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文化看秘书礼仪素养2

三）道德修养

礼仪属于道德的范畴。它依赖于道德，同时有对道德的养成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秘书活动中，一个秘书人员所必须具备的礼仪素养，也是一种道德，是一个人公共道德修养的外在表现。

有道德者，方能秉笔直书，刚正不阿；保密奉廉，敬业爱岗。道德品质是秘书主体修养最基本、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在一个人成功的五大内在因素——德、识、才、学、体当中，德是灵魂，是核心。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备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良好的道德会令人自然战士优雅得体的举止仪态，运用文明礼貌的语言，表现谦虚恭敬的态度。秘书作为国家干部的一部分，作为人民勤务员，企业形象的代言人，道德，必不可少。

而对于儒家文化而言，道德是核心。

（1） 伦理意识——“中和”思想

既是礼仪素养，个人在群体中，必讲伦理意识。儒家认为不存在独立的个体，个体无法

逃脱人伦关系的羁绊。秘书人员要有好的礼仪素养，除懂礼外，关键是有守礼。在日常交际活动中，怎样去守礼晓仪，最不可缺的便是一个人伦意识。

儒家文化讲究“三纲五常”：“三纲”，指三种绝对关系，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五种人伦关系的原则，即仁、义、礼、智、信。而五伦，先秦儒学将其归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孟子认为父子之间应讲究亲情，君臣间应讲究道义，夫妇之间应讲究分别，长幼之间应讲究次序，朋友间应讲究信用。在五伦之中，除朋友外，都包含着尊卑等级关系的意义。对秘书而言，最明显的一种礼仪伦理关系便是，而在与外人打交道中也会接触各类身份、地位一致或不一致的人物。

《礼记·少仪》曰：“执君之乘车坐。仆者右带剑，负良绥，申之面，拖诸，以散绥升，执辔然后步。”

《礼记·曲礼上》曰：“侍食于长者，主人亲馈，则拜而食；主人不亲馈，则不拜而食。”

《礼记·少仪》曰：“请见不请退……事君者，量而后人，不人而后量。凡乞假于人，为人从事者亦然。然，故上无怨而下远罪也。”

既是秘书礼仪，在社会交际中，则必有等级地位之分。行礼、予礼时等级相称是必然的规律。这种规律必然适用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礼仪，也必然适用于现代社会秘书礼仪。“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序”，这是必然存在的人伦关系。

在秘书礼仪中，特别在接见领导、会见客户、接见外宾时有所体现。行礼、予礼、受礼都必须恰如其分，既不能“

贵用贱礼”（即对贵者、上者、亲者、长者等不能使用对贱者、下者、卑者、幼者、疏者的礼仪），也不能“贱用贵者”。但这种规律并不违背现代礼仪之间的平等精神和相互尊重的原则。比如在官方外事礼仪接待中，礼宾次序一般按身份与职务的高低排列，高职位者排在显示高身份的位置，如果反过来就不行了。秘书人员在会见客户是，要先抵会场，对身份不同的人所用的称语也要有所区别。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你的礼仪对象是尊者、长者、亲者，那么你要想方设法地“将方便留给对方，将困难留给自己。”与人家尊称“您”，与人握手，身份高的先伸手，身份低的要回握。礼多人不怪，千古不易，何况既有利于提升个人形象，更有利于提升组织形象。儒家常有“中和”思想，主要解决秘书与他人的关系，君臣、父子、同事、朋友等人伦关系，注重和谐统一的本体论，“致虚极，守静笃”，从动静的统一中把握动静的对立。张载曰：“两不立则一也，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正蒙·太和》）于一观其两，于两观其一。总之，要求秘书们把差异和矛盾当作统一体的固有内容来把握，同时把统一和和谐当作差异与矛盾的本来根据来把握。

（2） 修己——内圣而外王

秘书要懂礼，要守礼，无论是从潇洒的仪表风度、文明礼貌的语言，还是从谦虚恭敬的态度而言，不外乎一个“修己”的过程，以礼来纯洁自己，这是一种内在修养。历代秘书工作者，不管职位高低，都脱离不了“为领导服务”性质圭臬。他们常常跟首领在一起，替他们谋划、撰拟、行事等服务。尤其古时在朝廷工作的秘书们，一切为皇帝服务，这就决定了政治上的君臣关系、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历代的秘书们非常看中“道德主体”的完善，个人的价值判断定位于通向“理”的心性完善途中，一切作为“实践主体”所从事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事业，都必须是具备了“完善心性”的道德主体才能承担。只有“内圣”才能“外王”，只有“意诚”“心正”才能“身修”，而后才能“家齐”、“国治”、“平天下”。秘书们不在于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也不着眼于个人精神的愉悦，而是从个人与对国家、对皇帝的关系上来肯定个体心性的完善。

从中国秘书史来看，中国历代秘书们大多忧国忧民，以天下而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自我月素、自我激励和自我塑造。《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

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以格物为起点，层层递进，把“格物”、“致知”、“诚意”、“正义”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加强个人的自律，然后有己及人，从格物到修身都是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譬如南朝的江淹，起初为送带安王刘子真的教师兼幕僚，刘子真给朝廷的在奏章公文皆出自江淹之手。刘子真命丧于皇位之争，江淹转至建平王刘景素幕中，因才高欺气盛被同僚所忌，被诬下狱，狱中作《诣建平王书》，此文历来被视为书表类文章中的名篇，打动了建平王而获得释。后任徐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和巴陵王刘休若的幕府。不久，有重归建平王府中做秘书长。者时期江淹所作的《报袁叔明书》，被视为可与《报任安书》齐名的文章。刘景素有夺皇权之野心，江淹再三谏疏，无效，江与刘的关系渐次疏远。不久，刘休范起兵叛乱，朝廷大臣萧道成、袁桀等，曾以皇帝的名义叫江淹起草《赦为朝贤答刘休范书》，这篇公文指斥刘休范背叛朝廷。但因撰此稿，江被刘景素赶出幕府。萧道成代宋之前，江淹转入萧府中，帮其剪除沈攸之，为建齐代宋出了汗马功劳。萧府绝大多数的公文均出自江淹之笔。后任尚书左丞、中书郎。永明以后任御史中丞。明帝后期任秘书监（秘书长）之职。江淹少时文名显赫，后期则鲜有文学佳作问世，因此落得个“江郎才尽”之名。事实上，他一生都在努力奔波，倾取所力做好秘书工作，安邦治国、佐皇施政。远大的志向需要高尚的人格和道德作保障，要实现人生价值，就必须保持自己的人格，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以实现弘道行仁的志向。

现代秘书同样要如此，要懂得良好的个人道德修养是秘书实施礼仪的首要条件。在处事中，要以是非标准而不能一地位、职位高低论曲直，也不能感情用事。思想要健康，作风要正派。要与人为善，乐于助人。提批评、建议要出于“公心”，帮助他人要出于“诚心”。对上级要尊重，对同事要谦虚，对群众要理解。与人共事，无论职务高低，都不能随便伤害他人的感情。要忠诚、老实。办事可靠，不虚伪，不轻浮。秘书更要白正自己的位子，在与人交往处事中，要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能超越权限，不能摆出领导的样子，也不能凭借领导的权势装腔作势，让人讨厌；属于领导拍板定案的事，秘书不能随意开口，更不能包办代替。

这也恰恰融合了儒家的“崇德”思想，就是解决秘书自身的关系，即秘书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易经·大传》的“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文言·坤卦》

）就充分包含了此内涵：敬以直内，就是（秘书们）要专心一致不旁逸，能控制自己对外来刺激的反映并加以抉择；义以方外，就是（秘书们）使自己的言行皆符合道德原则。《彖传》有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即顺，地势是顺，载物就是包含许多物类；君子（秘书们）应效法大地的胸怀，包容各个方面的人，接纳不同的意见，使他人和万物都得以各遂其生。

（3） 仁义取向——求仁得仁

不单单是秘书人员，无论是谁，都要存着这样一个心态：礼仪当头，施与受并存。儒家认为：“仁者，人也。”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拥有财富，不在于身居高位，声名显赫，甚至不在于他有多少知识，有多少发明创造，而在于他具有高尚的道德—仁义。故荀子说：“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仁”的境界之所以是一种主客交融、物我两忘的最高人生理想境界，就在于“仁”的实现是本于天理的至理、至德和至善。仁的基本精神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具体来说，仁既是自强不息，也是助人有成，是人己兼顾，是对他的尊重，是由己及人，是以自己为起点，从我做起。仁既包含情感上的爱与物质上的扶助，同时更注重道德上的提高；既注意他人物质生活的维持，更注重他人道德品质的提高。仁者对他人的爱助，其目的在于使其成为有仁德有成就的人。这种“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者，也就是极高的人生理想境界的实现。

总之，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圣人实际上给秘书们设计了很高的人生理想，它强调了对内心仁德的自觉，肯定可主体精神的伟大和崇高，要求秘书们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应终生不懈的努力，要以天下为己任，不怕任何挫折和磨难。孔子的弟子曾经说得好：“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远。刃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乐乎？”可以说，达到“仁”的理想境界，也就是“圣人”、“大丈夫”。爱仁以德，立人达人，忠孝信义，宽信敏惠，智勇刚朴，心胸坦荡，有浩然之气，对社会、对人生都有强烈的责任感。

这种“仁”的境界看似与秘书礼仪素养相去甚远，其实不然。礼仪本就以道德为依托，而儒家看来，道德的最高境界便是“仁”。行为言表，言为心声，是人所共知的，礼仪如果不以社会公德为基础，以个人的文化素质、品格修养为基础，而只在形式上下工夫，势必事与愿违。假文明、假斯文者，东施效颦的笑话是屡见不鲜的。所以，治本的方法还是加强道德的修养，特别是公共道德的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