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的[典论]

曹丕的《典论》

　　魏臣卞兰在他那篇颂扬曹丕的《赞述太子赋》中，称颂曹丕“所作《典论》及诸赋颂”云：

　　著典宪之高论，作叙欢之丽诗。越文章之常检，扬不学之妙辞。蹈布衣之所难，阐善道而广之。道无深而不测，术无细而不敷。论古贤以叹息，觌懿德以欢娱。

　　这里虽然将曹丕的《典论》之“高论”与他的“丽诗”对举，但在下面的颂语中却偏重于颂扬他《典论》的深奥渊博，明显地将其《典论》置于其诗赋之上。谀臣的这种态度，当然取决于曹丕自己的态度。

　　《典论》是曹丕一生中的一大著作，在他写给王朗的书信中，认为可以使人不朽的，在“立德扬名”之外“莫如著篇籍”，而在述及自己所著的“篇籍”时将《典论》置于诗赋之前，于此可见其重视的程度。出于这种永垂不朽的愿望，他还曾将《典论》及诗赋用帛抄写一份送给吴国之主孙权，又以纸抄写一份赠与张昭。到现在，历经一千七百多年的人世沧桑，全本的《典论》虽然已经不见，但它的残文仍然留存，那么曹丕的不朽愿望可以说是已经部分地实现了。

　　《典论》除了曹丕生前的写本外，还有一种石本，是他的儿子魏明帝在大和四年（230）下诏将它刻在石碑上立在庙门外的。石碑原有六块，经过南北朝时五胡之乱剩下四块，到唐初这石本《典论》只残存一卷，与同时著录在《隋书·经籍志》的写本“《典论》五卷”相差很多了。从《宋史·艺文志》以后，连写本《典论》也已不复存在，因此清人严可均在纂录全三国文时，只得从《三国志注》、《文选》、《北堂书钞》、《群书治要》等等书籍中剔抉爬罗，辑出它的残文一卷，并记叙道：“唐时，石本亡；至宋而写本亦亡。”现在我们所见《典论》，就是严氏所辑。

　　《典论》原书佚失已久，但其全文可以刻成六碑，写作五卷，在当时可以算是洋洋大观了。后人搜辑丛残，编为一卷，又有人将这些残文定为十二篇。然而在那一卷中，文章固然是鱼龙混杂，真伪错综，那篇目也是大多出于杜撰臆造。举个例子，如严辑《典论·终制》，全文抄自《三国志》中的魏文帝本纪，而本纪中明载此文作于黄初三年（222）冬十月甲子，那时曹丕早已编定《典论》，并且郑重其事地录在帛素上送给孙权了；在《终制》篇末也明白记述道：“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可见并没有将它编入《典论》。

　　从较为可信的篇目来看，《典论》原来的篇目都是用两个字来命题的，如《奸谗》、《内诫》、《酒诲》、《自叙》、《论文》等等。其实这也是两汉

以来的通则，如扬雄《法言》的篇目为《问神》、《超奇》、《寡见》等等，刘向《说苑》的篇目为《君道》、《臣术》、《建本》等等，王充《论衡》的篇目为《对作》、《艺增》、《自纪》等等：都是以两个字作篇目的。在结构上，每篇一开始都有一段开场白似的叙目，说明作者为什么要写这篇东西的道理，如它的《内诫》篇的开头说：“三代之亡，由乎妇人。……至于二袁，过窃声名，一世豪士；而术以之失，绍以之灭，斯有国者所宜慎也。是以录之，庶以为诫于后，作《内诫》。”那作法看来是模仿《尚书序》的，如：“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序例》篇说：“书列典谟，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畅厥旨。”说明古人作序的目的是解释作者之用意，使读者能“曲得其情”。然而曹丕叙目的用心却似乎与此不同，其叙目不仅不是为了让读者“曲得其情”的，反而起一种掩饰真实意图的烟幕弹的作用。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以《奸谗》、《内诫》二篇作为例子来分析一下。

　　从叙目上来看，《内诫》是鉴于自三代至二袁都由于妇人灭亡的历史教训而作的，《奸谗》是鉴于古代至何进、袁绍、刘表因听信奸邪的谗言而覆败的历史教训而作的，那么这两篇文章的内容是什么呢？从留存下来的文字来看，《奸谗》篇说的主要是袁绍、刘表两人。文章说，袁绍二子中，袁谭年“长而慧”，袁尚年“少而美”，袁绍的妻子爱袁尚，于是本来因“骄侈”而为袁谭所厌恶的审配、逢纪两人就在袁绍死后“矫绍之遗命”，奉少子袁尚为嗣，以至于兄弟反目，干戈相向，使曹操的“王师”坐收渔翁之利。刘表的长子刘琦，起初很得父亲欢心，后来刘表后妻蔡氏得宠，而蔡氏的侄女是刘表少子刘琮的妻子，于是蔡氏的亲戚蔡瑁、张允都纷纷在刘表面前称扬刘琮而谗毁刘琦，以至刘表对刘琦日渐忿怒，终于立琮为嗣。刘表死后，二子决裂，以至荆州也为“王师”轻易取得。故《奸谗》篇虽然在叙目中以听信谗言为诫，真正的主旨却是不立嫡以长而卒招败亡的历史教训。另一篇《内诫》，阙失较多，但其中说到袁绍的，重点也仍然是在立嗣的问题上，只是抨击的矛头由朋党亲戚之进谗转向妇人的偏爱而已。

　　袁绍、袁术和刘表，在汉末的声望和势力都在曹操之上，都是曹操的劲敌。他们后来虽然先后被曹操攻灭，但他们的败亡教训自然仍旧是曹操所关注的。现在曹丕在那两篇文章中都将他们的败亡归结为立少子为嗣，联系他本身与兄

弟曹植间的情形，其用意实在是再清楚不过了。

　　在曹丕与曹植争嗣时，除了杨修、丁仪、丁廙等人在曹操面前赞美曹植的情况与审配等人相似外，他们的母亲卞太后在感情上倾向于少于曹植的情况也与袁绍妻相类，《魏书》就曾明载云：“东阿王植，太后少子，最爱之。”从《世说新语》的一段记述来看，卞后与曹丕不协的情形在当时也不是什么秘密。《世说新语·尤悔篇》说：曹丕继立后，忌胞弟任城王曹彰骁勇，因此在卞太后阁中下围棋时，将毒药放在所吃的枣子里。他自己挑选没有下过毒的枣子吃，曹彰则吃到了下过毒的枣子。曹彰中毒后，卞太后要找水给他喝了解毒，但曹丕事先已命左右毁去一切可以盛水的器皿，卞太后找不到瓶罐，徒步奔到井旁，又找不到汲水的桶，以至曹彰毒发身亡。曹彰死后，曹丕又想害曹植，卞太后发怒说：你已杀害我的彰儿，不能再杀我植儿！曹植才得以幸免。这虽是小说家言，难免有些夸张性的描写，但足以说明卞太后与曹丕不和，在当时已成定论。《三国志》卞后传记载，在曹丕被立为太子时卞后只冷淡地表示“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而在杨修因曹植被杀后，她却向修母袁氏表示“闻之心肝涂地，惊愕断绝，悼痛酷楚，情不自胜”。结合这些文字下透露出的消息，我们不难看出史文所没有明白记载的卞后在曹丕、曹植兄弟争嗣一事上的态度，也不难明了《典论·内诫》中“（袁）绍听顺妻意，欲以尚为嗣，又不时决定，身死而二子争国，举宗涂地，社稷为墟”这一番话的用意了。

　　严辑《典论》中比较可信的篇目，除了《奸谗》、《内诫》之外，其他不过《自叙》、《酒诲》、《论文》等三数篇。《自叙》是夸耀自己在武艺、文学等各方面的才能的；《酒诲》篇则又是以刘表、袁绍等人的子弟作为事例来说明饮酒应有节制，“过则败德”的；这两篇文章也显然与争嗣有关。因为自夸其能固然是为了表白自己足以胜任大业，攻讦饮酒过度，显然也与曹植本传说他“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的行为有关。《论文》篇的情形则比较复杂，看上去不像其他几篇那样用意明白；但我们若稍加钩稽，却也能发现其中曲笔传意之处。此文主要说了两件事，一是文人相轻；二是著述重要，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两点显然都是针对曹植《与杨修书》说的。曹植在这封书信中以相当多的篇幅批评当代的文人，认为各有所短，还将陈琳“自谓与司马相如同风”的情形譬作“画虎不成，还为狗者”。曹丕讥评“文人相轻”，岂非正是对曹植这些议论的攻击！曹植书信中又自称有“戮力上

国，流惠下民”的雄心，而“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则将专心著述，“成一家之言”。曹丕在《论文》中颂扬文章至上，感叹人多“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无非是针对曹植的话头，怂恿他放弃政治上的雄心而“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成一家言”去。

　　曹丕在争当太子时曾问“自固之术”于贾诩，贾诩提了两条意见，一是“躬素士之业”；二是小心“不违子道”。看来著作《典论》一书正是他“躬素士之业”来“自固”的方法。曹植醉酒私开司马门，曹操公开下令称自己以前认为他在诸儿中“最可定大事”，经此一事，对他就另眼相看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曹丕《典论·酒诲》篇的作用。

　　《典论》是曹丕在与曹植争嗣时的武器，并且起到了克敌制胜的作用，以此而言，文章虽然不必是“不朽之盛事”，却也确实是“经国之大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