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料学之绪论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教案

这门课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1、史学、史料学的理论问题

2、各个阶段相关的史料

3、史学论文的写作

4、全国各高校历史学科的情况及相关的史学家

5、介绍一些历史学科的网站

导论

第一节 史学

一、“史”字释义

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要先来谈“史”的含义的演变，而不谈“历史”的含义的演变？

因为在中国古代“历”和“史”是两个系统。“历”的繁体作“歷”，其下部的“止”字，在甲骨文、金文中的字形，就是一只脚，表示人穿过一片树林，汉代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里便说“历，过也，传也。” 过即走过、路过，表示空间上的移动，传有世代相传的意思，表示时间上的移动。由于日月星辰的移动，可以确定年月季节，所以中国古代“历”表示的是“历法”，掌握历法的官员叫“历官”。

我国最早的文字学著作、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这本书里提到，黄帝之史官仓颉，“初造书契”。同时代的应劭著《风俗通》，也说黄帝时的史官有仓颉、沮诵。《周礼· 春官大宗伯》说周代有大史、小史、冯相氏、保章氏、内史、外史、御史等等的官职。《说文解字》上解释“史”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中又是什么呢？中指的是“册、书”，史即是持书之人。含有史官秉持中正的意思。王国维先生对《说文》手持中正的“史”字，也别具新解，他著有《释史》一篇，说：“案《周礼》大史职，凡射事饰中舍 „ „ 是中者，盛筭（suan四声） 之器也。” 也可以作策，是记数的木签，中字在文字学上作十字状，就是持筭之史。在原始社会游牧时期，从事于狩猎，责成专人手持着记算的器具，记算狩猎所获的物品，那就是小史。这一解释与当时的狩猎的生产方式相联系起来是比较正确的。

史的古意是史官。中国最早的史官是由盲人来担任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文字，主要凭记忆和口传，做这项工作盲人是最合适的，所以后来正式设立史官的时候，便称为“瞽史”了。

在中国古代，最初“历官”和“史官”是由一人来兼任的，因为“历官”是掌握时间的，而我国的历史最初也是编年纪事，也需要掌握时间。比如说《史记》

的作者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都曾任过太史公，但同时也要行使历官的职责，司马迁就是在制定完太初历以后，才开始作《史记》的，但到后来二者的职能逐渐分开，到明清时期，钦天监负责历法之事，一般都是由传教士来担任。

在我国用“历史”来指代英语中的“history”，是引自日本，由于日本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历”和“史”这两个词都被日本所借用，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用“历史”来指代英语中的“history”，而中国的一些留日的学生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又将这词带回到中国，这样在中国用了3000多年的两个词开始合二为一表示“history”。

以上我们讲述的是历和史的关系，其目的有两个：其一是要向大家阐明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先来谈“史”的含义的演变，而不谈“历史”的含义的演变？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就是使同学们了解历和史的关系，因为我们是历史专业，如果有人问起你这个问题，你不要再说“I don’t know。”

学习史料学，处处都会碰到一个“史”字。不同时期的“史”，含义并不一样。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史的最初含义是史官。

1、史官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种说法“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在这里“左史”、“右史”指的就是史官，这说明了史官是有分工的，且职掌范围很广。王的一言一行都要记录在案，这个传统在我国被很好地沿袭下来，直到明清时期仍是如此。皇帝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有专人来记录。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明神宗时期的国本之争，明神宗年轻时，偶然一次机会宠幸了太后宫中的一个宫女，没想到的是这个宫女怀孕了，最初明神宗拒不承认是自己干的，但是，他所做的这件事在《内起居注》中是有记录，没办法，宫女王氏被封为恭妃，生下了皇长子朱长洛，按照传统，皇长子应为太子。因为对母亲没有感情，所以神宗就非常不喜欢朱长洛，而喜欢他所宠爱的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他想立朱常洵为太子，为此，坚奉儒家传统思想的朝臣们整整和神宗斗争了13年，还是没有结果，后来太后过问这件事，神宗就说长洛是宫女生的，他妈回答的比较绝，说你也是宫女生的，神宗最后不得不在朱长洛13岁的时候册封他为太子。这就是明史中非常有名的“国本之争”。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事件中，《内起居注》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内起居注》一般是由太监来记录的，也就是说，在内廷，太监担任了史官的职责。

我们所要阐明的“史”的含义的演变，是在“史”为史官之称的基础上，人们是如何不断赋予它以史书(史籍)、史事、史学等含义的发展过程。白寿彝先生指出;“从用以称史官的‘史’，到用以称历史记载的‘史’，不知要经过多少年代。”这是从史学发展上明确提出了“史”的含义演变问题。

我们接下来就考察一下用以称作史书(史籍)的“史”。

2、史书

秦以前，“史”一般还是指史官。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史不绝书”，即指史官没有中断过记载之意。

古人赋予“史”以史书的含义，是比较靠后的事情。“史记”一词的出现，可能是较早的对于史书的泛称，《吕氏春秋·察传》记：“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这在古书传抄之误上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也可能是最早出现的把“史”与“记”结合起来称作史书的例证之一。

司马迁说到秦朝的文化政策时，讲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

侯史记尤甚。”这里说的“史记”，即指史书而言。

3、史事

古人赋予“史”以史事即客观历史的含义，是更加靠后的事情。当然，人们关于史事即客观历史的观念的产生却是很久远的，当在史官、史书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这从人们在远古传说中所保存的若干古史踪影中可以得到证明。

“嫦娥奔月”的古老故事，数千年以来，可谓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 嫦娥身世如何？无人说得清，只知道她是神射手羿的妻子。据《山海经·海内经》、《帝王纪》记载可以知道：羿和嫦娥生活的年代是帝喾统治时期，帝喾是黄帝长子玄嚣的孙子，尧的父亲。羿因擅长射术，被帝喾封为射正，总理兵权。羿是东夷族人，以太阳和凤鸟为图腾（太阳被称为三足乌，三只脚的乌鸦，因此太阳崇拜和鸟崇拜密不可分）。帝喾后期，东夷的十个部落起了内讧，争战不休。因为大家都崇拜太阳，所以史书记载“十日并出”，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帝喾就派羿去收服。羿不仅把分裂的十个部落统一起来，而且继续向南追杀蚩尤部落的残余。就在羿四处征战的时候，他遇见了嫦娥，两人一见钟情。嫦娥是东夷部落中娵訾（拘子）氏的女子，该部落擅长占月。羿统一东夷之后，帝喾迁娵訾氏于西部观测月亮，因为月亮是从西部升起来的。当娵訾氏部落行至帝喾的都城亳（今河南偃师）时，早已对嫦娥垂涎三尺的帝喾，趁黄昏派人掳掠了嫦娥。娵訾氏部落也不好说什么，因为当时“掠夺婚”（亦称“抢婚”）盛行，况且抢婚的又是势力天下第一的帝喾。这时，羿并不在嫦娥身边。帝喾抢去了嫦娥，娶她做第四个妃子。据《帝王纪》载，帝喾另外的三个妃子：“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周朝的先祖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简狄，生商朝的先祖契。次妃陈丰氏女，曰庆都，生尧。羿在东夷听说了此事，大怒，欲尽举东夷之兵，与帝喾决一死战，抢回嫦娥。可是东夷的诸部落首领深知实力比不上帝喾，就劝止了羿，让他忍耐一时。羿因此事和帝喾决裂，留在了他的老家东夷。（这就有点象吴三桂的做法。）但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嫦娥已经怀上了羿的儿子挚，帝喾驾崩后，作为长子的挚理所当然地即位，但只在位九年，因“政微弱”，就传位于弟弟尧。历史的真相也许是：挚私生子的身份暴露了，被尧以武力废黜。嫦娥生下挚以后，抑制不住对家乡和对羿的思念，终于有一天，回到了东夷。羿和嫦娥破镜重圆后，决定殉情。于是，“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淮南子·览冥训》），有学者考证说不死之药其实是以“蟾蜍的有毒分泌物”以及其他成分制成的毒药！西王母可能就是帝喾的次妃简狄！还考证出简狄的少昊部落大体位置在今罗布泊以西，昆仑山以北，也就是楼兰古国的境内，这个地区流行着西王母和不死之国、不死之药的传说。因为她们相信复活和再生，所以吃下这种毒药并非意味着死亡，而是意味着复活和再生—当然，这种毒药同时也用作防腐剂。有力的佐证是楼兰古尸下葬时无一例外携带的草篓，里面装有麻黄枝和其他粉末状的东西，楼兰古尸无一例外都是木乃伊，显然做了防腐处理。

可以说，嫦娥奔月的传说其实就是在史官、史书产生之前，对已经发生过的史事所做的艺术加工。然而在史官、史书产生以后，人们对于史事在观念上的概括却经过更长久的年代。直到汉晋时期，还很少见到人们赋予“史”字以史事即客观历史的含义，而是用“事”、“时事”、“行事”、“往事”等概念以指史事。这种情况到了盛唐时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以“史”为客观历史的观念逐渐明确起来了，二是以“史事”这个概念来泛指客观历史的情况也出现了。《隋书·经籍志》的作者在讲到《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相继问世后写道:

“一代之史，至数十家。”这里所谓“一代之史”是指一个朝代的史事，即其客观历史过程。

二“史学”是什么?

关于“史”的含义的演变即从史官到史书、史事，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同中国古代史学的进步和人们对史学认识的不断提高相联系的。这里，我们要进一步讲到“史学”这个概念的出现、使用及其意义。中国史学产生于先秦时期，至今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但人们关于“史学”这一概念的使用却要晚得多，大致说来，它始于东晋十六国，其内涵则显现于唐、宋而丰富于明、清，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史学”这一概念的较早提出，很可能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石勒称王之年。石勒是羯族人，大家学过中国古代史知道，这一时期，发生过五胡乱华，五胡指的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石勒就是这五胡之一的羯族人，他家世代是羯族部落的小头目。曾经给人家做过奴隶、佣人。羯族人的文化比匈奴人要低。石勒本人不识字。但是却十分重视汉族文化教育，他曾经收留了一批北方汉族中的贫苦的读书人，组织了一个“君子营”。东晋太兴二年（319年），石勒称赵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并设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祭酒，本意指老者、长者，后转意为功高者，其后更进而转意为学官中的领头人物。可以理解为现在的教育部长兼北大校长。石勒置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在政治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举措；而史学立为官学之一，这在史学发展上也有重要意义。尽管当时人们没有对“史学”的内涵作出明确的解说，但它对推动史学的发展无疑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后来，隋唐之际“《汉书》学”勃兴，唐初官修史书的繁盛，史学成为科举考试中的独立科目，这些都有与史学被立为官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元初胡三省更进一步地对史学的内涵作了说明，他说“先君笃史学”，重视史注博洽、书法义例；故胡三省自称“史学不敢废”，承先人教诲，作《资治通鉴注》。这里说的“史学”主要是指编纂学、文献学方而的内容。此后，使用“史学”这个概念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新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章学诚认为“史学”的核心就是“比事属辞”、“心知其意”。“比事”是叙事，“属辞”是体例，“意”是对史事的认识和撰史的目的。同时他认为也是“史学”贵在“著述成家”、“义有独断”也就是说贵在有创造性。章学诚沦“史学”，还有一些见解，不一一列举了。

第二节 史料

一、史料的概念和范围

祖国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史部书籍，浩如烟海。东汉许慎《说文解字· 序》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杭 鸟兽的脚印）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之后，历史记载逐渐地发展起来，数目非常繁多，中间虽屡遭兵灾水火，所谓书有“七厄”，颇有散佚，但是流传到现在的，还是非常宏富。可以说，我国自有文字以来，一直到现在，四千年来史迹留存接连不断，这是世界上所罕见的，也是值得自豪的。

但是，中国历史档案散失去是非常惨重。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4000多

年，可现在国家档案馆藏较为完整齐全的档案史料仅始于1616年，即有档可查的历史不到400年。 对于1616年以前的档案，出土的殷商甲骨10多万块，共计5000多字，已经破解认识的大约1000字；出土的金文、竹简木牍不是当时国家活动的全部记录；唐代档案有几件，都是一些无关大局的历史残片；元代的有一点，零零星星，真假难辨；明代的几千卷是清朝修明史时收集的，很不全；清代才有较完整的档案。那么，1616年以前的档案都到哪里去了呢？历史上档案散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自然灾害、战争、保管不善、人为损毁，以及外国人攫取等。而历史上“重撰述、轻记注”的传统是另一重要原因。皇帝、朝廷为维护皇权惟我独尊的地位，在撰述史籍时，禁毁一些记注，行一家之言。这就是历史上的“重撰述、轻记注”。用现在的话说，“撰述”即依据档案文件编撰的史料、书籍；“记注”即皇帝言行及朝廷行为的原始记录，也就是档案。

史料，或称历史资料，是研究和编纂历史所用的材料。

“历史”一词，在日常用语中有多重含义，但在史学工作者的术语中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指人类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即客观存在的历史；另一种是指人们对社会发展过程的追述，即口传或记录下来的历史。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上课，大部分人都在做笔记，我讲的内容是一定的，可是每个同学的记录是有区别的，这就取决于每个同学的主观想法。有的同学可能没有做笔记，等过些日子，或者毕业以后，你再问他2006年2月20日，魏老师在课堂上讲了什么？他又可能会忘记，甚至可能会说那天上魏老师的课了吗？这说明了什么？

它说明的是历史不仅仅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而对于历史的专门性研究就是历史学，简称史学，这也是我们所学的专业。可以说，史学不仅包括历史本身，还应该包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研究和总结历史发展规律，以及总结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理论。换句话说，我们学习历史，不单单是记住一个个有趣的历史小故事，那是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是小学生、中学生、本科生干的事，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历史为什么的问题。

由于前者具有一去不复返的性质，它既不可能重现，也不可能进行复制，因此人类要了解和认识自己的历史，就必须凭借具体的材料加以考察、研究、总结和描述。这些具体材料的总和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史料。

广义的史料，应包括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一切痕迹，或简称遗迹。这些遗迹有的是有形的，如遗址、遗物等；有的是无形的，如文化风俗和其他观念形态的东西；还有的是有形和无形相结合的，如以文字、图画等形式保存下来的历史材料。从原则上讲，所有这些遗迹，不管是现存的还是已经不存的，是已经被认知还是没有被认知的，都可包括在史料的范围之内。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当这些遗迹进入历史研究和历史编撰的领域，成为被人们使用的有用材料时，才能真正具有史料的价值和意义。这里又有两种特殊的情况值得注意：一是那些在人类社会的既往发展过程中埋没已久，而至今尚未被重新发现并加以利用的遗迹，自然暂时还不能成为史料；二是那些在现实社会中每日每时都在大量发生的现象和相关的事物，有相当一部分（如人们的日常交往活动以及诸如普通的帐簿、留言簿之类），暂时还不具备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的价值，它们也还不成其为史料。因此，史料的概念是相对于史学研究来说的，离开了史学研究也就谈不上史料。反过来说，史料的范围要受到一定历史时期史学研究范围的限制，不同历史时期的史学研究，对于史料的范围和构成都有不同的规定和要求。这就决定了史料既是客观的东西，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些主观的色彩：它本身的存在是客观的，人们对它的选择和解释则要受到主观的制约。显然，史

料只是历史上形成的东西。

根据现代科学研究，地球上出现人类，距今已有300万年以上的历史。自从有了人，也就有了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无数活动遗迹，这些遗迹相对于人类的认识能力来说，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我们现在所知的史料，事实上只是人类活动遗迹中的很少一部分，也可说是零碎的、片断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这也决定了史料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一般地说，不是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史料，而是有了史学才有了史料，史学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史料的范围也伴随史学的发展而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越广，史料的范围也就越广，史学研究的时代越长，史料的相对年代也就越长。与人类社会史密切相关联的自然史，也在永远不停止地发展着。自然史研究中的某些史料，有时也会转化为社会史料，例如有关自然灾害的材料，在古代史著中就记载得很多。这是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着、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研究社会史也不能脱离自然史。但自然史料和社会史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史料，应当分别加以研究，我们现在所谈的史料主要是社会史料。

这一大堆史料，这些丰富的史料，就好比一座宝库，里面琳琅满目，五色迷离，非加以编排整理不可。没有入门的途径和钥匙，这宝库的内容是无法看到的。学习史料学，就是研究历史的必经门径，也可以说是打开史料宝库的一把钥匙。

二、史料的构成和分类

历史这一门科学，是由简单而到复杂的。研究各时代史学家和史学发展情况的，属于史学史的范围，但是研究史料学也不能不涉及。就史料而论，所谓“旁宗之子，蔚为大国”，由“九流七略”发展而为经、史、子、集四部，具体到史部上来而有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等各种各样的体裁，以及经济、政治、舆地、金石考古各种各样的专科书籍和古代遗物等，研究和编纂这些方面的史料就是史料学的任务。换而言之，综核上述史料研究和编纂的成果的就是史料学。同时史料学也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这是因为史料来源是多方面的，而史料学的发展是与史料的搜集、校勘、编纂和考古发掘成就分不开的。史料学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同属史学辅助学科。史料学的主要任务，正如宋代史学家郑樵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把搜集来的史料经过校勘辨伪，鉴别其真伪，利用有价值的史料为史学研究服务。

史料的存在形式千差万别，它的构成和分类都是很复杂的。现在史学界通常把史料分为三大类，即实物史料、文字史料和口传史料。它们各有特点，难以互相代替，但可以互相补充.

实物史料，有时候也称为“史迹遗存”，是人类历史活动的直接证据。这种史料一般表现为直观的形式，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但不是仅指某些物品。它大体上可再分为如下几类:

一是遗址。这是指人类历史活动在某些具体的地址上所保存的遗迹，如居址、村落、作坊、城堡，游牧民族的活动遗迹，以及一些与具体历史事件相关的遗迹如战场遗迹等等。遗址有的埋藏在地下，有的还保存在地面上。我国各地现在仍然保存着的古城址、古建筑及其他古迹也很多，这些都是我们了解古人社会生活面貌的第一手材料。而远古时代地下遗址的发掘，尤可增强人们对当时社会生活

的感性认识，为研究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文化提供重要的史料。

二是墓葬。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类社会遗迹，其中不但有人的遗体，而且往往保存有较为完整的随葬品，有的还有壁画和古代文献。我国墓葬的起源，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可以一直上推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已开始有意识地把死人埋入土中。新石器时代出现了集体合葬墓，原始社会末期已盛行单人葬和一男一女的合葬.坟丘式墓葬最早出现在长江以南的东南地区，春秋晚期以后逐渐在中原地区推广，成为中国古代墓葬的主要形制。封建社会的墓葬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尤其在统治阶级内部，从帝王陵寝到各级贵族的坟墓，坟丘、墓穴的形状大小，葬具的规格和多少，墓地附属建筑的繁简等都不相同。因此墓葬实际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缩影，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当时的社会制度、等级关系、社会经济、意识形态、文化风俗等方面的情况、.

三是遗物。这种史料现在通常称为"历史文物"，包含的项目很多，来源也不一样，有的是靠搜集得到的，有的是从地下遗址及墓葬中出土的.如生产工具、生活资料、武器和刑具、货币和度量衡器、印信和符节、宗教迷信用品、医疗卫生用品、模型雕塑和绘画、各种青铜器物及刻石、砖瓦等，都可成为有史料价值的历史文物。其他各类历史文物，也往往比有关文献记载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如武器和刑具，就是研究阶级社会历史的更直接的史料。我国是世界上保存历史文物最多的国家之一，尤其古代历史文物品类众多、数量庞大，在古代史的研究上是一个重要的史料系统。

四是人体本身和古代语言。远古人体，有时候变成化石而被保存下来，是研究人类自身起源和进化的难得史料。后来的人类遗体，乃至活的机体，在某些研究领域也有不同程度的史料价值。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它们本身的演进变化也是考察历史的重要材料。虽然语言由语音材料构成，其本身没有其他历史文物的外观形态，但古代语言在现代语言中的存留，仍可被视为一种"遗物"。在这方面，古汉语是很典型的，其中的史料还有待今后进一步发掘。

文字史料，是指用文字记录的形式体现和保存下来的人类活动遗迹.它通常主要指各种书籍(特别是历史书籍)，但也包括各种铭刻及其他非书籍形式的散存文字材料，有时人们为了叙述或使用上的方便，也统称之为文献史料。这一类史料的形成，如果从广义史料的角度来理解.，较之实物史料的形成要晚得多，它大致只是近数千年间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一种产物，而不是从人类社会开始形成的时候就有的东西。文字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伴随文明社会的进步而逐步成熟起来的。我国文字的产生极早，早在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陶器刻符中已显示出某些萌芽，现在所知最早的较为成熟的汉字-商代甲骨文，距今也已有三千多年，比铁矿的冶炼要早得多。目前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国的文献史料遗存都很多，而我国文献史料尤为丰富。仅以旧时被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为例，就有3249卷，字数约达4000万左右;所记述的中国历史，从传说中的黄帝直到明朝灭亡，贯穿起来也长达四千多年，保存了极其丰富的史料."二十四史"之外，尚有种类繁多、体裁不一的大批史书，它们共同构成我国文献史料的主体。而史书之外，经、子、集诸部群籍的记载，也都可按照不同的情况用为史料。早期的文字史料，如商周甲骨文、金文，秦汉简犊、帛书，以及历代石刻文字等，近世以来也有数量可观的积累。其余如政府的档案和社会团体文件，私人的信札、笔记，宗族的谱碟，各种契约、帐薄、章程、函电，以及报章杂志、传单广告等，总之是一切可用为史料的文字记录，我国都有大量的收藏，其中除近代以来特有的资料外，大都在古代就有积聚。另外还有许多外国人关于中国的著述以及流传

到国外的中国书籍和材料，也越来越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重视。

口传史料，又称口述史料或口碑史料，主要是指以口头流传为显著特征的史料。它的最常见、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歌谣。但在现代史料学的意义上，口传史料也包含了一些不同于正式历史记载的回忆录、调查记录甚至文艺作品等。这一类史料的起源，可以一直上溯到人类史前文化的时期。就现在所知，人类最初记忆自己的历史，就主要依靠口传的形式，并且在文字产生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口传史料仍是相当重要的史料。我国古代的瞽史，就是专掌口传历史的史官，相传《左传》中就有不少材料出自瞽史左丘明的口传。上古还有结绳记事和刻木记事的传统，实际也是口传历史的一种辅助形式，这样的传统在近世一些后进民族中仍然保存着。

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

猺人無文字，其要約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執其一，守之甚信。若其投牒於州縣，亦用木契。余嘗攝靜江府靈川縣，有猺人私爭，赴縣投木契，乃一片之板，長尺餘，左邊刻一大痕及數十小痕於其下，又刻一大痕於其上，而於右邊刻一大痕，牽一線道合於右大痕。又於正面刻為箭形及以火燒為痕，而鑽板為十餘小竅，各穿以短稻穰，而對結縐焉。殊不曉所謂。譯者曰：「左下一大痕及數十小痕，指所論讐人將帶徒黨數十人以攻我也。左上一大痕，詞主也。右一大痕，縣官也。牽一線道者，詞主遂投縣官也。刻為箭形，言讐人以箭射我也。火燒為痕，乞官司火急施行也。板十餘竅而穿草結縐，欲讐人以牛十餘頭，備償我也。結縐以喩牛角」云。

后来随着文献史料的增多，口传史料在历史记录中的地位逐渐受到排挤，但它作为文献史料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仍然受到史学家的重视。宋末元初马端临撰《文献通考》，特别强调"文"和"献"的分别，把典籍所载称为"文"，前人议论称为"献"，便显示了文献史料和口传史料的内在联系和区别。"文献"一词，最早出现于记载孔子言论的《论语》中，反映了我国古代学者重视口传史料的悠久传统。先秦的历史著作《国语》和《战国策》，也都以记录人物言论为主。近世以来，不论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名人回忆录出版，甚至还有些是普通人的回忆作品，这在口传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方面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上述三大类史料，用于史学研究都各有优点和缺点。实物史料的实感性强，用于研究某些具体问题有特殊的价值，把某一类实物联系起来考察，也可对相关史事有较多的认识，但它们大都只能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或片断，很难形成较为完整的史料系统。口传史料中往往有不见于文字记载的材料，有些很珍贵，但也有一些街谈巷议，以讹传讹，容易混淆是非。与这两种史料相比，文献史料在总体上的主要优点，在于它是经过概括和总结的记录，能够比较明确而全面地反映人类历史活动的内容和过程，并且有很强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便于搜集、保存和利用。一般地说，在有文字记录可以凭借的情况下，人们研究历史还必须以文献史料为主，而以实物史料和口传史料为辅;只是在没有文献记载可查或文献记载极少的情况下，才以实物史料或口传史料为主。但文献史料也有它自己的局限性，因为相对于客观存在的历史来说，现存号称繁富的文献史料仍远不足以反映历史的全貌，而且其中还有许多失实的记录。因此不论对于哪一种史料，我们在具体运用时都必须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鉴别。

另外还有一种史料，主要涉及到各民族现存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生活制度等等，有时人们统称之为民俗史料。这一种史料实际带有史迹遗存

和口传史料的双重性质，且多可与文献史料相印证，而它的大部分须从实地调查中获得，故对于民族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节 史书

一、史料记载的形成

在夏代以前，铭刻在陶器、石器上的花纹较易见到，至于铭刻的文字或直接的史料则很难见到。殷墟书契就是铭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近人罗振玉和王国维先生所著《殷墟书契考释》把殷商时代贞卜的事实约分为八类：“曰祭、曰告、曰享、曰出入、曰田猎、曰征伐、曰年、曰风雨、曰历”，殷代的帝王、年代、都邑可以在这里看出，足以补史乘之未备，同时也反映了由渔牧狩猎发展而为农业生产的历史过程。这也证明《周礼》所记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虽然《周礼》把古代朴素的事实加以渲染和美化，但也说明古之史学出于王官之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由铭刻到绢帛、汉简和卷轴

如上所述，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是铭刻在陶器、石器和兽骨上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日益发达，事务繁兴，简单的文字语句逐渐演变为长篇累犊的文献记载，汇辑起来而成为书籍，乃由铭刻而转写在木简的版片或绢帛上。

我国古人十分重视各地方言的统一，于是出现了“雅言”。《辞海·雅言》条说：“雅言，古时称‘共同语’，同‘方言’对称。”孔颖达在《正文》中说：“雅言，正言也。”“雅言”就是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雅言”是以周朝地方语言为基础，周朝的国都丰镐（今 西安西北）地区的语言为当时的全国雅言。孔子在鲁国讲学，他的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孔子正是用雅言来讲学的。《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周以后，各朝随着国都的迁移，雅言的基础方言也随之修正，但多数仍以京城语言为标准。

如孔子作《春秋》, “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所谓笔是用漆来写字，所谓削就是写错了用薄刀把它削去。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就是指古代的典籍《河图洛书》。明末学者黄宗羲指出，《河图洛书》大概就象明代记载人户田地的簿子黄册和地图书之类。至于经传的流传，章炳麟先生在《国故论衡》里写道：“经为二尺四寸之简，论语一尺二寸之简，传者纺专也。”这是经传的来源，其写作体制上的本意，并不是后来学者所解释的什么经天纬地的法则，所谓经典，乃是后人推崇古人的著作而赋以新的意义的。由木简和绢帛的传写，可以看到吾国书籍名称演变的痕迹。

1 ．简牍的编制。古人把竹头木片削成长条或长方式的简策，经过炮制，使之不致于不平，即所谓“汗青”，再用四片薄板束着毛颖制成的笔．（因为近来在新疆居延地方发现了这种样式的笔，就叫它“居延笔”) ，蘸着漆墨来写字，这是

经过一道艰巨的历程的。至于简牍的格式，据近来在新疆、甘肃、敦煌以北的长城、罗布淖尔的古城发现的大批汉晋古简，王国维先生利用这些实物再印证古籍而编写了《简牍检署考》。他解释古隶的书册的“册”字，就是用细绳捆着许多木简的象形字，编起来的木简，就叫作册。至于木简的形式，大约简长二尺四寸，最短的四分取一，牍长短与简相同，而宽为简的五倍。王氏称简是秦制，牍是汉制，可见简牍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连篇累牍叫做策，也叫做 ，古人是用筹 ，记载数目也是写在竹简上的。用较大的简能书写整篇文字的叫做律，大半用于军事行动上，所谓“急急如律令”。这些简牍编好之后，用木板封括起来，叫做检，用帛封括起来，叫做帖；用绳结起来而加上用泥做戳记，叫做封泥，一般盖有发出的人名和地点。清同治光绪年间在山东登莱一带发现了很多封泥，清代学者吴式芬编为《封泥考略》，足以考证秦汉时代的封爵和地名。还有为儿童习书用的 、 、 ，汉人史游《急就篇》所说：“急就奇瓤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 就是这个意思。 的形式是一块六面或八面的木头，既可以多写字又可以磨去，为简便的习书用具。自晋代以来发现的木简很多，就最近发现的木简来看，其内容包括有文书、书檄、簿册、经籍、历法、医方杂录等各方面的记载，是研究吾国古代史的主要资料。

2 ．卷轴的编成。书籍记载写在绢帛上，可能晚于简牍，但是在汉代写在木板上的简牍与写在绢帛的卷轴是并行的，汉末董卓之乱，东汉政府从洛阳迁都到长安时，曾用经典载籍的卷轴做车帷。东汉成帝元延元年（前12 年），蔡伦积累前人的经验，发明了造纸的技术。最早的纸叫做“赫蹏”。到了东汉末年，纸已经普遍使用。所谓版本，原来是指简牍，后来一人持本，一人读书，就把它校雠写定在纸制的书卷上，因而纸写的书卷就称为本了。汉晋以后，简牍逐渐废除，而专用纸写的书卷，到了唐代，纸写本的书卷风行于一时。在公元十九世纪末，甘肃敦煌石窟里发现了壁画和大批写本的书卷，其中除了佛经而外，还保存了早已散佚的书籍、重要的文件和资料，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成为专门的研究项目。总之，由于纸的发明和使用，文化的传播就日益推广起来，书籍的名称便由篇、册演变而为卷轴，携带也便利了，但是也有它的缺点，因为每一轴只能写一卷书，用绢帛写的也是这样，那时大部头的书籍如《史记》、《汉书》之类，每卷多为单行，如《汉书》的《食货志》、《霍光传》等皆有单行之本，可是极易散失，这是其美中不足之处。

三、由书写到版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在唐朝末年书籍便由书写的卷子本发展而为木刻的卷子本，最后乃演变而为折叠本的书籍。木刻本的出现，固然主要由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也有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因素：一为翻印日历，二为大量印刷佛经。日历为广大人民所需要的物品，在唐朝，日历属于政府专卖，统治者为了大量翻印出售，就不专靠写本而采用木刻。佛教在唐朝十分盛行，唐玄奖向印度取经，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为了宣扬教旨，采用了比较先进的方式，拿木刻印刷来广泛传播。上举事实，可以证明唐朝已出现了木刻印刷。 我国新获地区曾发现隋末高昌延昌三十四年甲寅（594年）所刻的木牌，上刻“家有恶狗，行人慎之”八字。唐时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称：白居易诗集经“缮写模勒，街卖于市林，或持之以交茗酒”。可见当时白居易的诗已有刻本。又唐诗人司空曙《一鸣集》，曾提到僧忠惠刻经文律疏八百纸，由此证明，早在唐朝未

年巳有刻书流传。有人据宋太平兴国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雕版的佛经《大随求陀罗尼经》，认为大随是指隋朝，因之论断隋朝巳出现了木刻印刷。其实“大随求”乃是大自然的意思，不可断句为大随、说隋朝已有刻本，是没有根据的。

宋、元、明以来，刻书有重大的发展。北宋时期，刻有十三经和十七史。南渡以后，由于东南沿海经济的繁荣，雕版印书也极为发达，形成三大刻书中心，那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阳和四川的成都。当时有官刻本（即监本）和书坊的书棚本，并且出现规模较大的手工业刻书作坊，刻工多至百人以上。在雕版技艺上，浙、蜀为佳，建阳的称“麻沙版”，比较潦草，但其特点是刻书种类多，有《礼书》、《乐书》、药方、小说以及可称为日用百科全书的《酬世大全》等。由于雕版印刷的发达，当时还有不少书籍流传到国外，如日本、朝鲜等国，都收藏着宋朝的刻本。其影响到各兄弟民族的，在东北的女真族（金），后来统治了华北，在山西平水就出现了金刻本的书，是为“平水本”。这种版本目前发现的有两种：一为当时民间流传的戏曲《刘知远诸宫调》，另一种是山西肇城县发现的金刻本《大藏经》。到了元朝，刻书也很发达，在未统一中国以前有蒙古本，如现存蒙古中统刻本的《史记》。其他元朝刻书，流传下来的也很多。北宋庆历元年（1041 年）还出现了毕昇发明用胶泥做活字版的印刷事迹，成为我国闻名于世界的三大发明之一。元代活字印刷有新的成就，延佑元年（1314 年）王祯著《农书》，自制木活字印刷。到了明朝，活字印刷尤为发达，有无锡华氏会通馆、兰雪堂用铜活字排印的《艺文类聚》等书，流传于世。

到了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我国刻书业出现了新的高峰，当时有五个大城市为出版的中心区域，如北京的金台汪谅，他刻的书并附有广告，苏州、杭州、徽州和成都，都刊刻了各种各样的书籍。这时刻书业已经有了分工。如刻工、编辑、书肆主、出卖著作的作家等。在雕版艺术上也有新的特色，有五色套版和雕镂精工的版画。明末著名的刻书家有闵齐伋和毛晋，刊刻经史子集之书，非常众多。毛氏到福建定制大量的印书纸张，所以有“毛边纸”和“毛太纸”之称，这可以看出所用纸张之多了。到清朝康熙、乾隆的写刻本，所谓“康版”，更为登峰造极。清同治、光绪年间铅印本流传以后，书籍的流传更为广泛。在这里我仅略述了书籍刊刻的源流，至于书籍刊刻的优劣和版本的异同，则是属于版本学范畴，就不再多谈了。

四、书籍的体裁和目录的编制

战国以前，并没有自著的书籍。上面所说的史料，古人把它编辑整理起来，为了要说明编制的经过和书籍的内容，就做了大序和小序，为了要整理其次第，就编写了目录。最早的要算孔子之删定《六经》。《易经》的序卦，是说明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和内在联系的叙录。《书经》和《诗经》的小序，是说明各篇“作意”的叙录，如《书经》、《禹贡》的书序上说：“禹列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仅仅十二个字的序文，就揭示了《禹贡》的主要内容。小序是说明一篇的内容，大序是叙述全书的宗旨。到了战国以后，诸子百家各自著书立说，才把儒家校理书籍的大序、小序，改变成为阐述和宣传自己著述的自序。这样，书籍的形式就多样化了。综合整理各类的书籍，就形成为目录学。目录这个名词，见于班固《汉书· 叙传》说：“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爱著目录，略序洪烈。”刘向、刘歆父子校定群书，或题目录，或题叙录，目是条其篇目，叙是撮其指意，这可以说明目录学的主要内容。为了进一步说明书籍的形成，这里分两方面来谈。

1、书籍体制的内容。如上所述的大序和小序，小序是在每章的前面，大序是总述一部书的宗旨，目录是记载书籍的编次，多置在书的前面。但是古书的自序多摆在书的后面，如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 叙传》均在书的末尾。大题和小题，古书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如《史记· 项羽本纪第七》在上，《史记七》在下。大序之外，还有序、题跋、书后等类。解释书籍内容的叫做题解，或叫提要。书籍自著的叫做撰，整理旧作叫做编，此外有注，有疏，有编校，有集解等等名色。古书多半是白文与注疏分刻，到了南宋以后，注疏才与白文合刻，如南宋黄善夫本《史记》注与索隐集解合刻，就是一个例子。至于集部乃由后人所编辑，自宋以后才有自编的文集。

书籍的编目，主要是指出这部书的卷数、作者、朝代、地名（或官名）及刊刻的年月，从中可以看出这部书的全貌。以王先谦的《前汉书补注》为例，它的编目可以写成下表：

《前汉书补注》一百卷

汉兰台令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

清王先谦补注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长沙王氏校刊本

2 ．书籍刊刻的形式。古籍的原文，多为大字，注解多为小字，注者解释它的文字，疏者引申说明其书中的意旨。但大注之后还有小注，清全祖望所著《七校水经注》就是一个例子。

行款 宋版大约是九行十八字，也有十行二十字不等。

书口 就是书的中缝，有黑口、白口之分，明正德以前多黑口本，嘉靖以后多白口本。

扉叶 就是书籍第一页的封面，明刻本扉叶最为精美。

鱼尾 书口上鱼尾状的标志。

书牌 是刻书者的牌记。

总之，古代的书籍，由简牍而变为卷轴，由卷轴而演为折叠的书册，从蝴蝶装、包背装进步到线装，又由平装而到精装本，经过了人民长期辛勤劳动创造的过程。

当写作大部头的作品时，需要用去大量的简牍，这时搬运以及阅读便成为很困难的事。相传汉武帝时的大臣东方朔写的一封奏折需要两个壮年士兵才能抬进宫去。人们在形容一个人的藏书非常丰富时，常常会用“汗牛充栋”这个词，意思是他的书多得牛都拉不动，可以堆到房顶。对于竹简时代的人们来说，这种体验恐怕很常见吧！

下面一组图示和说明，可以简要说明中国书籍装帧艺术演变的几种主要形式。

简策 竹木简的装帧形式。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的书大多写在一根根长条形竹片或木片上，称为竹简或木简。为便于阅读和收藏，用绳将简按顺序编连起来，後人称这种装帧形式为简策装。

简策装的方法是用麻绳、丝绳或皮绳在简的上下端无字处编连，类似竹帘子的编法。编完一篇内容为一件，称为策，也称简策。“策”与“册”义相同。用丝绳编的叫“丝编”，用皮绳编的叫“韦编”。编简成策之後，从尾简朝前卷起，装入布套，阅读时展开即卷首。卷起后装入布袋称“帙”。重要的文章写在二尺四寸长的简上，一般的文章简长仅一尺二寸。简策是我国最早的书籍装订形式，商周时通行，到了晋代，随着纸的应用和纸本书的出现，简策书籍逐渐为纸本书所代替。 甲骨文的“册”字

卷轴装是指将印页按规格裱接後，使两端粘接于圆木或其他棒材轴上，卷成束的

装帧方式。卷轴装始于帛书，隋唐纸书盛行时应用于纸书，纸写本最早的书籍装帧形式，从简策形式演变而来。以後历代均沿用，现代装裱字画仍沿用卷轴装。卷轴装是由简策卷成一束的装订形式演变而成的。其方法是在长卷文章的末端粘连一根轴（一般为木轴），将书卷卷在轴上。缣帛的书，文章是直接写在缣帛之上的，纸写本书，则是将一张张写有文字的纸，依次粘连在长卷之上。卷轴装的卷首一般都粘接一张叫作“裱”的纸或丝织品。裱的质地坚韧，不写字，起保护作用。裱头再系以丝带，用以捆缚书卷。丝带末端穿一签，捆缚後固定丝带。阅读时，将长卷打开，随着阅读进度逐渐舒展，阅毕，将书卷随轴卷起，用卷首丝带捆缚，置于插架之上。精致的卷轴装主要表现在轴、签、丝带上，如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等。最后在卷口背面签条上写上书名。南北朝开始流行。唐至五代最为盛行。并沿用至今。

旋风装旋风装是中国古代图书的一种装订形式之一，亦称“旋风叶”、“龙鳞装”。唐代中叶已有此种形式。其形式是：长纸作底，首叶全裱穿于卷首，自次叶起，鳞次向左裱贴于底卷上。其特点是便于翻阅， 利于保护书叶 。因为缺乏足够的资料，关于旋风装的形制，现在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旋风装是将经折装的书再用一张纸一半把书的第一叶粘起来，另一半把书的最後一叶粘起来，整张纸把书的第一叶和最後一叶连同书背一起包起来。另一种意见认为，旋风装是抄书时，先一叶一叶的抄写，然後再依次序象鱼鳞一样一叶一叶地粘在一张卷轴式的底纸上，收卷时，书叶鳞次朝一个方向旋转，宛如旋风，所以又称为旋风卷子。旋风装由卷轴装演变而来。它形同卷轴，由一长纸做底，首页全幅裱贴在底上，从第二页右侧无字处用一纸条粘连在底上，其馀书页逐页向左粘在上一页的底下。书页鳞次相积，阅读时从右向左逐页翻阅，收藏时从卷首向卷尾卷起。这种装订形式卷起时从外表看与卷轴装无异，但内部的书页宛如自然界的旋风，故名旋风装；展开时，书页又如鳞状有序排列，故又称龙鳞装。旋

风装是我国书籍由卷轴装向册页装发展的早期过渡形式。现存故宫博物馆的唐朝吴彩鸾手写的《唐韵》，用的就是这种装订形式。

梵夹装仿印度贝叶经的一种装帧形式。书页为长条形，中有二孔顺序穿线，前后用木板作封。流行于唐、五代。今藏文佛经仍用这种形式。

经折装中国书籍法帖装裱形式之一。斯坦因《郭煌取书记》载：“又有一册佛经，印刷简陋，然颇足见自旧型转移以至新式书籍之迹。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盖此种形式之第一部也。„„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它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之后，甚似近世书籍。”可见经折装五代已经出现。特点在单面书写，收展便利。

经折装是在卷轴装的形式上改造而来的。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对阅读书籍的需求增多，卷轴装的许多弊端逐步暴露出来，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求，如果看阅卷轴装书籍的中后部分时也要从头打开，看完后还要再卷起，十分麻烦。经折装的出现大大方便了阅读，也便于取放。具体做法是：将一幅长卷沿着文字版面的间隔中间，一反一正的折叠起来，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在首末两页上分别粘贴硬纸板或木板。它的装帧形式与卷轴装已经有很大的区别，形状和今天的书籍非常相似。在书画、碑帖等装裱方面一直沿用到今天。有时在旧物市场上会偶见它的样子。将书页按顺序裱贴成长条后，再按书页尺寸反复折迭，前后用厚纸作封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较为考究的书，还要装入函套保存。多用于佛经写印本，所以称为经折装。起源于唐代，流行至今。

蝴蝶装 中国古书装帧形式之一。雕版印刷的书籍出现以后，特别是进入宋代雕印书籍盛行以后，由于书籍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引起书籍装帧方法和形式也相应发生变化。雕版印书不同于用手写书或抄书。写书或抄书，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一纸接一纸地写下去。而后连接起来，或卷起成为卷轴装，或折叠成为经折装。雕印书籍要受版面制约，即每版只能雕印一定的行款字数，且通常都有边栏界行。这样印出的书叶,都是以版为单位的单叶。这种书叶若是仍然沿用卷轴装或经折装，就必须将书叶先行首尾粘连,且要设法去掉或掩盖每叶的左右边栏,劳师费时，极为不便。于是适应雕版印书的特点，创造了蝴蝶装。具体办法，是将印好的书叶，以版心中缝线为轴心,字对字地折叠。然后集数叶为一叠，排好顺序,以版口一方为准，戳齐，逐叶用浆糊粘连。再选用一张比书叶略宽略厚略硬的纸对折，粘于版口集中的一边，以为书脊。再将上、下、左三边余幅剪齐，一部蝴蝶装的书籍就算装帧完毕。这种装帧的书籍，打开来,版口(也称为版心)居中,书叶朝左、右两边展开,有如蝴蝶展翅,故名蝴蝶装。由于版心藏于书脊，上、下、左三边都是栏外余幅，有利于保护栏内文字。《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表明宋元时期，蝴蝶装是普遍流行的装帧形式。

因蝴蝶装所有的书叶都是单叶，打开来，总是无字的背面向人,有字的正面朝里；且两个单叶极易相连,翻阅时常是一翻两个单叶，见到的下一叶仍是无字的背面，极为不便,故逐渐为包背装所代替。

包背装 包背装是中国古代图书的一种装订形式，起于南宋后期。包背装将书页背对背地正折起来，使有文字的一面向外，版口作为书口，然后将书页的两边粘在书脊上，再用纸捻穿订，最后用整张的书衣绕背包裹。由于包背装的书口向外，竖放会磨损书口，所以包背装图书一般是平放在书架上。包背装图书的装订及使用较蝴蝶装方便，但装订的手续仍较复杂，所以不久即被另一种装订形式--线装所取代。

将印页沿中缝向内折迭，按书页顺序撞齐，沿折缝一边用浆糊粘牢，用厚纸（或织物裱纸）包封后三面裁切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起源于五代，盛行于宋元。在书籍史上开创了册页装的时代。 这是一种完全新的订帧形式，它首创的版面规格形式，版面行格的装饰，书籍的版权和目录，注文的排列形式等都为后来书籍所效法。该形式起源于南宋，盛行于元代。

线装也称古线装。我国古代的纸本书，经历了卷轴和册页两个阶段。汉、唐代只有卷轴形式的书。今天我们看到挂在墙上的轴画、书法，仍是卷轴装的遗风。晚唐以后，卷轴书向册页书过渡，其装订方法又有多种多样的演变，大体经历了轻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到了明代才正式出现了线装本的册页书。线装书出现在包背装盛行的公元14世纪的明朝中叶，并流传至今。线装折叠方法与包背装相似，只是封皮与书页同时三面裁切后，再在订口处穿线订牢。它的出现表明了我国的装订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毛装折页方法如包背装和线装，仍然是版心所在折边朝左向外，文字向人。集数页为一迭，戳齐出口，然后右侧打眼穿捻，不用线订。有的除书口外其馀三边不切齐，毛边参差，这种不加封面、不切书口、不用线订、而只用纸捻粗装的形式，就称毛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