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与腐败受贿现象的联系
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与腐败受贿现象的联系
摘要：从人际关系角度解释当前腐败犯罪窝案现象意义重大。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形成受到本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这个五千年文化不间断的文明古国里，这就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具有一定的本土化特征，这些特征在当前的政治生活中依然发生着作用，已经成为引发腐败犯罪窝案的重要社会因素。从人际关系角度分析腐败受贿现象，可以发现其有两方面特点：一是权力监督难以发挥作用；二是犯罪暗数高。相应地，应该采取两方面措施预防腐败犯罪窝案的发生：一是借助网络平台、鼓励民众反腐；二是增加刑罚的严厉性、提高腐败犯罪成本。
关键字：腐败受贿 人际关系 犯罪成本
一、提出问题
近些年，尤其是习近平主席就任以来，国家反腐败力度日趋深入，腐败犯罪呈现出一个共性特征，即窝案现象突出。反腐结果表明，上至省部级高官，小到普通科级职员，只要有一个在某地某领域有职有权的腐败分子东窗事发，大都会被揪出一窝，牵扯出一系列的贪污腐败官员来。
对于中国的腐败现象，中国的专家一般从法律制度缺失角度探讨腐败犯罪的成因。虽然专家的解释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我国反腐败的法律制度逐步完善的同时，腐败犯罪窝案却大量出现，这就说明仅从制度缺失角度去分析腐败犯罪窝案产生的原因
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当我们审视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社会时，不难发现，中国社会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强调人际关系的社会。人际关系是人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所结成的心理关系，它表现在人们对他人的影响与依赖。在政治生活领域，“人治”被视为传统中国政治的显著特征之一，而维持“人治”模式的最主要机制就是人际关系，这被认为是一种潜规则。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在当前现实政治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人际关系角度解释当前腐败犯罪窝案现象的原因，不仅可以深化腐败犯罪原因理论研究，而且还可以为寻找更为合理的控制腐败犯罪窝案的对策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二、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之形成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背景决定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特点，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形成有其自身的规律。
（一）中国的人际关系以自我为中心
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和家族为基本单位，这种形式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不断累积并向外扩展，呈现出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差序格局”状态。“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揭示了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是自我中心主义模式，表明了自己和他人关系的亲疏远近。能够造成和推动这种现象的是以家庭为核心的血缘关系，而因为地区血源同源的存在又形成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是不可分离的。
（二）人际关系以人情法则为基本原则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个农业社会，土地不能移动以及家庭为单位自
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中国人首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稳定。杨中芳把人情定义为：在文化指引下，认为存在于两个人之间应该给与对方的情感，这种情感带有义务性，并具有因人因地而异的特点。Mauss 、Gouldner 把这种法则总结为四点：一是在一般社交场合要给别人人情；二是对方所给与的人情要接受；三是对方要求的人情不可不给；四是对方给的人情不可不报。中国人的人情往往表现在行为上——即给对方一些好处。在中国人际关系中这种现象随处可见，人情法则是中国人在社会互动中所遵循的最基本原则。
（三）强调人际信任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很看重信任的作用，一个失信之人很难在这种关系中立足。信任在这里是指确保对方会履行自己对其的期望，也就是说对方知道自己的义务，并尽量满足他人的需要。常言道：一诺千金就是指这种信任的影响。在中国，寡信之人是没有出路的。
三、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之特点及其对腐败犯罪窝案生成可能带来的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之形成有其自身的规律，这就使得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具有一定的本土化特征，这些特征在当前的政治生活中依然发生着作用，已经成为引发腐败犯罪窝案的重要社会因素。
（一）人际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和封闭性及其对腐败犯罪窝案生成的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主要镶嵌在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网络结构内部，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封闭性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内
部成员对公共精神关注的狭隘视野，难以形成强烈的吸纳能力和开放心态，难以形成相互之间的最大认同和接纳，难以整合成为整体人际关系。因此，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官员之间非常容易建立起严密的腐败社会关系网络，为官者利用权力不断地编织着自己的关系网，血亲、姻亲、老乡、同学、朋友、战友、老领导等都包括在他的社会关系网中，从而形成一个一个的腐败“小圈子”。
总之，从人际关系角度分析，当前腐败犯罪窝案都是在腐败社会关系网络中进行的。处在关系网中的都是“自己人”、“内部人”，易于“协调”与“沟通”，嵌在网中的权力源源不断地从这个网中为掌权者汲取利益，同时这张网也为寻租者提供了一种“保护”，成为“保护伞”。这已经成为整个领导班子集体腐败等窝案要案现象的原因之
一。正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在谈及法官腐败犯罪窝案时所指出的那样：法官搞小圈子腐败，是窝案之源。法官腐败小圈子表现为：以权力为纽带，围绕某位核心人物，编织权力网，形成利益同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是小圈子的人被排挤出局、冷落一边。一切灰色交易都在小圈子内操作。
（二）人际关系的非理性及其对腐败犯罪窝案生成的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互动，以责任法则，特别是人情法则为基础。此种人际关系互动方式表现出一种非理性特征。
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这种非理性特征，往往导致特殊主义凌驾于普遍主义原则之上。如果不通过人际关系网络，个人很难做成任何事情，甚至一些法律明文规定的事情，也要借助人际关系网络才有可能
得到更好的施行。同时，对人际关系的过度强调的传统和个人在建构自己的人际关系时权力的广泛介入，“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缺乏法治精神，人治的泛滥不仅造成了制度的软化，而且为政治权力的全面扩张和渗透提供了机会，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使政治权力和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权力滥用的外衣）俨然成了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同时，中国人的社会取向心理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非理性特征。 因此，中国人常是采取特殊主义的态度与做法来对待自己的家人和熟人。与普遍主义不同，特殊主义是一种‘例外主义’或‘特殊主义’，认为规范、标准、章则或法律只适用于一般情形，必要时是可以有所例外，可以灵活运用。以家人为对象的特殊主义，实即一种亲疏偏袒或重用的倾向。在熟人关系中，基于人情的存在，中国人也会依据特殊主义的态度与做法来对待对方，但与对待家人相比，其程度则降低很多。至于生人关系，既不讲责任，也不讲人情，则只有依双方的利害情形而行事。如无任何利害考虑，则可能依据社会上的一般的公道原则照章办事，既无任何通融，也无任何留难。因而，当家族的利益与非家族的利益有所冲突时，中国人的解决方式常是牺牲后者，而迁就前者。
四、腐败犯罪窝案之预防：人际关系视角
从人际关系角度分析腐败犯罪窝案现象，明显地发现其存在两方面特点：
首先，权力监督难以发挥作用。虽然，检察院、纪委监察部门、人大等都是权力监督部门，但从人际关系角度考察，在我国现行的权
力体制下，一旦腐败社会关系网络形成，权力监督便陷入困境，难以发挥作用，尤其是对于“一把手”的监督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在腐败社会关系网络中，权力监督者与腐败分子要么同为一人（如县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要么都是腐败分子（他们沆瀣一气、相互包庇）、要么权力监督者没办法监督（如检察院、纪委监察部门都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首脑，失去监督“一把手”的可能性）。 其次，犯罪暗数高。“从犯罪类型上看，腐败案件属于高暗数犯罪。”一旦腐败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不但权力监督难以发挥作用，而且网络中的腐败分子也会组成攻守同盟，因此，腐败犯罪窝案查处难度大。即便是腐败社会网络中的某些腐败分子“不幸”被查处，他（她）也不会轻易去“咬”其他的腐败分子、特别是级别更高的腐败分子，因为“官场还留下这样的‘潜规则’，谁咬上头越多，‘死’得就越快，判得就越重，因而谁都不想打破这个‘潜规则’”；“腐败分子还寄希望他们的‘保护伞’在审判、判刑过程中‘暗暗相助’”，例如，死刑的可以判为死缓，死缓的可以判为无期，无期的可以判为有期，有期又可减刑，然后就是保外就医，监外执行，就是待在狱中也不会受苦，会得到各方面的照顾„„在此背景下，腐败犯罪窝案暗数也就自然高了。
相应地，应该采取两方面措施预防腐败犯罪窝案的发生：一是借助网络平台、鼓励民众反腐；二是增加刑罚的严厉性、提高腐败犯罪成本。
（一）借助网络平台、鼓励民众反腐
针对权力监督难以发挥作用的现实，在进行制度创新的同时，更需要发挥民众参与的作用，也即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反腐，这是突破腐败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途径。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无论腐败社会关系网络多么的紧密，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如果能够发动民众的力量，如果能够给民众提供一个检举揭发的平台，一定会冲破腐败社会关系网络，弥补权力监督之不足。
虽然，网络为民众参与反腐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是预防腐败犯罪窝案之“利器”。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网络平台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既可能源于网络本身，也可能源于网民或相关职能部门因此，鉴于目前网络反腐中存在的问题，在积极肯定网络反腐的作用同时，还应该有针对性完善网络反腐对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适时立法，规范网络反腐，实现网络反腐有法可依；不断提高网民的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提高治理腐败职能部门的工作效率，确保网络反腐的健康进行；不断扩大公权的透明度，提高网民的知情权等等。惟有此，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民间力量的反腐败犯罪窝案功能。
（二）增加刑罚的严厉性、提高腐败犯罪成本
这里的增加刑罚的严厉性，并不是指多用死刑等重刑，而是指在符合世界刑罚趋缓化发展的大方向下，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严格刑罚适用以及规范行刑活动，尽可能提高腐败犯罪窝案的成本，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威慑力。
参考文献：汪明亮，《人际关系视角中的腐败犯罪窝案现象分析》 吴 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