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万里[诚斋诗话]中的"诗味"说

论杨万里《诚斋诗话》中的“诗味”说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并称“中兴四大诗人”，他在南宋中期诗坛上有着重大影响。杨万里不仅是南宋著名诗人，也是一位诗歌理论家，他的诗论主要集中于他的《诚斋诗话》中。《诚斋诗话》共70余则，其中“诗味”说是其诗歌理论的中心思想。

一、“诗味”说的嬗变

“诗味”说是诗歌的艺术表现方法问题,即如何表现才能使诗歌产生更好的审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问题。以味论诗、品诗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常见的现象。《礼记·乐记》云：“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遗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用大羹遗味来比喻朱弦遗音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到了魏晋六朝，陆机在《文赋》中第一次用“味”来说明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继陆机之后，齐梁时的刘勰开始把“味”作为文学创作和鉴赏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来使用：“吟咏滋味，流于字句。”总体看来这些概念都要求文学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能够激发读者的审美兴趣。钟嵘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这实际指出，情感性和形象性是产生美感的基础，从而第一次把“味”这个美学概念与诗的审美特征紧密联系起来，这在“诗味”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唐代以“味”论诗文者更多，如日僧遍照金刚认为景理相惬、景情相融的诗才有“诗味”，皎然以“风味”专指诗的风格（《诗式》），还有刘知几、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对诗味都有论述。唐代“诗味”说成就最高的是司空图，他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韵味说”，提出“味外之旨”，“文之难而诗之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辩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盖绝句之作，本于诣下之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尚复以全美为公，即知味外之旨矣。”(《与李生论诗书》)认为诗歌的韵味不只是艺术形象本身所显示出来的东西，它还包括了借助于欣赏者的感知、想象、情感和理解等心理所引发出来的东西。

到了宋代，以“味”论诗论文的现象更为普遍。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评

韦应物、柳宗元的诗云：“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其他如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王直方《王直方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等都对“诗味”进行了阐述。杨万里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诗味理论，为“诗味说”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杨万里的“诗味”说

杨万里在《诚斋诗话》中有很多关于诗味的具体论证和论述：“《金针法》云：‘八句律诗，落句要如高山转石，一去无回。’予以为不然。诗已尽而味方永，乃善之善也。” 他认为诗歌的最高境界是“诗已尽而味方永”。《诚斋诗话》主要从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方面探讨“诗味”。

（一） 语言形式方面，注重句法

句法，是指诗歌词间与句子间的组合规则。杨万里不但作诗句法形式灵活多样，论诗也多注重句法。在他看来，句法是诗法的基石，尤其对江西诗派的句法了然于心，《诚斋诗话》记录了他参究句法的心得体会。

1、 推崇句法凝炼，但内涵丰富、言简意深的诗歌。

《诚斋诗话》第13则：东坡《煎茶》诗云：“活水还将活火烹，自临钓石汲深清。”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处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钓石，非寻常之石，四也；东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

杨万里举具体例证，反复说明要把丰富的意蕴压缩在最少的语言之中。要做到“诗已尽而味方永”，在有限的诗句之内要尽可能多地表现思想内容。

2、 认为作诗要奇，要有惊人句，这就要求诗要想象奇，诗句奇。

《诚斋诗话》第7则：诗有惊人句。杜《山水障》：“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又：“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白乐天云：“遥怜天上桂华孤，为问姮娥更寡无？月中幸有闲田地，何不中央种两株。”韩子苍《衡岳图》：“故人来自天柱峰，手提石廪与祝融。两山陂陀几百里，安得置之行李中。”此亦是用东坡云：“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杜牧之云：“我欲东召龙伯公，上天揭取北斗柄。”“蓬莱顶上斡海水，水尽见底看海空。”李贺云：“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这几首诗，都可以称为奇崛怪异的代表。首先是诗思奇。运用奇特的想象将平常的事物陌生化，怪异化，如大胆地想象“袖中有东海”，“女娲炼石补天处，

石破天惊逗秋雨。”其次是采用词语错配的方式，从而产生奇的效果，利用词语之间不确定的意义联系，激发读者的想象，从而参与意境的创造。

3、 注重成语典故的点化熔裁。

《诚斋诗话》第十五则中说“诗家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最为妙法。”举山谷《猩猩毛笔》为例，猩猩毛笔是毛笔的一种，《鸡林志》：“高丽笔，芦管黄毫，健而易乏，旧云猩猩毛笔。”山谷咏的是猩猩毛笔，但不直接说，而是用隐语用典的方式道出。随后用东坡、老杜、刘景明的诗进一步举例分析。末尾作者说：“此皆翻案法也。”这里的翻案法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可称为“反用故事法”，指就古书中的故事或有出处的词语，采用逆向语势或否定语势，转换出新的思想境界；另一种可称为“反用诗句法”，特指翻转或否定前人或他人的诗句，展示自己的新见解，如苏轼就杜甫“忽忆往时秋井塌”的诗意，在前面加上“何须”二字否定，意义就比杜诗翻进了一层。对于翻案法，作者在诗话中举了很多例子，如在第12则中，作者说“‘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将一事翻腾作一联，又孟嘉以落帽为风流，少陵以不落为风流，翻尽古人公案，最为妙法。”作者认为，翻案法能使诗意更加婉曲奇妙，是学诗应该掌握的一种手法。

（二）思想内容方面，强调诗教

杨万里以儒家的理想人格为准绳，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他比较全面地继承了儒家关于诗歌本质的一些思想，同时又注意到诗歌固有的美学特征。他认为诗歌是矫正不善的工具，要发挥美刺作用，因而其主张的味外之味就不光是一个技巧风格的的问题，而更多是属于诗歌价值的范畴。这实际上体现了儒家温柔敦厚、主文谲谏的诗教。

《诚斋诗话》第10则云：太史公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左氏传》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此《诗》与《春秋》纪事之妙也。近世词人，闲情之靡，如伯有所赋，赵武所不得闻者，有过之无不及焉，是得为好色而不淫乎？惟晏叔原云“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可谓好色而不淫矣。唐人《长门怨》云：“珊瑚枕上千行泪，不是思君是恨君。”是得为怨诽而不乱乎？惟刘长卿云：“月来深殿早，春到後宫迟”，可谓怨诽而不乱矣。近世陈克咏李伯时画《宁王进史图》云：“汗简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纳寿王妃”，是得谓为微、为晦、为婉、为不汙秽乎？惟李义山云：“侍宴

归来宫漏永，薛王沈醉寿王醒”，可谓微婉显晦、尽而不汙矣。杨万里认为，同样描写宫怨，“珊瑚”二句虽然骂得痛快淋漓，但艺术的感召力却不如刘长卿的“月来”二句，因为前者没有做到“怨诽而不乱”，不符合儒家“温柔墩厚”的诗教，但同时说明后者更耐人寻味。同样讽刺唐玄宗娶儿媳，“汗简”二句不如侍宴二句，因为前者浅近直露，后者委婉深刻。委婉含蓄并不等于晦涩，杨万里追求的是外在平淡内在深隽。这里诚斋强调的是晚唐诗歌的讽谏性与艺术魅力，将晚唐诗歌提高到了近风雅的高度。在《颐庵诗稿序》中他曾说：“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晚唐诸子差近之。寄边衣曰：‘寄到玉关应万里，戍人犹在玉关西。’吊战场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折杨柳曰：‘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三百篇之遗味，黯然犹存也。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万里对于晚唐的推崇，也正是晚唐诸子之诗风“虽乏二子之雄浑，然‘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犹有国风小雅之遗音。”因而，作者推晚唐实是推崇笔法含蓄、意境深远、温柔敦厚的诗味。诗歌要发挥教育作用，诗人就必须具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有自拔流俗的棱棱气骨，不能随波逐流。杨万里极力倡导文学家要心怀天下，不畏流俗，直言敢谏，认为这才是诗歌的正道。

《诚斋诗话》虽然只有70多则，但其思想内容十分丰富，“诗味”论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性灵派诗论家就是以“弦外之音，味外之味”作为诗论的原则的。总之，杨万里的诗歌理论，在我国古代诗歌批评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很值得我们去整理、研究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