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5.7万--尘肺病再次揭开中国职业病问题的伤疤

每年5.7万——

尘肺病再次揭开中国职业病问题的伤疤

作者: 王茜

2010-11-10 13:14:00

“全国煤矿有265万接尘人员，据测算，每年有5.7万人患上尘肺病，因尘肺病死亡的则有6000余人，是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的两倍。”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工人日报报道，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一项调研显示，多数煤矿井下粉尘浓度严重超标，自1983年至2008年，煤尘最高浓度范围 198～3420毫克/立方米,超过国家标准49.5～855倍，每年有大量职工患上尘肺病。

尘肺病

尘肺病是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灰尘)，并在肺内潴留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为主的全身性疾病。患者感到胸闷、气短、咳痰，引起胸痛、呼吸困难、咯血，极易合并呼吸道感染及肺结核，导致肺气肿、肺心病，而丧失劳动能力，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而死。

企业漠视职工健康

据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理事长张宝明介绍，一些企业职业健康检查率低，职业病诊断漏诊现象突出。调研显示，部分企业在岗职工的最低受检率只有32.2%；有64.3%的煤炭集团没按照规定对退休工人进行体检。此外，企业职业病平均漏诊率为3.72%，漏诊率最高达20%。

新疆经济报下属的亚心网9日报道，拜城县铁热克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公费11位工人送到乌鲁木齐进行职业病治疗，其中一人经肺灌洗手术洗出48瓶黑水。而单位主动送职工成批进行尘肺灌洗治疗，在新疆尘肺病的诊断治疗史中是罕见的。

这些工人比开胸验肺的张海超幸运多了。

该报道同时指出，全疆只有约15%的从业者做了职业健康检查，还有80%以上接触有害作业的工人没有进行职业健康检查，还在受职业病的“威胁”。

自治区卫生厅卫生监督所有关负责人说：“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部分企业缺乏职业病防治意识，一味追求企业效益，轻视社会效益，漠视工人的身体健康。”

上述工人日报报道中，全总劳动保护部负责人表示，个别企业漠视生产安全和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特别是乡镇煤矿没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建立职业危害防治责任制和规章制度，资金投入不足，防护设施匮乏，职业健康工作基本处于空白。

职业病维权艰难

南方都市报7月曾报道，煤矿工人李廷贵，为给自己维权奔波两年之久的，但直至其暴亡之后家属才领到5万元赔偿金。工人维权之难可见一斑。

报道指出，虽然工会可以提供法律援助，但工人们希望一次性赔付，一是因为“拖不起”，二是因为用工关系比较复杂，曾在多个煤矿间流转，不易认定。如此一来，只能和矿主方面一次次协调讲价。即使有总工会支持维权工人，介于工会没有行政处理权，也难以给予太大帮助。

企业老板则是担心赔付一部分工人后，会有更多的染病者上门索赔，而百般推诿。

京华时报近期就报道过一起煤炭工人维权事件。由于矿主拒不履行法院49万的赔偿判决，尘肺病患者钟光伟在坚持三年多的维权后，不得不将赔偿款降到27万元。

援引工人日报另一篇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鸣表示，目前我国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也就是说，劳动者要求对其职业病进行诊断和仲裁时，首先要提供他的职业史、既往史，这些职业史和既往史需由单位出具，然后还要提供历年来职业健康监护及工作场所资料，这些都需要单位提供。

全国政协委员倪小庭指出，一些用人单位为了逃避职工职业病的治疗责任，在对待职业病认定的问题上阻挠多于配合，而劳动者则因无法提供劳动关系、职业接触史等证明资料，无法顺利进行职业病诊断。

“有一些条款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职业病目录，多少年没有更新等问题，都阻碍着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实，也使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变得更困难。”倪小庭说。

职业病防治法

2001年10月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职业病病人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该法第四章第53条规定：劳动者被诊断患有职业病，但用人单位没有依法参加工伤社会保险的，其医疗和生活保障由最后的用人单位承担；最后的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该职业病是先 前的用人单位造成的，由先前的用人单位承担。中国2亿人遭受职业病危害

据湖南红网报道，卫生部部长陈竺9日在长沙表示，我国有30多个行业、估计有2亿劳动者在从事劳动过程中，不同程度遭受职业病危害。“我国已进入职业病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防治工作十分严峻和紧迫。”

据了解，一些省份一半以上的县还没有职业健康检查的机构，全国有60多个地市没有职业病诊断机构，个别省全省范围内只有1家职业病诊断机构。

南方都市报就发表评论称，法律上执法不严成为职业病危害频发的首要原因。

此外，与地方政府在职业病防治上的不够重视有关。一些地方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视职业病防治工作，引进建设项目时把关不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严重职业病危害。在职业病防治上也存在投入不足问题，职业病防治技术服务机构数量少、分布不均，不能适应当前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需要。同时，在职业病防治监管上，各政府部门也没有形成合力，存在监管不力甚至缺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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