说可见苏轼并不是为了学佛老而学佛老，只是取其静而达的合理的哲学精髓而已，再次证明苏轼对佛教的喜好决不仅是对宗教的迷恋。所以苏轼也说过：“予观范景仁、欧阳永叔、司马君实皆不喜佛，然其聪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皆佛法也。梁武帝筑浮山堰灌寿春以取中原，一夕杀数万人，乃以面牲供宗庙，得为知佛乎？以是知世之喜佛者未必多，而所不喜者，未易少也。”意思是说我看范镇、欧阳修、司马光他们都不信仰佛教啊，但是他们处处的所作所为都体现出了佛教的智慧。可是梁武帝这个信仰佛教的君主，一边供奉寺庙，一边杀人千万，难道这就是懂得佛教了吗？！可见苏轼并不执著于学禅的形式，而是注重学禅的精神。这种重自我、重人生修养的态度是极其可贵的。了解了这一点，才能了解苏轼旷达人生观是建立在多么深厚的哲学基础上的，而也正是这种哲学基础使他得到了此佛非彼佛的辩证认识，让他看清了对岸，也看清了自己所在的这一堤。“般若波罗蜜”传达的到达智慧的彼岸这一思想，我想苏轼已经在心里说过了，他不会过去，不会划桨过去，也不会游泳过去，就像在厦门市望台湾小金门那样吧，看着对岸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有所启发，所以就提出了这边社会主义的一些弊端，但绝对不会动摇自己的制度。苏轼就这样，在大千世界是岸堤上，远远地眺望着对岸的“极乐世界好”的石碑，若有所思，笑而不语。
结语：此世非彼世
伟大的诗人就是该这样吧，他做官永远都不会很顺利，而他也不会好好地当和尚，我想苏轼和六世达赖仓央嘉措都是这样的吧，都曾在平凡世界里和大乘世界里徘徊过，挣扎过。苏轼在平凡世界里屡遭挫折而去依靠大乘世界寄托无处安放的灵魂，才有了他的诗句“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得以流芳百世。而多情的仓央嘉措无奈自己被选中转世灵童，坐在冰冷的佛床上一心想要去外面的世界里凑凑热闹，甘心成为芸芸众生中的一片绿叶也不愿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王，所以才有了“世间安有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的千古名句。然而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一个隶属于现实，一个从属于精神，该如何驾轻就熟地在两个世界里乘奔御风？如何得到无穷般若心自在的至上境界，又如何做到对世人的眼光不旁不顾，然而又如何经历尘世美好的良辰美景、风花雪夜呢？这自古以来就是个解不开的铃铛，然而系铃人又是谁？莫非要去问问达摩祖师或是佛陀世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