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

施蛰存七十年文选(散文)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    一九二九年春，美国、法国、日本，都出版了好几种介绍苏联文艺理论的书。苏联出版的《国际文学》月刊也每期都有文艺理论的介绍。当时，日本文艺界把苏联文学称为“新兴文学”，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称为“新兴文学论”。他们出版了一套《新兴文学论丛书》。我和戴望舒、苏汶买到了一些英法文本，冯雪峰从内山书店买到了日文本。于是引起了我们翻译介绍这些“新兴”文艺理论的兴趣。    雪峰建议大家分工翻译，由我们所办的水沫书店出版一套《新兴文学论丛书》。并且说，鲁迅先生也高兴参加翻译。我们考虑了一下，认为系统地介绍苏联文艺理论是一件迫切需要的工作，我们要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先从理论上打好基础。但是我们希望，如果办这个丛书，最好请鲁迅先生来领导。雪峰答应把我们的意见转达给鲁迅。酝酿了十来天，雪峰来说：鲁迅同意了，他乐于积极参加这个出版计划。不过他只能作事实上的主编者，不能对外宣布，书上也不要印出主编人的名字。雪峰又转达鲁迅的意见，他不赞成用《新兴文学论丛书》这个名称。    此后，我们经过考虑，把丛书定名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仍由雪峰向鲁迅联系，着手拟定第一批书目，分工翻译。    最初拟定的书目共十二种：    ⑴《艺术之社会基础》　卢那卡尔斯基著　雪峰译    ⑵《新艺术论》　波格但诺夫著　苏汶译    ⑶《艺术与社会生活》　蒲力汗诺夫著　雪峰译    ⑷《文艺与批评》　卢那卡尔斯基著　鲁迅译    ⑸《文学评论》　梅林格著　雪峰译    ⑹《艺术论》　蒲力汗诺夫著　鲁迅译    ⑺《艺术与文学》　蒲力汗诺夫著　雪峰译    ⑻《文艺批评论》　列褚耐夫著　沈端先译    ⑼《蒲力汗诺夫论》　亚柯弗列夫著　林伯修译    ⑽《霍善斯坦因论》　卢那卡尔斯基著　鲁迅译    ⑾《艺术与革命》　伊利依契（列宁）、蒲力汗诺夫著　冯乃超译    ⑿《苏俄文艺政策》（日本）藏原外村著鲁迅译    这是雪峰和鲁迅拟定的选目。当时戴望舒正在译伊可维兹的《唯物史观文学论》，刘呐鸥在译弗理采的《艺术社会学》，暂时不编入。雪峰还在译伏洛夫斯基的《社会的作家论》，因为已约定给光华书局，也没有编入。我因为手头有别的译事，没有分担。    在这十二本丛书里，鲁迅担任了四本，可见他是积极支援我们的。从一九二九年五月到一九三○年六月，这个丛书陆续印出了五种，即第一至五种。后来《唯物史观文学论》和《艺术社会学》都加入在这个丛书中，一共出版了七种。鲁迅译的《艺术论》，后来转给光华书局印行了。    我现在已记不起，不知在什么时候，这个丛书改名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大约是在一九三○年三四月间，可能是由于当时形势好些，我们敢于公然提出马克思主义。但是，不久，形势突然变坏了，《论丛》被禁止发行，第六种以下的译稿，有的是无法印出，有的是根本没有译成。    鲁迅译的《文艺与批评》排印的时候，要加入一张卢那卡尔斯基的画像。我们找了一张单色铜版像，鲁迅不满意。他送来一张彩色版的，叮嘱要做三色铜版。我们尊重他的意见，去做了一副三色铜版。印出样子，送去给鲁迅看，他还是不满意，要求重做。铜版确是做得不很好，因为当时上海一般的制版所，对于做三色铜版的技术还不够高明。这副三色版印出来的样页，确是不如原样。但鲁迅送来的这一张原样，不是国内的印刷品。因此，我们觉得很困难。送到新闻报馆制版部去做了一副，印出来也还是不符合鲁迅的要求。最后是送到日本人开的芦泽印刷所去制版，才获得鲁迅首肯。今天如果还有人收藏鲁迅这本《文艺与批评》，请欣赏一下这一张插图画像，这是当年上海所能做出来的最好的三色版。    鲁迅有极高的艺术欣赏力，他也极其热爱艺术。他对于书籍的装帧插图，从来不随便。我记录这一副三色版卢那卡尔斯基画像的故事，可以作为鲁迅爱好艺术的逸话。二、为了忘却的记念    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鲁迅在日记上写道：“下午雨。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为记念。”这一天所作的文，就是《为了忘却的记念》。在文章的末尾，鲁迅也记下了写作月日，但却是“二月七——八日”，好像这篇文章写了两天。这篇文章有七千字，需要写两天才完成，这是极有可能的。但是我以为，鲁迅这样记录，并非表示这篇文章写了两天，而是因为文章中说：“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可知柔石被害的准确时日，没有知道。鲁迅虽然在日记中写了“前年是夜”，在文尾却更准确地写了“二月七——八日”。可见鲁迅这样写的意义，还是为了记念柔石。    这篇文章发表于我主编的《现代》杂志第二卷第六期，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出版。我在二月二十八日写的《社中日记》里曾交代过，大意说此文本来应当在第五期上发表，但是因为文稿到达我手里时，第五期已经排版完成，来不及补编进去，不得不搁迟一个月，才能和读者见面。    无论如何，鲁迅在二月八日肯定已经写成了这篇文章，如果在二月十五日或迟至二十日以前交到我手里，我一定有办法把它排进三月份出版的第五期里，让读者可以早一个月读到。但是事实上我收到这篇文章已在二月二十日以后。然则，从二月九日至二月下旬这十几天里，这篇文章在哪里呢？    柔石、殷夫、胡也频等五位青年作家被害之后，鲁迅曾在愤怒和悲痛的情绪中写了一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发表在当年四月出版的《前哨》月刊《纪念战死者专号》上。在那篇文章里，鲁迅控诉了“敌人的卑劣的凶暴”，但没有提起五位青年作家的姓名，而且仅署了笔名L·S。    对统治阶级的暴行的愤怒，对被害的革命同志的哀悼，在鲁迅心中始终不能消释。它们被勉强压抑了整整二年，终于在这个二周年纪念日又爆发了。这就是鲁迅自己说的：“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这里所谓“积习”，不应该理解为写文章的“积习”，事实上是革命的同志爱的“积习”。    在这篇文章里，鲁迅说出了五位被害青年的姓名，说出了他们被害的地点和年、月、日，还说出他们被迫害的情况。这些都是以前报刊上从来没有公然透露的，在鲁迅的文章中也是从来没有这样直言无忌的。但是，尽管如此，鲁迅写这篇文章，还是竭力保持“沉静”，琐琐地叙述他和柔石、殷夫的友谊交往，完全从悼念青年文学朋友的角度着笔，而没有像《前哨》上发表的那篇文章那样地厉声痛斥“统治者”。    鲁迅给《现代》的文章，通常是由冯雪峰直接或间接转来的，也有托内山书店送货员送来的。但这篇文章却不是从这两个渠道来的。那一天早晨，我到现代书局楼上的编辑室，看见有一个写了我的名字的大信封在我的桌上。拆开一看，才知道是鲁迅的来稿。问编辑室的一个校对员，他说是门市部一个营业员送上楼的。再去问那个营业员，他说是刚才有人送来的，他不认识那个人。这件事情很是异常，所以我至今还记得。    后来才听说，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先生不敢用，才转给我。可知鲁迅最初并没有打算把这篇文章交给《现代》发表。    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也有点踌躇。要不要用？能不能用？自己委决不下。给书局老板张静庐看了，他也沉吟不决。考虑了两三天，才决定发表，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犯禁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    于是，我把这篇文章编在《现代》第二卷第六期的第一篇，同时写下了我的《社中日记》。    为了配合这篇文章，我编了一页《文艺画报》，这是《现代》每期都有的图版资料。我向鲁迅要来了一张柔石的照片，一张柔石的手迹（柔石的诗稿《秋风从西方来了》一页）。版面还不够，又配上了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画《牺牲》。这是鲁迅在文章中提到并曾在《北斗》创刊号上刊印过的。但此次重印，是用我自己所有的《珂勒惠支木刻选集》制版的，并非出于鲁迅的意志。这三幅图版还不够排满一页，于是我又加上一张鲁迅的照片，题曰：“最近之鲁迅”。这张照片，并不是原件，是我在仓促之间从鲁迅和别人合摄的照片上剪截下来的。我现在已记不起原件是什么样子，仿佛是鲁迅在宋庆龄家里和萧伯纳合摄的。但并不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那一张。那一张是鲁迅、萧伯纳、蔡元培三人的合影，就是鲁迅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一文中提到过的。在那一张上，鲁迅的姿势不是这个样子。萧伯纳是在同年二月十七日到上海来的，所以我题作“最近之鲁迅”。三、一幅漫画像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十八日，鲁迅返北平省亲。    二十二日，在北京大学讲演，题目是《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同日，又在辅仁大学讲演，题目是《今春的两种感想》。二十四日，在女子文理学院讲《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二十七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讲《再论“第三种人”》。二十八日，在中国大学讲《文艺与武力》。这就是所谓“北平五讲”。    在十二月中旬，有北京的朋友给我寄来了有关这次演讲的两张照片和一方剪报。照片的说明，一张是“鲁迅在女师大操场演讲”，一张是“鲁迅在师大操场演讲”。剪报是一段登载在《世界日报》上的《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我得到这两张照片，非常高兴，肯定他们是新文学史上的重要史料和文物，当时还未见别的刊物发表。我于是把它们编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出版的第二卷第四期《现代》杂志的《文艺画报》中，三件占一页。    按照惯例，我把《文艺画报》中所用的图片编定以后，就交给书局中一位美术员去制版拼版，我不再过问。岂知这一期的《现代》印出来之后，发现《文艺画报》这一版上多出了一幅鲁迅的漫画像。这幅漫画把鲁迅画成一个倒立的漆刷，似乎很有些谐谑意味，也可以认为有些不敬的讽刺。我看了很不愉快，立即去问那位美术员，这张漫画是从什么报刊取材的，他为什么要擅自加入这张漫画。那位美术员说：因为这一页的两块铜版、一块锌版的大小比例没有做好，版面太空了，所以他临时画一个漫画来补空。    我听了他的回答，实在有点哭笑不得。这位美术员是个老实人，画这个漫画只是出于好玩，并无恶意，况且书已印出来了，无法消除，只好默尔而息。    这个漫画，当时并未引起读者注意。因为那时中外报刊上这一类漫画很多。直到前几年，曾有鲁迅研究工作者来问起。那时我手头没有《现代》杂志，来问的人也没有把书带来，我就无从记忆。今年五月间，检阅了全份《现代》，才看到这个漫画，因而想起了它的情况。    　　　　　　　 一九八○年十一月四日    ------------------　　黄金书屋 扫描校对