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一个人站在这个讲台上--

　　我并不是一个人站在这个讲台上……还有一些声音围绕在我身边，数以百计的声音。从童年开始，他们就一直在我身边。我在农村长大。小时候，我们喜欢在外面玩耍，但每当夜幕降临，劳累了一天的村妇们就聚在农舍边的长凳上讲故事，她们的声音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她们都没有丈夫，也没有父亲或兄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村里几乎就见不到男人：战争期间，四分之一的白俄罗斯人丧生，有些是死于前线，有些死于后方和游击队的战斗。战争结束后，我们这些孩子生活在女人的世界里。我印象最深的，是女人谈论爱，而不是死亡。她们会讲诉心爱的男人上战场的前一天，是怎样和他们告别的；她们会谈论如何等待男人回家，她们仍然在等待。很多年过去了，但她们继续等待：“我不在乎他失去了胳膊还是腿，我会背着他。”没有胳膊……没有腿……我想我从童年就知道什么是爱了。 　　福楼拜称自己是人们的笔；我会说，我是人们的耳朵。当我走在街上，记录下听到的各种词汇、短语和感叹时，我都会在想：有多少小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啊！消失在黑暗中。人们还不能捕捉生活中的对话，把它作为文学记录下来，因为我们不懂得去欣赏这些对话，也不会因为读它们而感到惊讶或者快乐。但它们却让我着迷，甚至俘虏我。我喜欢人们交谈的方式，我喜欢寂寞的人声。这是我最大的爱好和激情。 　　通往领奖台的路很长，几乎有四十年那么长――经过一个又一个的人，一个又一个的声音。说实话，我没有力量一直坚持走下去――很多次，人们让我震惊，让我恐惧。我体会过狂喜和厌恶，我也曾想忘记听到的东西，回到无知的状态。然而，我也一次又一次看到了人的美好，为此喜极而泣。 　　我生活在一个从小就教我们死亡的国家。我们被告知，人的存在就是为了奉献，为了牺牲自我。我们被教导用武器去爱别人。如果成长在另一个国家，我不可能走这条路。邪恶即残忍，你必须对它免疫。我们在刽子手和受害者中长大。即使我们的父母活在恐惧中，他们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通常他们什么也不说。邪恶时刻在注视我们。 　　我写了五本书，但是我觉得它们其实是一本书，一本讲述乌托邦历史的书。 　　萨拉莫夫曾经写到：“我是这场宏伟斗争的亲历者，我们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复兴而战，最终却输掉了。”我想重现人们为建立理想国和乌托邦而斗争的历史，包括它的成败得失。重现了人们如何想建立在地球上建立天堂的历史。天堂！太阳之城！最后，所剩的唯有血海，和数以百万计人残破的生命。然而，曾经有一段时间，20世纪没有任何政治的想法能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或十月革命为标志），一时间没有什么东西比共产主义更能吸引西方知识分子和世界各地的人民。雷蒙・阿隆称俄国革命为“知识分子的鸦片”。但是共产主义的想法是至少两千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在柏拉图的关于理想国的设想中找到它；在阿里斯托芬斯 “万物共享”的梦中找到它；在托马斯・莫尔和托马索・坎帕内拉的思想中，在圣西门，傅立叶和罗伯特・欧文的思想中找到他。俄罗斯人骨子里有一种精神，推动着他们去试图把这些梦想变成现实。 　　二十年前，我们在咒骂声和泪水中告别了“红色帝国”。我们现在可以更加从容地看待过去了，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争论还没有平息。新一代已经在全然不同的世界里成长起来，但很多年轻人又开始阅读马克思和列宁。在俄罗斯的城镇也有专门为斯大林建的新博物馆，新的纪念碑已经竖起来了。 　　“红色帝国”消失了，但“红人”――苏维埃人，仍然存在，他们挺过来了。 　　我的父亲最近去世了。他信仰共产主义，他一直带着他的党证。我不能让自己用这个词“苏维”（sovok）贬损苏联心态的绰号，因为那样我的父亲、我的朋友以及我身边的许多人，都会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苏联的社会主义。他们当中不少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今天，他们会被称为被绑架的浪漫主义者，或者乌托邦的奴隶。 　　我相信，他们所有人本来可以过上不一样的生活，但他们还是选择了苏联生活。为什么？我很长一段时间搜索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跑遍了前苏联的各个国家，并录了几千盒磁带。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它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一点点地回顾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回顾它对人的影响。我发现人类其实是很小的概念，尤其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但在现实中，人使得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战后，西奥多・阿多诺在震惊中写道：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都是野蛮的。”我的老师，阿莱斯・阿达莫维奇（Ales Adamovich）我今天带着感激提起他的名字――认为用散文是对20世纪那些噩梦的一种亵渎。你必须如实写下来。需要一种“超文学”。我想起尼采说的，没有艺术家能完全达到真实。 　　令我感到困扰的是，真实不是存在于一颗心灵、一个头脑中的，真实某种程度上破碎了。有很多种真实，而且各不相同，分散在世界各地。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类对自己的了解，远远多于文学中记录的。那么我在做的是什么？我收集日常生活中的感受、思考和话语。我收集我所处时代的生活。我对灵魂的历史感兴趣――日常生活中的灵魂，被宏大的历史叙述忽略或看不上的那些东西。我致力于缺失的历史。 　　经常有人说，我写的不是文学，是文献。今天，文学是什么？谁能回答？我们生活的节奏空前的快。内容打破了形式，也改变了形式。一切东西都在超出了原有的边界：音乐、绘画，甚至文献中的语言也在逃离原本的边界。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没有界限，它们相互流动。见证者不是中立的。讲故事时，人们会进行加工创造。他们与时间角力，他们是演员，也是创作者。 　　我对小人物感兴趣。我认为他们是渺小却伟大的人物，因为痛苦能塑造人。在我的书中，他们讲述自己的历史，更宏大的历史也从中显现。我们没有时间来理解已经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说出来。首先，我们需要清楚地表达出来。（但）我们害怕这样做，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我们的过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沙托夫一开始就对斯塔夫罗金说：“在无限无穷的世界里，我们是最后一次相遇的两个生物……别用那种腔调，像个人一样说话吧。至少，用人的声音说一次话。” 　　我和我的主角们差不多也是这样对话的。人们从自己的时代发声，但人类的心灵是难以抵达的，这条路被电视、报纸以及这个世纪的迷信、偏见、谎言阻隔。 　　俄罗斯文学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是唯一能讲述一个大国实施一场实验的文学。我常常被人问：“为什么您总是写悲剧？”因为这是我们的生活。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但是“红色”的人无处不在。他们来自于过去共同的生活，带着共同的记忆。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抗拒写切尔诺贝利。我不知道该怎么写，用什么工具，从哪入手。我们这个位于欧洲角落的小国家以前一直被世界所遗忘，突然之间，人人都在谈论她。我们，白俄罗斯人，成了切尔诺贝利民族，成了第一个触碰未知的民族。人们这时才明白：除了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的挑战，前面还有更普遍的、更凶猛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切尔诺贝利之后，我们已隐约看见了…… 　　我记得一个老出租车司机因为鸽子撞上挡风玻璃而绝望地叫骂：“一天撞死两三只。报纸上却说情况都在掌控之下。” 　　…… 　　和阿富汗一样，切尔诺贝利把我们造就成了自由的人。 　　帝国的没落令所有人忧虑：人们为日常生活发愁，拿什么买东西？怎么活下去？相信什么？这次要喊什么口号？如何学习不再依靠伟大思想活下去？最后一个问题对所有人都是陌生的，因为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生活。“红色”的人面临着成百上千个问题，而答案需要他们自己寻找。在获得自由的头几天，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我四周全是惊慌失措的人们。而我聆听他们…… 　　我合上了日记…… 　　当帝国崩塌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过去，世界是分割开的，是刽子手和受害者的，是兄弟和姐妹的，是战争的，是选民的，是技术和当代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的世界也分为两类：被监禁的和那些监禁他们的人。今天有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分别，有“法西斯叛徒”与爱国者之间的分别。还有谁买得起和谁买不起之间的分别。对于后者，我会说，对追随苏联社会主义的人是最严酷的折磨，因为就在不久之前，还是人人平等的。“红色的人”无法进入自己在餐桌旁憧憬的自由世界，俄罗斯离他而去，他感觉一切都被夺走了，他感到屈辱、愤怒和危险。 　　我在俄罗斯各地采访，听到了各种言论： 　　“俄罗斯人并不真的想致富，他们甚至害怕它。俄罗斯人想要什么？只有一件事：谁都别富起来，不能比他自己富有。” 　　“这里没有诚实的人了，但还有圣洁的人。” 　　“俄罗斯人不懂自由，他们需要哥萨克和鞭子。” 　　“没人有精力再搞一场革命了，也没有精力疯狂了。我们丧失了这种精神。现在的俄罗斯人需要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思想。” 　　我想说，我们失去了1990年代本该拥有的机会。问题出现了：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国家？强大的，还是令人尊敬的，让人们能体面生活的？我们选择了前者――强大的国家。我们再次活在了权力时代。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打，那是他们的兄弟啊。我的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我母亲是乌克兰人。很多人都是这样。现在俄罗斯的飞机又在轰炸叙利亚…… 　　充满希望的年代被一个充满恐惧的年代取代了。这个时代转身、倒退。我们生活在一个二手时代。 　　我有三个家：我的白俄罗斯祖国，它是我父亲的祖国，我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乌克兰，我母亲的祖国，我出生在那里；以及俄罗斯的伟大文化，没有它，我无法想象现在的自己。这些对我都很宝贵，但是在今天，已经很难再谈论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