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无知者无畏的勇气?一个调查记者的生存

那是无知者无畏的勇气？

———一个调查记者的生存

□谢海涛

一直以为，在中国做个调查记者，平时最好隐名埋姓，别让人记得。这或许有些杞人忧天。

平生后知后觉，做调查记者也是半路出家。从前，我喜欢的是月光下的麦地，灞桥的风雪，马尔克斯的冰块之类，喜欢虚构的世界，多过现实人生。10年前，投身媒介不过是一种“曲线救国”,再后来做调查记者,也只是偶然。

2006年起，我在南都周刊上海站,因为人手不足，有时就需要我顶上去,却让我发现了另一种海阔天空：一个比虚构更有创造力的世界，比拉美文学爆炸更有震撼力，更具魔幻色彩的世界。

到现场去

在一个转型期社会，调查记者似乎是一项很有前途的事业。我曾经装模作样，在一个朋友的书评中写道：通往真相无疑是他们的职责、使命与价值所在。

这是一个真相容易被遮蔽的年代，从微观个案到宏大叙事，权力、利益、道德观念和偏见、时空因素等，都可能成为蔽日之浮云。

而欲破除迷障，必先了解转型期社会的本质。修炼内功，明晰价值体系、精神坐标与思想资源，无疑是根本；而事实层面的求证，则是发现真相第一步。这包括以新闻专业主义的素养，无限地靠近现场,接近核心信息源等。

在进入现场的方式中，暗访是其一。在微博传播真相如日中天之际，暗访似乎是个出力不讨好的活。然而，微博之外，还有沉默的大多数，暗访者就是他们的喉咙。

于是，像我这样一个从前惯于悲风伤月的书生，也人模狗样地开始了暗访。好在并不是生活在火星，18年乡村生活养成的草根性，20年畅读武侠激发的江湖气，10多年新闻从业培养的专业素质，给了我无知者无畏的勇气。

对于暗访，我走的是野路子，就是千万别把自己当回事，别当自己是记者，随便你是冒险者、民工、救援者、志愿者等等，只要你在人海中沉下去，只要你到现场去。

有一些牛记者，不去现场，也能写出栩栩如生的场景，让我很是佩服。我不能，只能老老实实去现场。

我此前遇到的最为惊悚的现场，是一个人的死城北川。

2008年5月底，我从映秀赶到北川时，北川已封城。我在城外的采访，有如隔山打牛。各种信息的混乱，使我对北川的惊天大劫，一片茫茫。而记录此城的命运，成了我心底强烈的愿望：

大灾难时期，个人的命运变迁，总是那样惊心动魄，与一个个鲜活生命同时消失的，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身边的一家店，一间房，一条街。而让每一个死者都有名字，让每一个地方都有记忆，是以后重建北川的精神资源。

而通往北川之路，困难重重，关卡处有身着白色防护服的特警在值勤。北川的废墟中，仍埋着万余尸体。而其上游，唐家山堰塞湖的水已如悬河，下游几十里的村民已撤退。可能出现的疫情，以及随时奔涌而下的洪水，使北川已成禁区。

那一天，是6月8日，端午节。我在一个村民的指点下，沿小路，从任家坪的西山坡往上爬，经滑石板沟、许家沟，一路爬过废墟，绕过特警的关卡，走进北川。

那一天，虽是烈日高照，青天白日，却是走得毛骨悚然。进得老县城文武街，两边的房子东倒西歪，一楼二楼多半陷入地下，县委门楼上的红旗还在飘着，法院的警车车盖打开着，三轮车还在街上停着，交通局路政大队的大棚下，诡异地卧着一只白羊，衣被、杂物、电脑当街扔着，却看不见一个人。四周不时咔嚓一声，好象有什么人在关窗，禁不住回头去看，什么也没有。

再往下走, 曲山街与金锣巷的路口，地面骤然拱起，气味呛人。十几米外，废墟汹涌而来，有数层楼高，与山上的黄土连成一片。爬上废墟，眼前的县城全景让人惊心：

大半个老县城被黄土覆盖着，倒塌的楼房如积木一样，汽车、童车，令人骇异地躺在废墟上，白色的水泥块闪着光；新县城那边，似乎一山的石头都倒了下来……

那一天，在尸臭袭人的废墟上，我爬得疲惫不堪，拍照，记录，试图留下尽可能多的细节。天上，不时有直升机轰鸣着飞往唐家山，远处不时有一两声狗叫，除了我的喘息，此外再无人声。

我淌水过了县城的湔江，到了新县城。在龙尾山边的公园里，睡了一觉。一闭眼，却似乎洪水正滔天而来。这是6月8日，两天之后，唐家山堰塞湖放水了，北川城被淹到两层楼高。

我赶在洪水之前，为北川城留下了一份记忆。离开四川后，彼时的北川还是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仿佛我在那里生活过很多年。它不时压迫我，纠缠我，似乎想借机说出一些什么，像是被压在废墟下的人呼救一样。

这是一个极端现场的例子，想来心痛。但有很多感觉，不去现场就无法体会。

暗访钓鱼案

对于一个调查记者来说，仅仅进入现场，还不够，重要的是去寻找事实与事实之间的逻辑关联，寻求表象背后的意义与价值。

在2008年3月，赴上海奉贤头桥社区调查钓鱼案时，我以为只是一桩普通命案：一个钩车的女钩子，那种乔装打扮引诱司机从事非法营运的人，被黑车司机刺死。

我去的那天，是傍晚。在码头采访时，骤然被黑车司机们围了起来。他们对于钩子的仇恨，瞬间如火山爆发出来，争先恐后控诉钩子的狡诈:他们有时吊着盐水，有时装成夫妻吵架，有时挺着大肚子，千方百计装作乘客，把车引进交通执法大队的埋伏圈。

我以为这只是个案，没想到，在接下来的每一个车码头，一提起钩子，黑车司机们就沸腾起来。

给我带来强烈震撼的，是司机苏飞的遭遇。2007年12月的一个晚上，他开着公司的面包车送朋友去周浦，回来时好心拉了一个男人，就被钩了。这以后，他被公司开除，那辆面包车折价1.8万元卖给了他。苏飞欲哭无泪：一家几口人在老家等着他养活，他找不到好的工作，从此开起了黑车。

我采访苏飞时，他已两度被钩，这个垂头低背的男人坐在车里，带着哭腔的话语，随着夕阳的暗淡时断时续。结束采访后，我想照顾他的生意，提出坐他的车回宾馆。他的脸色竟然陡然变了：你不会是个钩子吧？

那一瞬间，一种强烈的震撼使我的关注点，迅速越过案件本身：钩子到底是怎样一种群体呢？让黑车司机不寒而栗，让传统乡土社会互相信任的人际关系土崩瓦解，让两种同在社会底层的群体势同水火？

那阵子，我正阅读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按照他老人家的思路，在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中，革命、战争等突发现象，作用微小；人口的消长、物价的升降、生产的增减等，起着直接和重要作用；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囫囵吞枣地套用布老的思路，钩子与黑车现象的形成，既然非一日之寒，又与当地哪些特殊的社会生态分不开呢？

于是，追踪着死亡女钩子的信息，我混迹于奉贤的头桥、新寺、南桥一带，天天去坐黑车，坐出租，了解风土人情，以探究钩子的成因。

追寻的过程迷雾重重，那个女钩子，交通部门先称其为协查员，随后又沉默如铁。医院、殡仪馆，都没有其身份资料。钩子的涉黑性，几乎使每个关键证人讳莫如深。

线索时断时续，我先后找到她开过的理发店，她的黑车司机朋友，她的情人钩子头小三的家。钩子与黑车司机之间的诡异生态，逐渐清晰起来：

最早的钩子，多出身于黑车司机，多次被罚后，受了招安；后来，一些社会闲杂人员，甚至“山上”下来者，逐渐加入组织，成为中坚力量。黑车司机是钩子的死敌，但也会临时受雇于“钓鱼”行动，以挣取外快；钩子头闲来无事,有时也会来码头拉拉客，俨然黑车司机。

但关于钩子内部的核心组织情况仍是一个谜。几番努力之下, 我在一位线人的引见下,找到了前钩子头罗雄(化名) 。

线人的车不久前刚被钩子钩过，气愤不过，曾想找律师打官司。我就装作他的律师，找罗雄了解钩车内情，为打官司做准备。

在线人的小车里，罗雄绘声绘色地演示了钩车的流程，相关产业链也随之水落石出：

黑车司机处于产业链下端，被钩一次，罚款1万元。据统计，从2006年至2009年，仅上海媒介公开的信息，相关罚款就达8亿元以上。钩子每钩一辆车，一般奖励500元，钩子头分给钩子两三百元，剩下的钱，用于吃饭、油费、买保险等。一个成熟的钩子月收入少则三五千，多则五六千；钩子头可年入一二十万。

而钩子为什么存在呢？因为有黑车司机。黑车司机又为什么存在呢？

在追踪钩子的同时，我接触了大量的黑车司机。我发现外地司机多为青壮年，本地司机多为失业人员和失地农民。无疑，他们的存在，涉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和上海城市结构的巨大变化也分不开：1990年代，随着流动人员的急剧增加，交通线路和运力的相对不足，给黑车的形成提供了市场和空间。

在上海，出租车营运证属于政府所有。1996年以来，上海对出租车实行总量控制，出租车营运证成为稀缺资源，40万元左右的价格，有如天价。而本地户口的限制，又切断了黑车司机合法开出租的可能性。

这里，又涉及到对出租车行业性质的认识：它到底是公共服务产品，还是私人产品？

查阅资料发现，中国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出租车运营模式。一是京沪模式，出租车公司对出租车拥有产权与直接经营权，出租车司机受雇于公司，每月交钱。曾有学者指出，该模式垄断性太强，出租车公司的经营收入过高，驾驶员整日疲于奔命之外，还导致了运行成本相对低廉的黑车大幅增加。这可以说是黑车存在的又一根源。

以上是我在2008年的调查。奉贤钩子命案后,钓鱼行动一度暂停。但仅仅12天之后，钩子又来了。我自许为重磅炸弹的报道《命案背后的上海黑车生态》，由于当年3月的全国“两会”、5月的四川地震、8月的京奥，而被遮蔽不彰。直到一年后的张军、孙中界事件，举国若沸，上海钩子现象再次浮出水面。

2009年10月，面对交通部门的谎言，我和所在的南都周刊决定把核心线索资源，提供给各地记者，又安排罗雄现身说法，以推进钩子骗局的破产。终于，在律师、媒介、维权公民的共同努力下，钓鱼式执法一去不复返。

苏州事件背后

《苏州城乡一体化反思》，是我最近做的一单活。

在去苏州之前，我并不了解一种叫“三集中”的发展思路，吸引我的是今年7月15日，由通安发轫，波及周边数个乡镇的大规模群体事件：群众封路，围堵镇政府，散步，持续半个月，多人受伤。

自古温柔风流的天堂苏州怎么了？风声渐停的8月，我去了苏州。空气中还弥漫着紧张的气氛。白天，我穿着汗衫、拖鞋，裤子挽到膝盖上，像一个打工者，在通安、浒墅关、东渚一带游荡，去寻找那些被拆迁的村庄。

走在通安镇以西阔大的马路上，我有一种怪异的感觉。有的村子，周围是一人高的荒草，似乎兵荒马乱已多年；有的村子，仅存一两户人家，周围是阔大的草坪，有如高尔夫球场；有的村子，拾荒者的窝棚时有所见。

我一户一户，走进那些留守的人家。晚上夜深人静时，就去找那些搬进安置小区的拆迁户。他们的手机号码，我记在本子上，不敢打，据说已被监控。那些绵延数公里的安置小区，也同样让我惊讶。

8月11日夜，在通安镇华通花园，我敲开马学坤（化名）的家门。一进去，就发现一屋子的人，马学坤刚被放出来。7月25日凌晨两点，通安事件尚在持续中，他还在家里睡觉，几十个警察从窗户里跳了进来，扣住他的嘴巴，拉了就走，26日才做完笔录放出来。28日上午，再次被带到派出所，次日被拉到一家宾馆，9人轮流看守，直到8月11日。而自2007年起，先后18次进京上访的马学坤，被关过8次，达290多天。

浒墅关镇大新村村民查建华，找到他时，他刚从被严密看管的家里逃了出来。六年前，他因房子被强拆，先后29次进京上访，两次自焚，两次被拘留，多次被截访，三次被打，却并没有促进问题的解决，反而被看管起来。

那天晚上，一个当地的朋友，打通了查的电话。他从避难处溜了出来，像地下党接头一样，领着我们，拐进一个隐蔽的小院。他的老婆，随后从家里带着材料赶过来，两三个汉子随即跟在后面。前去接应的朋友，在半路上趁他们买烟的空当，接过材料，才摆脱了追踪。

那天晚上的采访，气氛紧张。查建华把阳台、厨房的门关严，又把大门锁上，四下看了看，似乎再无一丝灯光漏出，才回到桌前坐下，脸上紧绷的肌肉慢慢松弛下来。

连续20多天，我都在苏州窜访，接触到的事件触目惊心：自焚，动辄上百人的上访，非法拘禁……而在长达7年的拆迁与抗争中，在似乎千篇一律的拆迁补偿纠纷之外，苏州事件又有怎样的大背景呢？

在一户人家提供的资料中，我看到了一份通知：2003年10月24日，通安镇政府发出的《关于立即停止工业启动区耕地种植和其他耕地实行产业结构调整的通知》，要求13个村9905亩耕地在秋熟收割结束后，一律停止种植。

这材料的背后，让我看到了城乡一体化大背景下，一种叫“三集中”的发展模式：农民集中住进小区，土地集中经营，工业集中进园区。该模式，自本世纪初在苏南出现，逐渐在全国一些地方推广，也在引起争议。

而在推进城乡一体化与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如何更好地处理失地农民面临的生存危机？在依靠基层政府强力推进工业化的“苏南模式”中，又存在哪些值得探讨的地方？

这些是在群体事件背后，值得人们深思的地方。如《中国改革》在发该稿时的编者按所说：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正在快速推进过程中，土地问题始终处于核心位置。近年来，围绕土地问题，一些地方在不断探索和试验，诸如“土地换社保”“宅基地换房”等。这些做法，往往又与村庄撤并、农民集中居住、农地规模经营相关联，成败得失，值得探讨。

我写这稿子的时候，一场让农民“上楼”的新圈地运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一时很是感慨：

《新京报》报道称，他们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政策依据，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而宅基地转化后的增值收益，被权力和资本“合谋”拿走。农民则住进了被选择的“新农村”。

网瘾与疗伤　　以上是我做调查时的经历，四处奔走有如流窜犯。不流窜时，就在家里老实呆着。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个调查记者，时时会触及各种利益，受到种种非正常关注。在各地频传跨省抓记者，以及方舟子被袭的背景下，我如惊弓之鸟。

军事剧《狙击生死线》，教给了我什么叫安全点。很长一段时间，每做完一单大活，我就呆在家里，大睡几天，不见人。为防干扰，家里没固定电话,没网线，手机信号也极弱。

世博园新闻中心也一度是我的安全点。那里严密的安检措施，周到的办公服务，至今让我怀念。

世博会之前，写稿是在网吧。安全因素之外，网吧也是我的心理疏导站。似乎只有用那种打游戏时大呼小叫的嘈杂，才能来冲淡内心的动荡。

2008年6月，从四川震区回来后，心里沉重得很，就天天去打游戏。于是，一中年老男人，又不可救药地患上了网瘾。每每通宵达旦，混迹于青葱90后，于“雷电”等弱智游戏间，化解胸中戾气。

似乎只有在游戏中，才觉得自己是个自由的人，不去想上海的钓鱼，南京的拆迁，宜黄的自焚，北川的劫难等等。

有时也会想：总有一天“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了，我不做调查记者，回到我喜欢的纳兰词与卡尔维诺中去。

来源：《新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